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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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李楚材．．．．．．．．．．．．．．．．．．．．．．．巴　金
　　写给端端．．．．．．．．．．．．．．．．．．．．．．．巴　金
［长篇小说］　
　　深喉．．．．．．．．．．．．．．．．．．．．．．．．．张　欣
［中篇小说］　
　　红风筝．．．．．．．．．．．．．．．．．．．．．．．．王　松
　　处理黄玉蝉的过程．．．．．．．．．．．．．．．．．．．卢岚岚
　　壮士西行．．．．．．．．．．．．．．．．．．．．．．．蒋寄梦
［短篇小说］　
　　爱情诗．．．．．．．．．．．．．．．．．．．．．．．．金仁顺
　　国旗．．．．．．．．．．．．．．．．．．．．．．．．．朝　阳
［田野档案］　
　　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冯骥才
［两海之聚］　
　　两海之聚．．．．．．．．．．．．．．．．．．．．．．．张承志
［世纪金链］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北　岛
［生活在别处］　
　　华尔特的破折号．．．．．．．．．．．．．．．．．．．．刘荒田
［河汉遥寄］　
　　梦李林．．．．．．．．．．．．．．．．．．．．．．．．杨　苡
致李楚材
巴　金　
楚材同志：　
　　信收到。您要我为学校的纪念刊写几句话或者发表对中小学教育的一点意见，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得承认我这个病残的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发表系统的意见、写成篇的文章了。那么就简单地讲点我个人的看法吧。我没有做过教师，也从未考虑过教育的问题，对这门学问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自己也不曾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似乎我并没有资格谈有关教育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我*药物延续生命的有限的日子里，我始终摆脱不了梦魇的折磨，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看见孩子们失去他们的童年。”的确这三四年中间我经常思考教育孩子的问题。我经常听见人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未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每当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某些事感到失望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孩子们可爱的笑脸。除了他们我们能靠谁呢？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们一定要让位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做不了的事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我们做不好的事他们可能做得比我们好。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希望。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兴旺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有责任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他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都记得“先入为主’’的古话，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把一切椎给学校。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怎样做人？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庭教育是基础的基础。　
　　我今年八十四岁，可是我脑子里还保留着儿童时期的印象，相当鲜明。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今天回想起来，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的脾气都好，我从未看见他们吵过嘴，打骂过孩子。母亲很少教训过我们。当然父母都有缺点，但是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什么坏的东西。我相信榜样的力量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有些年轻的父母高兴时把孩子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动了气就打骂不休。不多久，他们的坏脾气全让孩子学到了，他们希望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却相当渺茫，孩子们只会学长辈们做出来的行动，不会学他们嘴里讲的道理和心里想的理想。何况有些父母当着儿女的面什么话都说，毫无顾忌。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封建流毒很多。人们还把儿女看作私产，不是把孩子当作玩具，就是当作出气筒。人们习惯说：“棍子下面出状元”，仍然用“填鸭式”的方法教育儿童。不管孩子们理解不理解，只要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塞进他们的脑子，塞得越多越好，恨不得在短短的几年中间让他们学会一切，按照自己的愿望把儿女养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不论家长不论老师，都以为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整天坐在书桌前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家长说孩子做功课太慢，老师就布置更多的作业，学生不得不早起晚睡，好像学生休息愈少成绩愈好，老师也显得愈认真、负责。