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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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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应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唯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有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西洋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锺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那里举得尽呢？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因为我们把文章人化了，所以文章欠佳，就仿佛人身害病，一部分传统的诙谐，全从这个双关意义上发出。譬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四种之一《才人福》写张梦晋李灵芸挂牌专医诗病，因苏州诗伯诗翁作品不通，开方劝服大黄；又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一则记盲僧以鼻评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容，直自下部出”，此类笑话可以旁证人化文评在中国的流行。
我们该申说，何以文章人化是我们固有的文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云：“美有二种：娇丽者，美女也；庄严者，男美也。”这当然算不得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所以他下文说须眉丈夫，总得保持庄严本色，切勿软绵绵，懒洋洋，衣冠言动，像个不男不女的戏子。他只说男女刚柔各有其美，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我们若讲美学思想史，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我们若讲文学批评，此说全不相干。我们当然可把此说推演到文艺上面，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寨罗自己并没有推演。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泛论美有刚柔男女性的说法，都算不上人化。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惟文则本诸其人”，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顾尔蒙唯物化的论文，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影响到文章，这也不是人化或生命化。顾尔蒙只想以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接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的理论。在文艺思想里，像在宇宙里，一字的差分最难跨越。譬如有关，我们可破；有墙，我们可跨；只有包裹着神明意识的一层皮囊，我们跳不出，在一丝半米上，见了高低好丑。此类例子，不比前两类，在西洋文评里，不易找见。我们拣最亲切有味的来说。郎吉纳斯云：“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云：“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昆铁灵云：“人身体康强，血脉足，运动多，筋骨牢固，所以为健丈夫，亦即所以为美丈夫，若专事涂饰，作妇人态，适见其丑，于文亦然”，又云：“文章雕饰，必有丈夫气，勿为女子佻冶态，”又云：“文章矫揉做作之弊，曰肿胀，曰水盅，曰肉感”，又云：“文章宁可粗硬，不可有女气而软弱。”维威斯的议论要算西洋文评里顶精辟的人化说了，他说：“文章者，心灵以及全人之影象也。人品本诸身与心；文品本诸文字及意义。文字有音与形，故文章有体格。字句精炼，音节弘亮，结构充实，则文之体高而大。文字琐碎，音枙薄，词紧促而不舒，则文之体卑且侏。体格而外，文章更有面貌：文之简赅者，其貌圆而润，文之详实者，其貌方以刚。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文章又有液：字妥句适，理壮，辞顺，则文之液也。用字过省，且无比兴譬喻，音节细弱，结构庸俗，则文枯瘦；无血无肉，干皮包散骨，如囊貯石而已。”班琼生也有类似的见解：“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词不该理，曰多筋骨之文；音谐字妥，则文有血液。”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有瘦硬之文，有憔悴穷饿无生气之文，有康健而不免中风危险之文”。佛罗贝论文云：“思想与形式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又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这几个例子够举一反三了。
在我们讨论这几个例子以前，我们先要注意，它们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记牢了这一点，我们然后研究，上面所举第三类例子，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我们该注意到“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我们只要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这种心理状态，经波德来雅再三描摹之后，已成为文艺心理的普遍常识，我们不必更事申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诗人“蠲物圆览”，那个“圆”字，体会得精当无比。人化文评是“圆览”；人化比喻单是“左顾右盼”。所以，在西洋语文里，借人体机能来评骘文艺，仅有逻辑上所谓偏指的意义，没有全举的意义，仅有形容词的功用，没有名词的功用，换句话说，只是比喻的词藻，算不上鉴赏的范畴。在西洋语文里，我们习惯上只说“一种或这种多肌肉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肌肉”，只说“一种或这种多筋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筋”，除非我们硬要做譬喻，不顾公认的仂语。并且，在我们的文评里，人化的术语多少是中立的，不大有估定价值的意义，可以用来赞美——譬如说“骨重神寒”，也可以用来谴责——譬如说“骨弛肌懈”；而在西方文评里，这种人体比喻形容词本身就是一种估价，从上面维威斯、班琼生的话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说文章多骨多肉，就等于说文章不好，同样，现代西洋人说文章多肌肉多筋，就等于说文章好。换句话说，他们用到fleshy，bony（多肉的，多骨的）等等，都是指文章的变态说，不是指文章的常态说，不仅说文章有肉有骨，还说文章肉肥如豕或骨瘦如豺②，不但是存在判断，并且是价值判断，是善恶美丑的批评，不是有无是非的描写。维威斯、班琼生所谓体貌，倒是有中立性的，此点我们下文再讲。大多数西洋谈艺者以文比人，都偏重病态、变态，例如郎吉纳斯所谓肿胀，昆铁灵所谓水盅肉感。西洋文评里人体比喻本身就是偏重的形容词，难于更加形容，所以西洋作者说到多骨或多肉而止，更无下文；我们的人化术语只是中立的名词，所以我们还可添上种种形容衬托，精微地描画出文章风韵，譬如有“瘦硬通神”的清骨，有“严家饿隶”的穷骨，有轻而浮薄的贱骨，有轻而超妙的“自是君身有仙骨”。以西洋人体譬喻的文评，比了中国人化文评，恰像西洋相人书比了中国《麻衣相法》，一般的粗浅简陋。中国论文跟中国相面风鉴有极密切而一向被忽略的关系。西洋以文比人是估价，我们再举一个例证。我们上文说过，西塞罗论美有男女算不得人化。昆铁灵论文有丈夫气女子态，当然跟姚鼐所谓阳刚之文阴柔之文的分别相接近了；然而我们要注意姚鼐着眼在文章种类的差异，昆铁灵只注意到文章价值的高下。昆铁灵全不明白丈夫气和女子态可以“异曲同工”，他只知道丈夫气是好文章，女子态是坏文章。我们所谓阴柔阳刚是平等相对的文章风格，昆铁灵便有点重男轻女了。进一步说，昆铁灵只认为丈夫气是文章的常态，他所谓女子气并非指女子的本色，倒是指男人的变相；他只知道须眉丈夫不该有巾帼气，他不知道巾帼女子原该有巾帼气，雄媳妇与雌老公一样的讨人厌——也许我错了，雌老公该讨得雄媳妇的喜欢的！西洋人论文有男女，不是中立的分类，而是偏袒的判断，佛罗贝的话表示得极明白，他说：“我只喜欢男性的文句；像拉马丁那种女性的文句，我是不爱的。”
第二，除却比喻的二元以外，第三类例子里还潜伏着一个二元，思想或内容与文笔或外表的二元。华茨华斯那句话，当然有所指。华茨华斯所深恶痛绝的特莱登和朴伯都把衣服来比过文章；例如特莱登云：“文词之于思想，如裙裤之于人身，乃遮羞之衣服也”，朴伯亦有句云：“理以文为衣，勿须绣鞶帨。”华茨华斯、卡莱尔、佛罗贝的说法当然比特莱登、朴伯高明，但是我们该注意，他们这是把思想跟文章对举的：假使文章是肉身，那末思想便是投胎的灵魂，假使文章是皮肉，那末思想便是骨血。灵魂跟肉体自然比衣服跟身体，来得关系密切，不过仍旧是两个平行的单位。刘勰、颜之推的话，比此说深微得多。刘勰、颜之推认为文章一名词在概念上包括“理致”和“气调”，“情志”和“词采”，内容和外表；而在华茨华斯等人的文章概念里，他们所谓文章只指我们所谓“词采”或外表，只能粘贴着思想或内容，并不跟思想或内容融贯一片，所以他们把文章和文字二名往往无别的使用。用逻辑成语来说，刘勰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分析判断，而华茨华斯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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