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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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橇偈本龆ǖ模抑械牟厥椤⑿偶⑷占侨既酉铝恕�12月15日下午飞机到达南京后，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蒋经国等都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还设宴款待他。但这些礼遇都没让胡适感到高兴。17日是北大校庆，在南京的北大校友举行纪念会。胡适致辞时痛责自己是“北大的逃兵”，“而且是一极不名誉的逃兵”。他在台上声泪俱下，在座的也神色黯然。＇2＇与此同时，北大也在举行校庆。原本准备大操大办的盛事，因胡校长的飞去而告吹。城外炮声隆隆，城内惶惶不安。大家都在猜测，学校会不会受损失，还有谁会飞走。主持学校行政事务的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绝不走，一定和大家一起保护好学校。他说他平生注重“敦品”，即信守诺言，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郑天挺的表态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学校照常开课，行政工作井然有序。为了表达对郑先生的敬意，校庆那天，学生自治会向郑先生赠送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北大舵手”四个大字。＇3＇在南下的少数教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学家陈寅恪。12月12日，浦江清教授去拜访他，陈已表示南下之意。陈说：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一旦形势变化，“那时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4＇当天夜里，清华园北面炮声隆隆，陈寅恪一家迁入城内中央研究院宿舍躲避。两天后傅斯年来电话，说有专机接他们去南京。15日晨，陈寅恪、胡适两家在中南海勤政殿前上车，去南苑机场上飞机飞往南京。＇5＇他在南京只住了一夜，便乘火车到上海，再乘轮船南下广州。如果说陈先生是响应了国民党“抢救教授”的号召，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先生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已看透。1940年春，他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各位学者。这是陈第一次与蒋接触，“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中写了“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1948年金圆券风潮后，一向言行谨慎、很少评论时政的陈寅恪在1949年夏写了长诗《哀金圆》，辛辣地讽刺“睦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的王云五（王曾发明“四角号码字典”，大发其财）和“指挥缇骑贵公子，闯户掘地搜私埋”的蒋经国。他以历史学家的春秋笔调写道：“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至非兵灾。”＇2＇陈寅恪一生久经战乱的颠沛流离，渴望过上安定生活。1948年夏，他接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聘请，已经决定离开清华，到广州执教。所以他事先就将书籍等物托运南下，可谓是有备而去，不像胡适仓皇出走。但是离开北平之前，他还是充满了伤感。在《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中写道：
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
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成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1＇既然如此，非走不可么？陈寅恪矛盾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写的一份自述中说：“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但是对新中国，他又感到陌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1950年3月广州解放后，他写了《庚寅元夕用东坡韵》：
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
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
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是夕有空袭。
鱼龙寂寞江城暗，知否娥换纪元。＇3＇在“换纪元”的历史时刻，陈寅恪却表现出一种失落，如同船离开了水。当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士也会产生分化和动荡。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黯然伤神，还有的虽然感到了变化，还想置身在外，静静地观察一下，陈寅恪显然属于最后一类。梅贻琦、陈寅恪走了，清华留下来的众多教授学生却在兴奋的心情中等待解放。12月1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城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燕京大学所在的海淀镇这一带成为“真空”地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冯友兰的夫人也出去了一趟，回来对冯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冯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冯友兰想：“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1＇12月19日，国民党的飞机打破了西郊的平静。那天下午，清华和燕京大学都遭到空袭。国民党飞机一共扔了十几个炸弹。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大家都表示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愤恨。中外教授联名写了抗议信，送到城里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日晚上，张奚若教授带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林徽因教授家里，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行着标准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向先生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便我军攻城的炮火能够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了，他们顾不上多说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一一标出北京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那是他们视为生命一般宝贵的文化遗存。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那天，梁思成、林徽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感到：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和拥护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全面溃败，在经济上全面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把挽救败局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总数为4。83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3。63亿美元是商品援助，包括农村和工业的重建项目。1。2亿美元是赠款，用于总统认为可行的“中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用途”，就是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将在15个月内陆续给予国民党政府。＇1＇蒋介石急切盼望这些援助能及时到位，但是美国政府却像一个吝啬的施舍者，迟迟不肯兑现自己的承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感到：“1948年初，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美国政府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的地步。他们勒紧钱袋。不肯对中国扩大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共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满，对军事情况更加不满。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对中国扩大经济援助，但绝不扩大军事援助。就是在经济援助方面，也好像仅着眼于纾解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不愿为减轻政府及共国库的财力重负而提供经济援助。”＇2＇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给几个钱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国民党必须革除腐败，实行民主改革。美援就是他迫蒋改革的一张牌，中美关系史专家邹谠先生写道：
