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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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登城，城墙突破口处到处是牺牲的我军战士和敌军的尸体，他们来不及搬运，踩着尸体向上冲。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到24日拂晓，37师控制了坤顺门近100米长的城墙，实现了突破。九纵、十三纵像两把尖刀，冲开了王耀武的最后防线，插入了济南内城。　

　　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英勇战斗，为济南战役的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役结束后，73团打得仅剩三个连，109团也是“建制破坏甚大”，十三纵37师师长高锐也在战斗中负伤。为了表彰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功绩，山东兵团首长于1948年10月10日颁布嘉奖令，授予73团“济南第一团”，109团“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建国后济南进行城市改造，拆除了旧城墙。惟独保留了73团战斗过的内城东南角，并在气象台的旧址上建起一座雄伟的建筑。陈毅元帅亲笔题名“解放阁”，以纪念济南战役中的英雄们。　

　　9月24日晨，济南城内的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在大明湖的北极阁指挥部里，和各旅的通讯联络都已中断。解放军四个纵队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向大明湖畔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逼近。眼看大势已去，王耀武把指挥权交代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带领卫兵于11时由北极阁通往城外的坑道向北突围逃跑。　

　　在内城最后的战斗中，面对丧失斗志、慌乱逃窜的国民党军，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巨大作用。在战前兵团政治部就指示各纵队，对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要实行“边打边补充”的政策，动员他们就地调转枪口。把俘虏立刻补充进部队，省去了看俘虏的人员，解放军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旺盛。一个指导员说：“当时补充了一个小伙子，经过简单的教育后，他便告诉我们敌人的警备司令部在哪里，从哪里打合适，里面的兵力布置等，给我们的指挥以很大的便利。”渤海纵队攻入东关后，在围墙外壕捉到一个班的俘虏。这些人原是挖战壕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关闭了围墙出口，把这一班人扔在外边不管了。他们只好在散兵坑里躲避两边的炮火，渤海纵队攻上来，他们就缴了枪。解放军马上把这些俘虏补充到各班参加战斗。24日攻进内城后，国民党败兵满街道乱逃。这些刚解放的战士到处喊话，宣传政策。这对瓦解国民党军斗志，迅速解决战斗起到了极大作用。

　　24日14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省府地下室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绝望之下，派人出来接洽投降。黄昏时，内城战斗结束。城外马鞍山、千佛山的守军也于26日放下武器。历时八天的济南战役结束。　

　　9月22日战斗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示华野首长：“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2＇23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命令鲁中、渤海各分区的地方部队、干部、民兵在济南外围的各交通要道布置警戒，搜捕王耀武和外逃的国民党残兵。9月28日早晨，寿光县委机关驻地屯田村民兵刘金光等三人正在值勤，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五男二女。民兵查问他们的来历，说是济南逃难出来的。化名乔坤的王耀武躺在车上装病，用白毛巾盖头，棉被遮身。民兵见他们说话不是济南口音，形迹可疑，便将他们扣留，送到县公安　

　　王耀武被俘局。审讯干事王洪涛挨个盘问，见王耀武脸的上部皮肤很白，很像戴军帽的痕迹，于是认真盘问起来。王耀武自称开饭馆，却说不出饭馆的字号。与其他人的关系，口径也不一致。到下午提审时，王耀武表情恐惧，态度失常，刚问了几句，他就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就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我要找县长谈谈。”听说捉住了王耀武，张县长马上赶来。王耀武交代：24日中午他从济南北门出城后，在外围的一道工事里隐蔽到天黑。当夜下雨，他们在村子里化装成商人，25日走到周村。在周村雇了大车，27日到益都，当夜赶路想逃往青岛，没想到28日一早就被抓住。此后，王耀武被送到华东局驻地，又转至华东军区高级军官教导团。　

　　济南战役，华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共84000人，俘虏王耀武等将级军官2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并策动吴化文部20000多人起义。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中伤亡26991人。济南战役后，驻烟台、临沂、菏泽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逃跑，至此，山东境内除青岛外，均获得解放。　

