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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1期-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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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夫人，与毕业于威尔斯里学院的一位美丽的、在《亚洲》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中国姑娘结婚，他本人也皈依荚以美教派。（《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内战中。
当汪精卫1934、1935年致力于“求和”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放在清剿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内战中。即便中共的中央红军1934年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创，不得不撤离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也仍未放松对红军的追击；即便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受到多方势力的猛烈抨击并突然遇刺受伤，不得不辞职而去，蒋介石的外交方针也没有因此马上改变。
中国必须抵抗侵略，不然就无法面对民众的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对此想必十分清楚。但他更坚决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最大的敌人，必须彻底剿灭之。“攘外必先安内”——在他那里，是无法更改的国策。于是，在坚决反共这一点上，蒋介石与侵略中国、威胁他的统治的日本，实在是又有共同语言。
因此，当苏、日爆发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是否会与苏联重归于好，其反共国策是否随之改变，必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直到《时代》把蒋介石放在封面上的时候，外界还没有看到他的变化迹象：
日本正在进行的一场战斗，也是针对共产主义，这正是蒋介石委员长多年来所进行的战斗。在苏联军队与帝国军队、南京政府及蒋委员长之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事业依靠于右翼而非左翼。右翼的主要方面一般属于日本帝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在最近的突发事件中，蒋委员长如认为可以得到苏军支援进行战斗，那么他可能是完全改变立场，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上周中国政府在东亚日、俄之间的大战中并未发挥作为，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已经与东京互派新的外交使节，相信彼此都为之满意。具有中国式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高喊抗日，燃烧起中国的激进主义，最近却受到蒋委员长的怒斥：
“你们既然说要打仗，那就参军去！”
如果他们参加蒋的军队，这些学生最有可能是被派去对付共产党，极少有机会去与日本帝国打仗。（《时代》，1936年1月24日）
“对付共产党”——这正是蒋介石几年来的主要行动。独裁者（Dictator）——这一专用名词也成了《时代》对蒋的称谓：
当然，过去五年里蒋的最成功的战斗，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
独裁者当时认为不可能战胜日本，故放弃与日本对抗，转而调遣大批军队围剿共产党军队。……1934年，中国造反的共产党大批军队在江西被蒋清剿，委员长的军官等候命令，他们信心十足地向他保证，如果采取措施将红军赶到“海里去”，即南面的海岸地带，他们在那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消灭。
共产党却没有被赶到海里去。他们逐步撤向内地，在独裁者军队的紧紧追赶下，行程两千英里，穿越七个省份，一直走到他们现在所在的甘肃，他们没有被消灭。这些省份，过去大部分统治者都不听从独裁者蒋的指挥，但在受到红军的攻打之后，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开始欢迎蒋的军队，虽然并不情愿。
日本一直对中国有猜疑。上周，东京的评论家发表评论，认为独裁者蒋如果最近与独裁者斯大林签订了苏中军事援助的秘密协定，那么他就会加强其目前的强大防线。此点尚无证实，但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中国也相当怀疑日本和德国也签订了军事援助的秘密协定。（《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与此同时，《时代》也注意到了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所采取的与蒋介石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的做法：
共产主义在穷苦阶层中煽动对中国人的威胁，是官方新闻检查官严厉禁止的话题。上周，一位中国著名的领导人、保守的“模范督军”、北京西南方向的山西省的阎锡山元帅，就此问题明确表达看法。温和的省长注意到并一直敦促南京的委员长，考虑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将每个村庄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有能力的村民。这一简明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每攻下一座村庄后所宣传的主张，并在此之前，先把地主杀掉。阎元帅采取的方式是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强迫他们以土地来购买为期十五年的政府公债，在十五年里，它也许值钱，也许分文不值。
