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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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勰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分析判断，而华茨华斯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综合判断；刘勰把一个单位分成几个，华茨华斯要把两个单位合成一个。因此，我们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以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所以西洋文评所谓spirit，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等于我们所谓神魄。spir　it一字跟letter相对，譬如说《失乐园》一诗字面上（in　tetter）虽说赞助上帝，而真精神（inspirit）却是主张个人主义，同情于魔鬼；所谓精神完全是指文章思想或意义方面的事，而我们所谓“神采奕奕”、“神韵盎然”，一望而知是指的文章风格。这种细密的差分，我们不能粗心浮气，忽略过去。
　　第三，维威斯、班琼生的议论，是极难得的成片段的西洋人化文评，论多肉的文章一节尤可与刘勰所谓“瘠义肥词”参观。但是此类议论毕竟没有达到中国人化文评的境界。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鉴赏家会告诉我们，活人的美跟塑像的美有一大分别，塑像只有姿，没有态，只有面首，欠缺活动变化的表情；活人的表情好比生命的沸水上面的花泡，而塑像的表情便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这种意见对于活人们不免恭维太过，因为一大半活人等于泥塑木雕，然而也有它的道理。表情是性情品格、身世修养在体貌上的流露，说它是外貌，却又映射着内心，譬如风骚女人的花眼，强盗的杀相；假使体貌算是外表，性格算是内容，那末表情就抵内外词意融通一贯的文章风格。《孟子·尽心章》云：“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者，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离娄章》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齣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这是相面的天经地义，也就是我们人化文评的原则。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西洋论文，有了人体模型，还缺乏心灵生命。随便举个中国例子罢，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语》云：“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枙然，骨张气盛，而神色昏梦，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你看，他就跳出骨肉肥瘦等范围了。维威斯、班琼生、卡莱尔只知道文如人有强弱之分，尚未悟到文如人有雅俗之别，我们的文化文评便见得周密了。
　　第四，我们还有几个小点，要分别清楚。我们所谓气，并非西洋文评里的atmosphere。我们所指是气息，西洋人所指是气压。气压是笼罩在事物外的背景，譬如说哈代的小说气压沉闷；气息是流动在人身内的节奏，譬如说六朝人文讲究“潜气内转”。气压是物理界的譬喻，气息是生命界的譬喻；一个是外察，一个是内省。孟子所说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也是从内散外，并非由外聚内，所以他说“以直养而无害”。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谴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又如德昆西所谓“力的文学”的“力”，也不可跟中国文评所谓力相提并论。德昆西明说“力”是文学跟非文学的区别；我们认为力是阴柔文学与阳刚文学的分别。并且，德昆西所谓“力”，就等于抒情，还偏重内容方面，我们所谓力纯粹是风格方面的一种特质。还有，德昆西的“力”，明是物理界的譬喻，所以他把船帆和船桨做象征；《文心雕龙》的现成比喻“蔚彼风力，严兹骨鲠”，德昆西竟未想到。一切物理界名词，也许都根据生理现象来，不过，何以德昆西未能近取诸身，从本源上立喻？这种偏重外察而忽略内省，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有无关系？西洋文评里的Vigor一字，略当我们所谓力；不过，Vigor是带赞美性的笼统字，既非中立，并且把我们所谓气力神骨种种属性都混沌地包括在内。这也足证明，西洋谈艺者稍有人化的趋向，只是没有推演精密，发达完备。
　　这种人化文评，我们认为是无可非难的。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③，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力为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看来，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因为人化文评只是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是一切文艺欣赏的原则，所以西洋人偶尔也有人化文评的气息，像我们所举第三类的例子，正好像中国古代虽没有完备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大思想家对于西洋人所讲究的偏全异同问题，也时参妙悟。西洋人讲文章，到佛罗贝要算得头儿脑儿尖儿顶儿，而佛罗贝也最多人化文评的片言只语，譬如他说：“拉马丁的作品里从来没有那种肌肉突出的老句”，又说：“孟德斯鸠的文章紧实如运动家的双头肌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化文评在理论上有何好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知道人体在美学上有何地位。黑格尔（Hegel）曾按照内容或精神与外表或形式的关系把艺术分为三类，第二类古典式的艺术，是表里心物最凑拍的和谐，一种精神的具体化；这种表里神体的调融，在艺术里就是雕刻，在自然现象里就是人体，这不是跟我们上文所说人体化文评的一元性，拍得上么？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犹有文之德也”，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我们因此悟到中国古代谈艺者往往看上去是讲内容，其实是注重外表，譬如载道问题。自然注重内容并不就是载道，不过有许多认为道与内容是一是二，我们此地无暇详说，只能就本文有关系处，略加分析。照我们看，载道在历史上有两种相反的意义：（一）为载道而反对文艺，（二）为文艺而主张载道。第一种是一般道学家科学家的主张，人所共知。不过这种意见，不必就是严格的文学批评，我们先要把它的坐标系（systemofreference）弄清。关于此点，我们从前在《论复古》一篇文字里详细辨过；譬如《镜花缘》里林之洋骂淑士与酒保通文，之乎者也，酸气冲人，我们似乎不可标出“掮客生意人文评”的题目，大书特书道：“生意人反对文言，主张白话，乃近来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尤以漂洋过海的生意人如林之洋为甚，可见受外国文化影响。”道学家反文艺的意见，有它片面的真理④，也不一定是文艺衰落时期的产物。第二种就是一部分古文家或者“倒学家”⑤的意见。这种意见并非古文家借道来作幌子，或者像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所谓“文人习气，挟持道以占地步”。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此种说法，我们认为也有真理，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照此说来，“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并非为道，还是为文章；并非为内容，还是为内容的外表。又要说到相面了：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喝着鸡尾巴酒，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就等于风鉴家劝你修心补相。关于整个载道问题的涵义，我们将来还想详细讨论。