塞进脑子的东西越多，学生的收获越大。学生忙，老师也忙，老师脸上的血色越来越少，学生的眼睛越来越近视，仿佛孩子的脸上的笑容多了对他们的学习大有不利，一定要用过重的精神包袱压得他们笑不出声。我还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就听见人们称赞“少年老成”，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安排孩子们在书桌前度过无声的童年。从小学到初中我看见我唯一的外孙女挎着沉重的书包走过我面前，她的功课水平不过是中等，每天睡不够八个小时，分数在八十上下。到十四岁才开始自理生活，还不会作适当的安排。人们要求于她的只是高的分数。不能说她不想争取高的考分，可是她动作慢，思想不敏捷，又没有时间看课外读物。我常常想我们不使她脑子开窍，单靠“填塞”、“死记”行吗？我同情这个孩子，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情况，我老是盼望有人给我一把钥匙让我的心开窍。由我自己去学，不靠别人来“塞”。倘使当时由考分决定一切，倘使只有“重点”的“尖子”才有出路，恐怕我早已变成《寒夜》里的汪文宣了。　
　　在我的幼年，我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请到家里来的私塾老师有的严，有的宽，虽然用体罚也树立不起来威信，而且他们灌输给我的东西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幸而我喜欢胡思乱想，又有时间读到不少的课外读物，从它们得到很多益处。更重要的是我受到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没有严厉的体罚，没有不公平的责骂，在比较和谐、宽松的气氛中让我的智力慢慢地发展。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无为而治。不过这只是十岁以前的事。这是侥幸。管得不严，不死，他们不命令，不强迫，允许我自己动脑筋想各种事情，允许我随便读一些“闲书”。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每次我都没有找到正确的回答，可是我养成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的习惯。今天在大油锅里给煎熬了十年，我还不曾失去记忆，还能够讲真话，追求真理，就靠了这个习惯。我不曾学到系统的专门知识，靠这个习惯探索着，挣扎着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七八十年，摔下去又爬起来，虽然到现在还毫无成就，可是脑子依旧清醒，还能够辨别是非。让孩子习惯用自己的脑筋思考，父母可以树立榜样，老师也可以树立榜样，主要是以身作则。不论是家庭教育，或是学校教育，二者都有责任教孩子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同人们友好相处。在这个基石上建筑起来的知识的大厦才是牢固的。　
　　教育已经成了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人们好像懂得了什么是“立国之本”。可是刚刚承认教育是“立国之本”以后，就听见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钱”。好像人没有钱，就可以在“本”上少花几文，反正孩子是未来，我是现在，只要自己过得舒适，未来自有别人负责，目光短浅的人常有这种想法。可是聪明人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西瓜，收不到玉米。不在教育事业上下本钱，办好学校，只是把书本塞进孩子的脑子，让孩子也跟着我们满口“中华民族”、“炎黄子刊、”、“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这些豪言壮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我很怀疑。根据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想法，靠祖宗吃饭并不是有光彩的事情，何况遗产也剩得不多。我们光吃老本，不在下一代人身上花点功夫，花点力气，搞好基础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观念，只图目前省钱省事，这样下去，有一天会后悔莫及。是的，后悔莫及。今天大家都埋怨“社会风气坏”，我想起了“十年浩劫”，我还记得拿着铜头皮带打人的初中学生怎样把我们一家关在卫生间里。我也忘记不了在巨鹿路作协分会十四五岁的孩子拿着鞭子追打我，要我引他到我家里去。我常常向自己发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没有搞好教育的后果。在那些年里知识是罪恶，读书人成为贱民，学生批斗老师……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兽，我看得太多了。为了这个我们几代人受了惩罚。为什公社会风气坏？人们归咎于公民文化素质的降低，这还不是没有搞好教育的结果！？岂但是没有搞好教育？明明是不想搞好。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长官修建楼堂馆所，中小学生却在危楼中上课；城市大修高级宾馆，开设舞厅茶座，学校老师却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搞活经济就搞活一切，有这样想法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牢牢记住一句古话：“衣食足而礼义兴。”以为钱多了，道德、文化就跟着源源而来。能赚钱的才对国家有所贡献。无怪乎到处都听见人吱吱喳喳，什么全民皆商论、读书无用论……等等等等，仿佛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有偿服务”，换取奖金。这样下去，即使大家都学会经商赚钱，没有办好教育，没有提高公民素质，也培养不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实现得那样快，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搞得好，他们重视这个“本”，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传播知识的教师。倘使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自己可以随意玩弄历史，结果一定会得到历史的惩罚。据我看要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要从基础教育着手，也只有从基础教育着手。　
