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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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鲸须与拳击
李　辉　
　　1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间有三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依次是：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止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在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蒋介石、溥仪、汪精卫三个人，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难以构成一个整体。但再过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演变，三人的排列就有了新的历史意味。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个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又与载沣的儿子站在了一起，都成了日本的傀儡。　
　　不过，1935年时的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无疑这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汪精卫心中一直笼罩着屈居第二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回到1935年。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林森。这位国民党元老，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无论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都低调应对，以散淡风格求得彼此相安无事。　
　　《时代》记者显然深谙南京政界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封面人物汪精卫在他们笔下出场时，是从林森和蒋介石开始，还特别配发了一幅林森的照片：　
　　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他说：“1929年日子很艰难，当许多人正在挨饿时，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大摆宴席上。”　
　　南京新修一座富丽堂皇的“白宫”，但林先生却低调地另租地方住。他大概觉得，这座白宫最好归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蒋介石委员长用。委员长却也作出姿态说自己不是主席。政府每隔数月就宣称一次共产党军队“几乎被消灭”，但在上周，就是他们又给委员长带来很大麻烦，一名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被杀，结果委员长不得不亲自挂帅前去讨伐。留守南京主政的是中国多才多艺、卓越超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如今，他担负起与日本秘密谈判的重任……（《时代》，1935年3月18日）　
　　“多才多艺、卓越超群”，这样的溢美之词，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内外舆论界对主政的汪精卫才能的厚望。　
　　《时代》叙述汪精卫当年图谋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故事：　
　　与大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汪院长的文化修养来自法国文学（他不懂英语），通常称自己是“亨利·汪”。1903年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开始追随孙博士。1909年，他赶到北京，大胆地试图暗杀当时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是小皇帝的父亲，而这位小皇帝正是目前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这个刺客：“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他机敏地回答：“原因很多。你要是同意，我会写出来的。”　
　　清朝法庭已经衰败，胆大妄为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载沣的大罪而处决，反而允许大胆的汪洋洋洒洒地予以陈述，摄政王也颇为欣赏，结果汪只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时代》，　1935年3月18日）　
　　在《时代》的描述中，汪精卫与有古典遗风的林森明显不同，他是一个擅长鼓动的“街头演讲者”：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最近十年，是擅长即兴演讲和富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者耀眼夺目的十年，因此，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能胜任院长之位的人选。首先，人们不仅认为他遵循着中国已故的、被称为圣人的孙逸仙博士的遗愿，还认为可能就是他起草了这一政治遗嘱，在病榻前念给孙博士听，随后请其签名。　
　　孙圣人的遗愿明显具有亲共倾向，要求中国与苏联、德国合作，希望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未预见到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上周，德国著名将领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离开中国，在他的指导下，蒋大元帅的军队变得强大而有力。冯·西克特走后，留了一名德国军官作为他的继任者，但日本却拚伞向汪院长兼外交部长施压，要他不用德国人，而任命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时代》1935年3月18日）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须（whalebone）——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上周，急于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了解汪的经历即可得出结论，他至少如同鲸须。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次长许谟去年恰到好处地这样归纳汪的执政哲学：偌大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最终中国不会输！”……　
　　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相当激烈。（见《时代》杂志1927年4月25日）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时代》，1935年3月18日）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八个月后，1935年11月，就将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　
　　谁能想到，一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主政者，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2　南京的刺杀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的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说：“哪怕日本能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局面。”（《时代》，1935年3月18日）　
　　《时代》说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即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在互联网上我搜寻到林思云先生的长文《真实的汪精卫》，其中写道：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呜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呜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真实的汪精卫》）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由此可见，有的书称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并不准确。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当时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主政位置，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这大概让他感到稍许宽慰。七十年后，后人在编选这一年的图志时，用《1934：沉寂之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作为书名，或许可作为佐证。　
　　显然，汪精卫有信心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　
　　已经侵吞东北三年的日本，此时，也向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汪精卫（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做出了积极反应：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真实的汪精卫》）　
　　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从刊物的报道看，东北沦陷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似乎已不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之内了，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在世界大的经济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