　　中国文评还有其他特点，本篇只讲人化。我们希望已经把此点论列清楚。
　　后记：去年十一月底，纽约大学现代文学教授John　Bak　less君来牛津看我，谈起要做一部文学批评史，来补充Saints－bury大作的缺漏，添上中国文评俄国文评两部分。关于中国文评方面，他要求我合作。因为种种关系，当时谨谢不敢。但是这个善意的提议使我整理我个人对于中国文评的思想，得到几个结论，先偷空写成此篇。承我兄弟锺英给了不少帮助，写寄所引中国书籍原文，免却我记忆的错漏；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证审定一遍，免却穿凿，并此志谢。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①参观吴宓先生《空轩诗话》第一则。
　　②依照《醒睡录》中故事，改柴作豺，与豕相配。
　　③参观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36至39页，此地不复引证解释。
　　④参考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101页。
　　⑤这是程子批评韩愈的妙语。
　　说明：本文原有若干西文注释，是文章中西人意见的原文，因排版困难，故删去，特向钱先生致歉。
　　《谈艺录》读本五、文体论
　　（一）论诗乐离合
　　焦理堂《雕菰集》①卷十四《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略谓：“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②，体格虽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夺于河，而淮水汇为诸湖也”云云。按《通志》③卷四十九《乐府总序》谓：“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正声序论》复申厥说。理堂宗旨实承渔仲，而议论殊悠谬。近有选词者数辈，尚力主弦乐之说，隐与渔仲、理堂见地相同。前邪后许④，未之思尔。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衷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匹似调黑白色则得灰色，以画寒炉死灰，惟此最宜；然谓灰兼黑白，粉墨可废，谁其信之。若少陵《咏韦偃画松》所谓“白摧朽骨，黑入太阴”，岂灰色所能揣侔，正须分求之于粉墨耳。诗乐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谓不能弦诵即非诗，何其固也。程廷祚《青溪集》⑤卷二《诗论》第十五力驳郑渔仲说，以为“诗之切学者二，义理、声歌，而乐不与。徒以诗为乐之用，则诗与乐皆失其体。”虽程氏旨在申孔子“诗教”之说⑥，主以四始六义⑦，救三风十愆⑧，而其言殊可节取。曰义理，则意义是也；曰声歌，则诗自有其音节，不尽合拍入破⑨，所谓“何必丝与竹”者也，亦所谓“拗破女儿嗓”者也。参观《养一斋诗话》卷四诗乐表里条驳李西涯，又David　Daiches：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一书⑩。理堂“诗亡”云云，又拾明人唾余。（26—27页）　　　　　　①焦理堂《雕菰集》：清焦循字理堂，晚年筑楼曰雕菰楼，因名集。集二十四卷。
　　②少陵：唐诗人杜甫尝居杜陵，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香山：唐诗人白居易。
　　③《通志》：宋郑樵（字渔仲）撰，二百卷，总述历代史事，分纪传、年谱、略、列传四体。
　　④前邪后许：邪许见《淮南子·道应》，此谓前呼后应之举。
　　⑤程廷祚《青溪集》：清程廷祚，号青溪，集十二卷。
　　⑥孔子“诗教”：《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⑦四始六义：《毛诗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史记·孔子世家》以风、大雅、小雅、颂中的第一篇为始。《诗大序》：“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后人释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程廷祚在此主要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
　　⑧三风十愆：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尚书·伊训》指责沉于酣饮、歌舞、游畋、犯上的行为。同时指出十愆，与三风内容相同，曰：“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以上都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⑨入破：指入乐，犹繁弦急响。
　　⑩《养一斋诗话》：六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清潘德舆撰。诗乐表里条：“诗与乐相为表里，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诗为六艺之乐，是专于声韵求诗，而使诗与乐混者也。夫诗为乐心，而诗实非乐，若于作诗时便求乐声，则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仄清浊，而诗化为词矣。”西涯：明李东阳号。李主张诗乐合一，潘主张诗乐分为二。
　　钱先生在《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节里说：“诗者，文之一体”，“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可见，诗与音乐的关系。诗的产生最初是由于音乐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文学生命。《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是说那时的诗大半是乐舞的辞曲填充物。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诗歌本身也在发展，宋郑樵《通志·乐略》云：“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又云：“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始与弦歌有关，而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所以清初文学家焦循在《雕菰集》里说的“不能弦歌者即非诗”的看法，是没有从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执着于郑樵说的“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以为不能弦诵者便不是诗。这种看法显然不对。
　　究竟什么是诗，是否只有能弦歌者才是诗，这一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一）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初合终离。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