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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1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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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确，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当然，住在邻村的亲戚有时也会专门派人赶到我们村送信。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们（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日，漫漫长夜令人难捱，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么！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从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这个频率来看，放映队的数量想必十分有限。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如果得到事先的电话通知，大队里必会派出专人早早前去迎接。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姓名不详，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听口音像是苏北人。大队里没有旅馆，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为了接待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大队专门给他们盖了五间大瓦房，可最后只来了两个知青，总有房子空着，放映队就在那儿歇脚。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牛高出面摆平。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牛高从一个放牛的一跃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英雄。鉴于他和大胡子的特殊关系，我们往往提前两三天就从他口中知道电影放映队要来的消息。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呆一天，多放一场。孩子们有事没事都爱跟着他。我们崇拜牛高，连他的女儿都跟着沾光。他闺女和我们同班，每当村子里放电影，她的头上就会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围着她，打探关于放映队、大胡子以及电影的各种细枝末节。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地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锡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所中学的，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断 路
拦路抢劫的同义语。在我们当地，所有父母为阻止孩子夜间外出，总会吓唬我们说：要是碰上断路的，你就惨了。据我的祖父说，在解放前，强人剪径的事常有发生，设伏的地点通常是荒无人烟的山沟峻谷，或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某个静僻的“猛恶林子”里。在农村，一个人走夜路是免不了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凶恶剪径大盗仅仅生活在传说中，从未真正露面。那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好得出奇，路不拾遗或许并不尽然，夜不闭户倒是千真万确。那个年代的“断路”行径大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喜剧色彩。拦截的主要对象是新婚的迎亲队伍或乡村巡回放映队。“拦亲”的礼俗在我们乡村十分普遍，几乎是冗长结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十分复杂，这里姑且不谈。拦截放映队则是另一回事。
县放映队从一个地点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漫漫旅途中，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村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实施拦截行为。而从实际发生的行为本身来考察，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放映队员们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我们在晒场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放映队出现，牛高也急得团团转。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遭到拦截。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大队领导们也会听之任之，很少出面干涉。
我们村地处几个县和公社的交界处，村庄与村庄之间互不隶属，也没有任何电影放映方面的规章可依，行政命令或谈判交涉根本不起作用。再说，我们村亦经常拦截邻县（公社）的放映队，其剽悍和蛮横程度让邻村人望而生畏。有时，邻县的放映队为了顺利地通过我们村，不得不乔装打扮，或绕道而行，必要时还会派出手扶拖拉机和基干民兵押送。
有一年秋天，为了庆祝罕见的大丰收，大队革委会经过开会研究，联络上了在镇江市电影发行部门的一位“内线”，从市电影局专门包租了一台放映机，来我们村放映新片《火红的年代》。这部电影我们此前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可见其神秘程度非同一般。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的放映队被马祠人拦截了。由于事先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按照和电影局的约定，这部电影的拷贝只能在我们村庄停留一天。革委会的头头们不敢含糊，立即派出了以牛高同志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小组赶往马祠。最后的谈判结果，放映队同一个晚上在两村各放映一场，包租费两村均摊。从表面上看，我们村不吃亏，但因为是后放，等到放映队在马祠放完推着独轮车来到我们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都认为牛高无能，订立了一个屈辱的协议。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革委会主任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放假半天，让社员同志们在家补觉。我记得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几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结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夜袭队
