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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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

　　四五年前在隆冬的晚上和表姊看霞飞路上的橱窗，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
的帽子，帽子上料吊着的羽毛。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
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颔指指点点，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
白的花。近来大约是市面萧条了些，霞飞路的店面似乎大为减色。即使有往日的风光，也不
见得有那种兴致吧？

　　倒是喜欢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张着绿布帷幕，帷脚下永远有一只小狸花猫走动着，倒
头大睡的时候也有。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光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
氲至天明不散。在这“闭门家里坐，帐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平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
而不来收帐，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们的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知。天下事大抵如
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喜欢被教训的人
，又可以在这里找到教训。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阳
地里，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
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
饭是不可以的。”她的声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级外国语教科书的口
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话中有话。其实并没有。

　　站在麻绳跟前，竹篱笆底下，距我一丈远近，有个穿黑的男子，戴顶黑呢帽，矮矮个子
，使我想起《歇浦潮》小说插图中的包打听。麻绳那边来了三个穿短打的人，挺着胸，皮鞋
拍拍响——封锁中能够自由通过的人，谁都不好意思不挺着胸，走得拍拍响——两个已经越
过线去了，剩下的一个忽然走近前来，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他搀到那边去了
，一句话也没有。三人中的另外两个也凑了上来，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撒开大步，一
霎时便走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捉强盗。捕房方面也觉得这一幕太欠紧张，为了要绷绷场面，事
后特地派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到场弹压，老远地就拔出了手枪，目光四射，准备肃清余党。我
也准备着枪声一起便向前扑翻，俯伏在地，免中流弹。然而他们只远远望了一望，望不见妖
氛黑气，用山东话表示失望之后，便去了。

　　空气松弛下来，大家议论纷纷。送货的人扶着脚踏车，掉过头来向贩米的妇人笑道：“
哪儿跑得掉！”一出了事，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哪儿跑得掉！”又向包车夫笑道：“只差
一点点——两个已经走过去了，这一个偏偏看见了他！”又道：

　　“在这里立了半天了——谁也没留心到他！”

　　包车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着胳膊道：“这么许多人在这里，怎么谁也不捉，单单捉
他一个！”

　　幸灾乐祸的，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可爱。

　　路上的女人的绒线衫，因为两手长日放在袋里，往下坠着的缘故，前襟拉长了，后面却
缩了上去，背影甚不雅观。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路人”这名词在美国是专门代表“一般人”的口头禅。
新闻记者鼓吹什么，攻击什么的时候，动辄抬出“路人”来：“连路人也知道”“路人
所知道的”往往是路人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路上看人，人不免要回看，便不能从容地观察他们。要使他们服服贴贴被看而不敢回
看一眼，却也容易。世上很少“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的人
物。普通人都有这点自知之明，因此经不起你几次三番迅疾地从头至脚一打量，他们或她们
便浑身不得劲，垂下眼去。还有一个办法，只消凝视他们的脚，就足以使他们惊惶失措。他
们的袜子穿反了么？鞋子是否看得出来是假皮所制？脚有点外八字？里八字？小时候听合肥
老妈子叙述乡下打狼的经验，说狼这东西是“铜头铁背麻秸腿”，因此头部与背脊全都富于
抵抗力，唯有四条腿不中用。人类的心理上的弱点似乎也集中在下肢上。

　　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
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
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呶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在不
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
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初学拉胡琴的音调，也是如此。听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欢听他调弦子的时候，试探的，
断续的咿哑。初学拉凡哑林，却是例外。那尖利的，锯齿形的声浪，实在太像杀鸡了。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
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
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打　　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
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
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
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
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
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
。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
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是为仔我要登坑*K？”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
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
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
去，到底不大好。

草　炉　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
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

　　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
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
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
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
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
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
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
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
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
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
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
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

　　《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
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
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
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

　　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
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
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
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ｎ）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
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
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
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
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
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
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
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
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
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
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
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
，不是主题歌。

　　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
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
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中国人的宗教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
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
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遍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
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
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
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
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
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
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
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
得天翻地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
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
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
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
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
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
连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
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
上的意义。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通的宗教背景。

　　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
。这模糊的心理布景一大部分是佛教与道教，与道教后期的神怪混合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
脑里浸了若干年，结果与原来的佛教大不相同了。下层阶级的迷信是这广大的机构中取出的
碎片——这机构的全貌很少有人检阅过，大约因为太熟悉了的缘故。下层阶级的迷信既然是
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就不是迷信。

　　这宇宙观能不能算一个宗教呢？中国的农民，你越是苦苦追问，他越不敢作肯定的答复
，至多说：“鬼总是有的吧？

　　看是没看见过。”至于智识阶级呢，他们嘴里说不信，其实也并没说谎，可是他们的思
想行动偷偷地感染上了宗教背景的色彩，因为信虽不信，这是他们所愿意相信的。宗教本来
一大半是一厢情愿。我们且看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地狱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
不依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