在华的美国官员们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政治目的上有矛盾，可能这是在援华法令下装运军火到中国发生迟滞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时期内，司徒雷登大使企图用美援为工具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促使他任用适当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并执行改革的方案。最高统帅的手腕比司徒雷登大使更高明，他呼吁美国国会内支持他的力量对政府施加足以迫使它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压力，迫使它提出对蒋的经济援助方案。正如司徒雷登在5月10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封公文
中所灰心地论述的：“当国会通过了1948年的援华法令之后，一切能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和回旋余地，全都消失了。”但司徒雷登大使在执行这个法令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希望对蒋施以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按法令条文，美国经济援助的使用应按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进行管理。因此，司徒雷登在同一公文中对马歇尔说：美国应利用双边谈判援助协定的时机，压迫中国政府采取某些自助的和改革的措施。司徒雷登建议说，美国政府在谈判时不要急于求成，至少先要知道他们委派哪些人在直接有关援助方面的各部委任职，并使谈判期限延长，以便运用美国的压力。＇1＇司徒雷登运用各种努力，在国民党内扶植反对派。他不止一次劝蒋介石交出军事指挥权，不要使已经很不利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下去。他在6月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
我曾一直希望，任命了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之后，军事调度的实权将交托给他，巴大维将军可以与他密切合作。我曾力劝总统这样做，他也确切表示同意。不料总统恰恰发布了一个命令：一切调度均须按照他自己的指示，通过参谋总长——不称职的顾祝同来执行。
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这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他因此不愿就职，并怏怏赴沪。总统并无遗憾之意，并说这无关紧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的有效合作。＇1＇面对司徒雷登不断施加压力，蒋介石因为有求于美国，表面上认真听取，但实际却不实行。当7月份司徒雷登获悉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会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6日他紧急约见蒋介石，要他认真团结反对派，并明确点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傅作义的名字。但蒋依然不予考虑。蒋介石的态度使美国朝野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军援所以迟迟不落实，是因为谁也不愿将大批的武器弹药交给一个不可信任的军事统帅。司徒雷登与美军顾问团自作主张，把部分武器装备给了华北的傅作义。8月30日，司徒雷登、顾问团巴尔将军与何应钦在一次会上议定：从美国运来的全部装备的60％送到上海，30％送到傅将军指挥下的华北的天津；10％送到青岛，供山东半岛的防务之用。这是第一次越过蒋介石，把美国军援直接交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2＇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天天在华盛顿游说，催促军援。但他不止一次地遭遇这样的尴尬：美国朝野对蒋冷嘲热讽，对中国共产党人倒是印象不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美国官员不止一次说过，中共并不那么坏嘛，他们不是俄国式的共产党人，他们是农业改革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利益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也屡屡发现，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或大部分治国之策，并非良策，同美国民主政府、民主政治的概念相去甚远。这是不幸的一面。共产党人是很善于宣传的，他们利用了美国的这种思潮。当我出使法、英、美三国期间，在新闻报道和记者采访中遇到许多对国民政府很不利的宣传；它们不仅出自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杰出代言人之一——孙中山夫人这样富于辩才的宣传家，而且也出自像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1＇马歇尔国务卿也是这种态度。7月15日顾维钧拜访他的时候，他强调了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的问题。“国务卿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具有古老的文化。但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几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制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2＇1948年4月批准的1。2亿美元军援，到9月底尚未交到国民党政府手里。这时，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已经展开。9月2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转交杜鲁门总统的急电，请他采取紧急措施，加速军用物资的采办和运输。但是这件事办得极不顺利。装运军火武器到中国的计划，在美中两国的官僚烦琐手续的迷宫中，两国官员们互相矛盾的意图中，缓慢地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11月16日，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首批总值约200万美元的1200吨的轻武器和弹药，才运到天津。规模最大的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于1948年12月1日抵达上海。但这已经来得太迟，无法扭转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颓势。所以，尔后运往中国的军火，应蒋介石的要求被转送到台湾。在美国批准的1。2亿美元的军援中，1948年内支付的只有609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军援问题上的消极，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经看得太多，不相信军援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一致认为：即使军援能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仍不可能避免自6月开始执行援华方案以后的七个月内，国民党军连续的四个大败仗。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及淮海战役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共同原因——缺乏斗志和士气。巴大维将军在1948年11月16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当魏德迈将军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当它的政权的政治基础已被侵蚀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又怎么能有战斗意志呢？＇1＇11月6日，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将国民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交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封信提出了四点要求：1。美国是否同意任命美国军官以顾问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2。美国可否任命一高级军官领导特别代表团，主要为对于紧急情况提出意见及计划？3。美国是否将加速军火之供应？4。中国因苏联训练并装备日本军人与朝鲜人而向联合国提出呼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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