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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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去，可是听到老人仍在过道，只好挣扎着穿衣服，勉强穿上我就冲出浴室往屋里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朦胧感到儿子叫我，妈妈，妈妈怎么了？原来我已经躺在地上，才意识到自己中了煤气，还好脑子没糊涂，赶紧喊，闹闹，开窗！开窗！闹闹开了窗，一股冰冷的北风刮了进来，我这才慢慢爬起来，让闹闹扶着拽着上了床。　
　　多少年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孩子们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我也从没向孩子们复述过当年的情景，是我太理智，太冷漠了，还是往事不堪回首？我说不清。　
　　　
　　负　疚　
　　　
　　心理学家认为，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　
　　听到或看到类似的报道，我就有一种负疚之感。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比较普遍的心态，而我们，从孩子一生下两人就有一种共识：别让他们立大志向，太拔尖。一辈子过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平安就是福。　
　　过来人会理解我们。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反右派时的批判还大致围绕所谓“罪行”上纲，当右派后行政级别被降四级，“文革”批判时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岁时定为行政：十四级，可见十四级真是害苦了他），也许会幸免于当右派的厄运。而我，也吃亏在于除了日常上班、过日子，太喜欢想这想那，不安分，不驯服，该装糊涂的时候过于“清醒”，该随大流表态转弯子时又太执着。　
　　1957年我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思想不通，并且公然说了出来；1958年下放沧县参加整风补课时，我没接受教训，竟然贴大字报说想不通他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说，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是靠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说如果邵是右派，我更是右派。　
　　后来得知，下放工作团的领导核心中，有三位老同志：重庆《新华日报》来的陈竞寰、胶东来的王治本和晋察冀来的马映泉（前二位已去世），力保我这个坦率得近似犯傻的人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成右派。真是菩萨心肠。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多次见我，从不提这事；燕祥和我从侧面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真诚地祈求上帝：去世的二位上天堂，在人间的马老健康长寿！　
　　我把话说远了，还是回过头谈子女教育吧I　
　　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不可能让我对下一代有什么过高的期望。我是碰运气才上大学新闻系的，如果晚几年考大学，像我这样的出身，充其量也只能上师范，还得各门功课优秀。　
　　我们的一儿一女生于六十年代初，那是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政治气氛还不那么逼人的年代。我们大约过了两三年平安日子，也没敢忘乎所以想培养孩子成名成家。没多久，文艺界开始小整风，他就陷入越织越密的罗网，直到又一次灭顶之灾。我更加牢记“历史的经验”，千万不要出人头地，千万不要有不切合实际的梦想。　
　　“文革”前，孩子由婆母照料，我不知怎样感谢善良的婆母给孩子的温暖和教育，她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不功利，对心疼的孙子孙女从不打骂，可孩子真听她的。跟她一样，两个孩子从小就不虚荣，对人真诚、热心。孩子们永远怀念慈祥的奶奶，她去世十余年，没预先约定，孙儿孙女几乎每年都去八宝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　
　　那几年，我好像工作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基本不管孩子，记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时，半真半假的说我简直像后妈。我笑笑，反正是亲的，只不过顾不上就是了。　
　　“文革”中，我无言地承担起一切，承受了，不等于能很好地担起。　
　　我很矛盾，鸿鹄之志实现不了固然痛苦，完全让孩子当个随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　
　　他们的学习，我几乎不用操心，我担心的是他们对渺茫的未来缺少足够的准备。尽管七十年代初就有工农兵大学生，而在我家，直到1977年，上大学是我们绝对不敢提及的敏感话题。七十年代中期，“走后门”这一名词家喻户晓时，我再三对孩子说：“别人家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后门’，走后门上学，走后门参军，我们家只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学习深造，还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我都没法说，我总不能说靠自己只为混碗平安饭吃吧！反正我的所谓“教育”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的。　