这位阎大元帅说：“我的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传播到我的山西省。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聚集在陕西，就靠着我的边界上。他们许诺分给农民土地。如果我们开展我所建议的这一改革，在共产党进入山西之前，我的省里的农民就会已经非常满足，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来促使他们参战，抵御进攻，保卫家园。”（《时代》，1936年1月24日）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解冻”中。
苏、日关系恶化，最终爆发军事冲突，的确为蒋介石提供了改变国策、避免重蹈汪精卫覆辙的可能。恰如上面《时代》报道中所提到的兰些日本人担心的一样，蒋介石开始了重新拥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秘密之旅。
实际上，国、共之间的“解冻”之举，是在1935年冬天开始启动的。当然，这样的举动当时不可能为外界所知。据相关史书记载，1935年冬，国民党先由宋子文，后由陈立夫主持，寻求和中共的联系。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帮助下，国民党人士与中共北方局的一位领导人周小舟取得了联系，周小舟传达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条件：1．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等。1936年年初，苏、日爆发军事冲突，无疑加快了“解冻”过程，国、共的接触进入到更高级别：
1936年2月，蒋介石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国共自1927年决裂近十年后恢复接触。本月王、邓会谈。邓表示蒋决定与中共谈判，并提出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建议。王明建议同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接触，以便谈判具体条件。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毋庸置疑，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引导与推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据史料，1935年7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于是，在1936年，国、共两党之间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会面、决策在历史场景中出现了。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与蒋介石委派至西北地区指挥“剿匪”的总指挥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此时，延安是张学良的指挥部所在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还在保安。史书一般认为，周、张的会谈是双方的秘密和解，但我更倾向于把它放在国、共开始“解冻”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在强调张学良厌战、反对继续“剿共”的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内在影响力。
无论如何，在国、共关系一步步的缓缓解冻中，历史的天平开始向中国红色的西北倾斜。时间将证明，这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倾斜。
中国在哪里？
中国在屈辱中。
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一直承受着日本军事、外交双重的屈辱，这在世界目光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1936年11月9日，当蒋介石在一年内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中国承受的屈辱，是《时代》首先报道的内容：
尽管中国的脸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羞辱，蒋委员长没有改变基督教式的左脸挨打后再把右脸送过去的政策。他甚至命令警察驱赶和逮捕成百上千在北平、上海、天津举行抗日游行的中国学生。……仅仅在日方要求下，中国史学家也将反日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时代》，1936年11月9日）
“中国史学家也将反日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时代》的这一说法，事出有因。
正好我搜集到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一是初版本，出版时间为1934年2月；一是第五版，出版时间为1937年6月，对照两个版本，可以看到一些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在新的版本中被删除了。关于这些删除，实有必要详为介绍。
“小学生文库”的主编为王云五、徐应昶；编辑人有周建人、赵景深等。《东三省》一书由臧启芳、曹树风编。经校勘，与1934年2月的初版相比，1937年6月第五版的《东三省》主要有以下删除：
一、第五章《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第63页至第101页）全部被取消。本章计有以下各节：1．侵略的野心；2．侵略的历史；3．侵略的一般：交通、行政、军事、产业、土地、人口、金融、教育、司法；4．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事变的情况，事变的原因，事变的扩大；5．日制满洲国出现的前后；6．国联处理东三省问题的经过。
二、第七章《青年对于收复东三省应有的认识》（第125页至第136页）全部被取消。本章计有以下各节：1．破除错误心理；2．永远抵抗暴日；3．依靠自己；4．利用环境；5．积极准备收复。
由此可见，一本本来只有一百多页的地理小册子，被删除的有反日内容的章节居然将近五十页。如今，把两个不同版本的《东三省》放在一起，除封面完全一样外，厚薄无论如何也难称为同一本书了。