放映队遭到邻村拦截，对于有一类人来说，不仅不会感到失望，相反还会喜上眉梢。我猜测，他们内心暗暗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类人就是夜袭队的队员们。因为他们拥有人人都羡慕的自行车。如果电影被拦截，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去邻村看第一遍，第二天回到本村再看第二遍。这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大都家境富裕，备受父母宠爱。由于时常骑自行车在夜色中出没，他们自称“武工队”。可村里的人只叫他们夜袭队。他们将大号手电筒绑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作探照灯，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一些精力严重过剩而又内心空虚的人。每当夜深人静，咣哨咣哨的自行车引发了狗叫，将我们从梦中惊醒，一束束光柱依次扫过我们家的窗户，父亲就会说：夜袭队进村了。由于这伙人中不乏女青年，村里不免会有些风言风语，说他们以看电影作掩护，实际上是在搞对象。但流言只不过是某种习惯性的联想而已，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夜袭队的成员们在为人方面有什么瑕疵，那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纯洁，而是过于纯洁了。
武松，快跑
有时候，两个村子或两个村子以上的放映队同时共用一个电影拷贝，那就需要跑片——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及时地把胶片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负责跑片的人必须擅长奔跑并且有足够的耐力。我们村的跑片任务通常由一个被人叫做武松的人来担任。
他原来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大伙儿都叫他武松。此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平时专门在砖窑上给人拉板车。这个人除了跑片之外，还承担了大队不少的信使工作。比如需要派人往公社送一封急信，或者村里发生火灾，必须敲锣往邻村报信，武松都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村里的那些妇女常开玩笑地说：武松的卵子（睾丸）是铜做的。因此，村里也有人叫他铜卵子的，他听多了，竟然也会答应。因为跑片，平常根本不爱看电影的武松也和电影沾了光，和牛高一样，他也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绝对的英雄好汉。
跑片的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就是等邻村的电影全部放映完之后，跑片人把所有的胶片一股脑儿地送过来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等待的两到三个小时中，一般是大队在电影现场召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的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的照本宣科，大人们都在安静地听着，小孩子则满场疯跑。
忽然间人群中出现骚动。随着嘈杂声渐大，大家都把目光同时投向村子西边高高的坡道。我们忽然看见，一团火光跳跃着，从高高的坡道上跌跌滚滚直奔下来。眼尖的孩子很早就欢快地叫了起来：快看，武松，武松，武松来了……
既然武松来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也就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进出一句话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于是，大家热烈鼓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铜卵子之称的武松，打着赤膊的武松，脖子上缠着一条毛巾的武松，呼哧呼哧冒着热气的武松早已跑到了近前。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让高高举着胶片的武松过去。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放映一些非正式的电影（我们一般称为“加演”）：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片。新闻简报的内容大多是有关中央领导人出访，或者重要外国元首访华，要不然就是东风轮下水等一类新闻事件。而科教片则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有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棉铃虫的危害，沼气池的制作工序及应用等等。我记得我们看得最多的科教片就是《保护青蛙》。这类“加演”犹如饭前的小点心，我们因为知道正式的大餐在后头，所以这些小点心尽管不怎么可口，总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难看的新闻简报也是电影啊。
第二种跑片的方式更为多见。因为三至四个、最多的时候有五个村庄同时享用一个拷贝，第一种方式显然不行，那就必须每放映一盘胶片，几个村庄依次传送。一个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至少要有四盘拷贝组成，每一盘拷贝的放映时间是二十多分钟。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靠一个人折返跑上四五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部会给武松安排一个副手。这个副手，我只记得他的长相，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武松。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艰巨的跑片任务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但人们只把荣誉记在武松一个人的账上。
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了，第二盘还没有到来。小嘎子和胖墩的决斗胜负如何（其实，我们对答案早已烂熟于心，可还是假装不明白）？刘阿太断腿里是否藏有向蒋介石发报的神秘发报机（《海霞》）？龙梅和玉蓉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是否会冻死（《草原英雄小姐妹》）？所有的观众都在跺脚、咂嘴、摇头、叹息。他们一边叹息，一边唠叨：真是把人急死了。这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嚷嚷武松的名字。
老人们会说：武松啊，饭没吃饱还是怎么着？怎么搞的？
男人们会说：这小子他娘的遇见鬼了吧，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
女人们说：没准还真是遇见鬼了，是女鬼吧？
于是大家哄笑，笑完之后，大家又着急得大骂：日你娘的武松，死人的武松，短命的武松，没用的武松，泥卵子武松……
孩子们虽然心里更着急，但他们根本舍不得怀疑、侮辱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奔跑能力举世无双。他们只在心里暗暗给武松鼓劲儿：
武松，快跑！
没命地跑！
骂着骂着，武松就来了。照例是手电筒的光亮飘飘忽忽，照例是脚不沾地的飞跑，照例是汗流浃背的喘息。武松一出现，人们早就把愤懑、不满丢到了九霄云外，于是，武松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于是，大家又热烈鼓掌。
前年冬天，我回丹徒老家探亲，说起武松这个人，我母亲说：“他呀，两年前就死掉了。”我当时心里一愣。算起来武松也就五六十岁的年纪，身体那么结实，怎么忽然就死了呢？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那敦实而又快疾如风的身影，就会泪不能禁。我问母亲，武松是怎么死的。母亲似乎对我的提问颇感奇怪，她说，“嗨，就这么死了呗。”
我的弟弟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靠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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