　　从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从干校回京，将近八年时间，我在辛劳、不安、无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过。我本是温室长大的任性女子，对他，对孩子，从没耐心，以往我对孩子发火时，婆母或他可以缓冲一下，如今，全靠我一个人。当我情绪比较平稳或理智时，格外心疼孩子，耐心告诫他们学习要认真，做人要诚实。当无法抵御的厄运来临时，在众人面前，我不得不冷静、从容；回到家里，不能也无法跟孩子说清自己的心境，充塞在心头的忧闷、委屈越积越多，越积越浓，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大约是1968年冬天，闹闹刚上一年级，有一天中午回家忘了戴帽子，我坚持让他返回学校取，他说丢不了，下午还要上学。半年前，孩子的父亲被军管小组宣布为专政对象，这无疑相当于最后定案，那一阵我的心绪坏到极点，终于控制不住了。我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不全是跟孩子撒气，是的，那一阵我确实想得很多：谁知遭以后会把我们一家发落到哪儿，儿子将来会面临什么祥的命运？从现在开始就全家要格外节俭……先是板着脸教训，他很拗，不肯到学校取，两人相持不下，我动了手，他还是不去，气愤之下抽了他一个耳光，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邻居高姥姥过来相劝，他终于委委屈屈地回学校取来了帽子。他走以后，我也暗暗啜泣，我是怎么了，难道孩子不去学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委屈，心里苦，怎能迁怒于他一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儿。　
　　闹闹从小最受爷爷奶奶疼爱，爷爷去世后，奶奶更是爱这个孙子，燕祥也是好脾气，说话从来都是细声软语，只有我偶尔给过他“厉害”，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两年，我只含糊其词地说爸爸不住这儿，奶奶家也很少让去，他也不多问，更没有为不让上奶奶家哭闹过。多懂事的孩子！我委屈，孩子难道不委屈？　
　　事后，我有点后悔，可过于要强的个性又不允许我向年幼的儿子道歉。后来他长大了，“再怎么说，你不该打我”，我终于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检讨。　
　　如今，闹闹、甜甜都已长大成人。他们的童年、少年虽说没屹过苦，但也确实成长在二个没有父爱的家庭，而我对孩子又没有足够的温存和耐心。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情商发展终究有不利影响。当然，我一直注意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好品德。我很自信，他们不会为虚荣所惑，为钱财所害，但是我又很迷茫，我担心，过于执着、正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会不会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他们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阶级斗争的罗网，但是他们能逃脱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罗网吗？我也真没把握。但愿他们能做个无愧于良知又不至于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识分子，我也只能这么企盼。　
　　记得八十年代，我读过高红十的一篇散文，说起她们那一代知青在农村足足锻炼了八年还多，她说，有些人因为有了八年（大约是指抗日战争）而受人尊敬，并且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我们最好的八年献给了农村，却连工龄都不算……（后来经各方一再呼吁，才得到解决。）从1966年初夏到1974年他从于校回京，是我难忘的八年。作为受冲击的右派家属，我不能说受过多少折磨，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门，甚至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八年在我确实是难熬的，朋友们赞许我为工作，更为维护这个家尽了力，我，只有我，心头永远感到不安，歉然，内疚。　
　　我启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红楼记事
蒋寄梦　
　　我们这种人“文革”开始被叫得很难听，后来上面发给了我们一个雅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倒像是一句好话，挺让人感动的。可细细想想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缺了点什么。缺文化教育？大家都要上学，没人能够一落地就识字；缺思想觉悟？我心里也是不服。我要是没觉悟敢把党委书记搬上漫画？别以为造反派好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大家基本上不再关心学业，但是我并没有把光阴虚掷，我做成过一些事情，用句时兴话就是演绎了一段精彩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事迹是我向文化大革命贡献了幽默，并把它用来制作漫画。第一张漫画大约是六六年十月初面世的，这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短短的半个月便把红楼底层全部贴满，那长长的走廊一时成了我们的画廊，红楼是上海戏剧学院一栋教学大楼，因为通体红砖红瓦，而被叫作红楼。红楼有四层高，它雄踞校园腹地，扼守南北的交通要冲，我们于此布下阵地向院党委发起强攻，说明我们还有点军事眼光。但六月份那时我们还没这个实力，总形势不太妙，我们被迫退却，将红楼让给了对方。那些日子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基本上昼伏夜行。天一黑我们几个就相约悄悄地来到了校园东南一座树林里，林子不大，几株桷树，一丛灌木，月光下树影婆娑，静谧而美丽，我们的反围剿斗争就在这片林子里展开，我那些漫画作品也在这沁人的夜气中开始酝酿。但由于革命正处于低潮，一切艺术活动只是停留在构思状态，尚未将创作提上议事日程。　