在被删除的章节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不但国联不可依靠，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是为自己利害着想，对于我国没有爱护的理由。（第129页）
东三省问题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收复东三省的绝好机会，最主要的是善于应付，得到帮助，好驱除我们的敌人。到那个时节，如果不能利用，机会一经失掉，不但东三省没有收复的希望，要想国家复兴也作不到了！（第131页）
觉悟的青年！快下决心锻炼你们的能力和精神，作收复东三省的准备！现在把一个歌词写在下边，给你们作日常咏唱的资料：
东三省，东三省，／有地肥而广，／产物博且丰；／举世稀有之宝藏，／系我国脉与民命。／强邻窥窃数十年，／九一八，肆吞并，／彼强我弱唤奈何？／卧薪尝胆功夫永。／我们今日小学生，／他日中国主人翁；／主人翁，小学生，莫忘领土东三省！（第133页）
七十年过去了，读到这些被删除的文字，仍让人强烈感受到编写教科书的史学家胸间的痛切、悲愤和激昂！不仅仅如此，让人感怀的还有他们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对世界局势发展前景的准确预测。看到书中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字样及相关分析，不由得对他们的睿智油然起敬。须知，他们是在整个民族承受屈辱时写下这些文字的！
走出屈辱的一天迟早要到来。当1936年11月9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世界关注到的正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变化。
5 出 拳
1936年11月9日的《时代》，看到了蒋介石在屈辱中的出拳，少有地以兴奋的笔调渲染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做出的反击——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显然来得太迟，来得远远不够：
目前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消息，令世界观察家们兴趣浓厚地予以关注：中国终于挺起了脊梁，将与日本宣战。在过去六个月里，日本政府已做出明显姿态以缓解其咄咄逼人的好斗。过去两个月里，中国政府则开始表现其令人吃惊的大胆。东京与南京均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从而封锁了远东的这一特大新闻。然而，到了上周，渐为人知的情况是，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委员长，这位最轻量级的拳击手，在他迎来五十大寿之际，为他的国家打出了重量级的一拳，这是中国聪明的出拳，可能会将对手击倒，从而结束了将近十年来南京政府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政策。
在东京，外务省、军部、贸易部之间一直不和。蒋委员长越是成功地统一中国，购买美国战斗机，悄悄地修筑战壕，日本的战争机器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今年夏天，日本军界急于挑起新的战争，迫使外务省向南京派出大使川越，中国人十分厌恶他，仅仅几个月前，他在天津任日本领事，四处干涉，公然鼓励日本人、朝鲜人走私，他宣称：“我发现我们有法律把向日本走私货物视为犯罪，但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项日本法律规定日本人或朝鲜人向中国走私是犯罪。”
当川越大使气势汹汹乘坐日本军舰抵达中国时，蒋院长离开了南京，前去争取南方的联合。这下子，日本官员有充分时间来大喊大叫：“没有多的话！如果中国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日本将采取行动！”
让日本大使吃惊的是，当他向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将军提出要求时，他遇到了相反的要求——受尽屈辱的中国这些年里从未提出过的要求。中国一种新的精神已经出现。……
更让日本感到难受和吃惊的是，独裁者蒋回到南京后，拒绝与日本大使谈判。他多次接见日本使节，而且非常客气，但他坚持，必须由外交部长张群来处理外交政策和谈判。哑剧一般的外交中，日本的脸被客客气气地抽打了。（《时代》，1936年11月9日）
在外国媒体眼里，几年来总是在日本人面前唯唯诺诺的蒋介石和中国的外交官，这一次少见地表现出强硬态度，以特殊的冷落方式，开始了新的外交策略和风格。看惯了中国以往的屈辱，这无疑是令他们惊奇的变化。难怪《时代》把这称作“中国聪明的出拳”。
其实，在中国，更称得上“出拳”的是正在进行着的绥远抗战。绥远是当年的一个省，辖今呼和浩特、包头及周边地区。1936年6月，内蒙古的德王等在日本的策划下，组成了“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可将此看作年初苏、日军事冲突后的延续。8月，德王的军队向绥远东北进攻，民国政府任命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等率部抵抗，是为“绥远抗战”。
《时代》以欣喜的笔调描述中国外交的出拳，是在1936年11月9日出版的刊物上。就在第二天，1936年11月10日，伪蒙军由百灵庙进犯绥远北部，被傅作义的部队击退。到本月底，在塞外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冷中，中国军队由防御转向进攻百灵庙，顿时，百灵庙成为整个中国民众为之注目的焦点。11月24日，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全歼日伪军；12月9日，再收复大庙。这一天，距“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好整整一年。史书一般认为，在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绥远抗战是唯一一次中国打赢了的局部抗战。（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书）屈辱中，中国人终于打出了漂亮的一拳。
在蒋介石被选为封面人物的这一期《时代》，绥远抗战刚刚开始，刊物来不及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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