写给端端
巴　金　
　　端端：最近一年我多么想同你在一起，因为我有许多话要通过你留下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同你接近，你现在被“考分”压得紧紧的，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兴趣同我闲聊？！　
　　我看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都是这样，并非你们甘心做考分的奴隶、做文凭的奴隶。我们的教育制度逼着你们走上这一条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人们希望把你们培养成听话的、听话的孩子。　
　　你念的不是重点学校，你本人也不是不聪明的孩子，为什么每天还需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功课？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　
　　有许多话要说，但现在多说有什么用？你现在需要的是大学录取通知，是考分。而我此时所想的是收一个徒弟。　
　　巴金　九二年五月十二日　
　　端端：要告诉你的话可能还有很多，但已经没有篇幅让我涂写什么了。那么就少写几个字吧。我是这样想的：字越少，感情越深。我不是写这些话向你告别，我要告诉你：祖父的爱、外公的爱是不要报偿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永远在你身边，保护着你。我忘不了你们两个人，你和晅晅，尤其是你。你们不理解我，但是我爱你们。我仿佛还能够把你高高举起。　
　　芾甘　九四年五月二十日　
深喉
张　欣
　　第一章　
　　呼延鹏有他自己的线人，这些人分布在他认为重要至少也是不容忽视的位置上，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子夜或者清晨，他们向他提供线索，以满足他的需要。当然这样一来，呼延鹏就必须拿出大量的时间分批分期地陪这些人泡吧、吃饭、聊天；把演唱会、音乐会或者月饼票之类的东西颇显随意地送到他们手上，有时一个信封就值八百块，呼延鹏喜欢这种形式，而不是提着礼品盒到处乱串，那就太像仅为半斗米折腰的小人物了。　
　　作为《芒果日报》法制版的记者，呼延鹏觉得有人给他爆料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料，那他写什么呢？难道让他像埃塞俄比亚餐厅的厨师一样，把空盘子端给客人吗？！　
　　那些花花绿绿的票都是娱乐版的人送的，什么周华健啊梅艳芳啊，国产交响乐团告别金色大厅回国路过临时加演，总之这些演出都派上了用场，月饼票是报社的福利，把福利变成人情，也是一笔上算的交易。　
　　呼延鹏虽不是剑眉星目，倒也受看，他不是那种美得让人厌烦的男人，确切地说是五官端正的平常人有一点气势和素质罢了。另外他干净，又是一身布衣，这种人又能坏到哪去？呼延鹏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新闻系，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大二时便有报刊重金请他去做兼职主编就足以显现他的实力所在，尽管是一本时尚休闲杂志，那也不是有手有脚就能干的，对不对？所以当年《芒果日报》的总编戴晓明亲自到北京挑人，独具慧眼地相中了呼延鹏。那时的呼延鹏年轻气盛，一心要留在皇城根下讨生活，对于南方香蕉苹果之类的报纸视如手纸，又听说这张报纸在若干若干年前还是以当地地名冠称，后来毛主席那一年把别人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亲手送给了工人阶级，为了纪念这件极有意义的事，这张报纸便改名为《芒果日报》。对于这样的奇闻，呼延鹏听起来无异于茶馆里的说书人语。　
　　不过，在与戴晓明的一次长谈之后，呼延鹏突然就决定南下，因为他觉得戴晓明这个人极有胆识，又独具个人魅力，在人治现象不可改观的中国，跟对了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南方人欺生，加之无论什么报纸都是党的喉舌，哪会跟你玩什么个性？所以一时间，呼延鹏有点乏善可陈，当人们看到戴总编像捧着一株君子兰似地捧着呼延鹏，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中看不中用，是戴晓明旗下的男花瓶。　
　　然而，戴晓明当年的思贤若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经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不到四十岁便接掌《芒果日报》总编辑的帅印，属于正儿八经的厅局级干部，是中国媒体圈内少有的嘴上没毛就坐上高位的少壮派。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位置也并非人人惦记的金交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芒果日报》的发行量只十万份，所谓三千多万的固定资产也无非是些破楼破印刷厂，年年等着政府拨款惨淡经营，如同一艘陈旧、超载又吃水很深的轮船，随时可能商海沉没。　
　　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戴晓明上任时，他面前就耸立着两座高峰，一座是《南中国大报》，这是一张伟大、光荣、正确的报纸，又是一份让人踏实的报纸。她的掌门人是满头白发的老报人方煌，方煌坐在旗舰上，自知南报不可能赚回真金白银，报纸要生存，报人要发奖金，于是他便以南报为母报，派生出一系列子报，其中有在政治方面相当新锐的《精英在线》，有面向白领的《经济导报》，还有市民喜欢的《星报》和《花鸟鱼虫》，总之这些小舰队在旗舰前面横冲直撞，奋勇拚杀，完成旗舰难以完成的使命，目标就是直逼市场，赚钱，赚钱，赚钱。有人说坐在旗舰上的方煌如果再摇个鹅毛扇，便是报界的诸葛亮了。　
　　另一座高峰便是《花城晚报》，晚报是靠多年打磨经营出来的一块金字招牌，她和蔼可亲，不是总板着面孔，还常常登一些情感伦理方面的上乘之作，同时集雅玩、情趣、享受于一体，俨然一个生活大师，是民众心目中的老字号。所以晚报虽然没有子报，却也活得一枝独秀，发行量居首，还有外省的印刷点，其江湖地位稳如磐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戴晓明除了高山仰止，谁也想不出来他还有什么出路。你说他不思贤若渴还能干什么？　
　　当一个人前有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