　　最初跑进林子来聚义的有十来个学生，这中间除了我，还有一个带资字头，其余均根正苗红无出身之累。我同他们混在一起与强大的院党委对抗，连我的对手都替我感到害怕。那是我系的一个同学，在我去树林的路上把我截住了。我俩平时关系不错，六月以后便势同水火。不过他还是决定给我一个仁至义尽。他站在一盏灯下，同我谈话时始终保持着两米的距离。由于打着顶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听得出他的语气中带着怜悯。他问我：五七年曾经有一个反右，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又问：历史如果重演，戏剧学院第一个右派应该是谁，知道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没作声。他说：想一想吧。说完便决然而去，有点各为其主的味道。这位同学的策反最终没能成功，主要是他低估了我对党的信赖。党的政策重在表现，我能够读上大学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雨露滋润别人，也滋润了我，我没有理由放弃革命背上出身的包袱。原先我并没有打算当造反派，“文革”开展以来院党委带领我们批《早春二月》批《海瑞罢官》批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的热情越批越高，到六月上旬学院已是遍地开花“牛鬼”满棚。事实证明院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得力的，群众也是拥护的。接着院党委按照上面的部署引火烧身欢迎大家提意见。这几年学院问题不少，作为领导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批评建议陆续上墙，一篇篇言词恳切，场面十分感人。　
　　没过几天情况发生突变，是因为赵全国贴了一张大字报。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可这人胆子不小，院党委的一些问题看似平常，经他往纲上一提，那红旗就成为黑旗，共产党也变成了保皇党。大字报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贴出的，到天亮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感情比较脆弱，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就在这天中午，我坐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陷入了沉思，我想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这时候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带着这个目的我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我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五名同学，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的一番好心被群众严重误解了，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我们被看成了赵全国一党，我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起初，我们的压力很大，不久最高统帅下达了炮打司令部动员令，形势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仍有许多同学死保着院党委。这让我痛心疾首，于是就创作了这幅漫画。　
　　这时候我们已走出树林重返红楼，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天气转凉，西风凋碧，在这落叶深秋，迎来了我们艺术创作的春天，根据蛇打七寸的原则，我首战就把党委书记推上了墙。漫画是我的拿手活，我很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弄成奇丑，再画龙点睛，给它个呼之欲出，我班同学没一个能逃脱我的魔手。关于这点党委书记本人也有一个说法，不过这话她是在四年以后说的，那时候她同造反派女生张炼关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过去的对手成了知心难友。回首当年点评得失，于是说到了这张画。党委书记首先对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给予肯定，而后她说：这事把我们全家都惊动了，我婆婆同我很亲，马上跑过去看，老太太一下子就从画上认出了我，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吓煞了。党委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说到这里却动了情，郁郁地半天没再作声。　
　　我的才能远不止此，这画的构思也很巧妙，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镬子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镬子里的粥比喻党委指示，饱与保谐音，所以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我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我系的那个同学当场就跳着脚骂我狗崽子，更多的人则拿笔直接在画面上“戳一枪”。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画拍手称快，那时候大串联已经开始，一个河南来的学生说，他那个学校的领导也常常请学生干部“吃粥”。他把每次“吃粥”的时间地点以及引起的保皇浪潮都详详细细“戳”在了我的画上。随着漫画作品的不断涌现，红楼那长廊天天人似潮涌，热闹如龙华寺的庙会。每当人群散去，总留下一墙的斑驳，疮痍满目，那场面好不叫人得意！但这种得意没维持多久我就栽了，给我带来了悲惨命运的是另一张漫画。　
　　这时工宣队已占领学院，红楼再度易手。几百名产业工人开进校园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捉进隔离室，让灿烂的笑容又回到了昔日对手们的脸上，文化革命的箭头这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一天我被关押的教室里走进一名同学，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是我的学弟。也许对我带点崇拜，他常常模仿我的笔迹写毛笔字，也一直在收集我的作品。此人原来也是造反派，据说因为能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而被工宣队派进了专案组。他坐到我的对面，拿出一幅画让我认。题目为《大人物》，画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