　　济南战役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依托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战役中，解放军连续作战，在城市攻坚、步炮协同的战术和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粟裕在1948年10月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皆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于很短时间内亦能歼灭大量敌人。仅就此次济南战役来说，歼灭敌人的数量就比战争初期全国各战场一个月歼敌的总数还要多”。　



战略决战前的运筹

　　到1948年7月底，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的运动战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经过洛阳、襄樊、晋中、豫东等一系列战役，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解放军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同时，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23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700余万，使解放区总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解放和收复县以上城市182座，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7座，使解放区的城市达604座。从当时的版图看，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并使东北野战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皖西、豫西、陕南、桐柏、江汉、江淮（即皖东一带），创立了七个军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使中原地区由原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西北解放区也在巩固逐渐扩展。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动员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何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算了算账：“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向前）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接管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胸中勾画出来了。会议结束不久，华东野战军就发起了济南战役。而东北战场的大会战，则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进行呢？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四平，结束了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东北野战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1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装备改善，士气旺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东北国民党军虽然还有50余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长春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采取了“固点——连线——扩面”的方针，即第一步收缩兵力固守大据点，第二步在时机成熟后再打通各点之间的联系，第三步扩大占领区，但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做到第一步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谈不上第二步第三步了。这时，摆在东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据点，一是撤出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撤入关内。早在这年3月，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即向蒋介石提出撤退东北军队的建议。他分析东北形势后认为，“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沈阳和长春两座孤城，“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因此他坚决敦促蒋介石，利用解放军冬季攻势后休整的机会，“渐进的撤出满洲”。巴大维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当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正猛的时候，蒋介石心中十分焦虑，他有过作“破釜沉舟”打算，即以积极的行动，从东北撤退，保全东北50万官兵不致成为瓮中之鳖。但当时正要召开“国民大会”的背景和国统区舆论反对放弃东北的压力，使蒋介石不敢作出这样重大的战略退却决定。4月9日，他在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还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为了空洞的“国家力量的存在”，蒋介石不惜几十万大军困守孤城，陷于被歼的境地。东北将领的态度也制约了蒋介石。4月初他将卫立煌等召到南京商议。蒋介石提出：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卫立煌还是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坚决不同意，说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有中途被消灭的危险。其实卫立煌心里明白，他手里只要有实力，就有地位。大军撤入关内，谁知道结果会怎样？老蒋惯会嫁祸于人，丢了东北，追究起责任来，他卫立煌还不是要当替罪羊？所以卫立煌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并向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要了四个师的装备。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四个师，编成两个军。既然卫立煌坚持守东北，蒋也不能不让他守。6月间，他电令锦州守将范汉杰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声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开作战会议，参加者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对东北作出如下决策：“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以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卫立煌提出：维持东北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原则上不放弃沈阳。这次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半年来在东北弃守上，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迁延时日，而占上风的始终是固守东北。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为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北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样，在毛泽东和林彪的面前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一是将国民党军赶出东北。关键是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定在哪个方向，如是前者，就要将作战方向定在北宁线，重点是锦州；如是后者，就要从长春打起，步步推进，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向关内撤退。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毛泽东和作为东北主帅的林彪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分歧。将帅协谋，各抒己见，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辽沈决战。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对我军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设想。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商量。先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态势。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又三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六个师又三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一个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此时已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加上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五十三个师，75万人。

加上地方部队，总数已过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大练兵运动，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觉悟都提高到新的水平。东北野战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已形成优势，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实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和野战军领导就在考虑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的问题。当时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个地区中选择一个。偏偏卫立煌又采取保存实力，坚守不出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很难找到。这就需要解放军主动出击，打大城市攻坚战。东北局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1948年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提出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为什么要打长春，而不是锦州或其他地方？林、罗、刘的电报强调了决策的理由和多方面的考虑：　
　　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该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武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较好。虽然这个决策与毛泽东2月7日电报的意图不合，但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先打长春，并准备派华北的杨得志等三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地区配合东北的行动。但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告诉东北局领导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