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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正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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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光头汉子，冬冬夏夏，胸口的衣扣不系，其实并没有衣扣，那么一抿，用一根牛皮裤带紧了。老年人腰里紧一条粗布腰带，青年人绝对觉得难看；他却离不开腰带，腰带又必是牛皮裤带，是个老小之问的过渡人，说：
“我不能和你佬比呀，你佬能买下化肥。别看你家的麦子黄黄的，开春撒了化肥，就手提一般的疯长！我家没有牛，踏不出粪，种时甜甜种的，再不上些炕土，真要长出蝇子头大的穗穗了！”
光头的话，多少使韩玄子心中有了些安慰。土地承包后，村子里的牛全卖给了私人。但现在的人，脑袋都是空的，做农民，也做生意，是卖主，也是买主，有买有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牛几经倒手，就全卖给了山外平原上的人，抓了现钱了。这样，地里没有可施的肥，化肥就成了稀罕物。韩玄子为此也发过牢骚，认定这几年，粮食丰产，那是人出了最大的力，地也出最大的力，若长期以往，地土都板结起来，还会再丰收吗？
退一步又想：罢了，罢了，咱不是政府，又不能制定政策，天下如此，我也如此了！可幸的是，每年公社拨化肥指标，别人买不到，他能买到，至今炕角还堆有两袋化肥，当他提着化肥在田里撒的时候，让那些人眼红去吧！
“唉，”他却偏要叹息，“能收多少麦呀，化肥钱一年就得几十元呢！”
光头撇撇厚嘴，低声说：
“你愁什么呀，又有钱，又能买到化肥！”说着，丢下担笼，过来搓着手，从棉袄怀里掏出一包烟来，递给韩玄子一支，“等过了年，你佬能不能替我买几袋呢？”
韩玄子望着那一颗青光脑袋，心里说：要我办事，就拿出这一支烟来；买几袋化肥，就值这一支烟吗？
“那费了我什么了，我不是也常托你帮忙吗？我说狗剩，你就这几亩地，炕土上得这么厚厚一层，还用得着化肥呀j”
光头狗剩却说：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是六亩地哩。王才家忙着搞他的加工厂，他家的三亩多地转让我种了。”
王才，又是王才，韩玄子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窜上一股气来。他问道：
“你说什么？他转让地了？这事经谁允许的？他这么大本事，敢随便出租土地，他这是剥削你，雇你的长工！”
狗剩见韩玄子变脸失色起来，当下心里“怦怦”作响，忙四周斜眼看看，没有外人，便将火柴擦着，为老汉点着烟，说：
“你佬快不要声张，这是我两家协商的。王才家先是要卖商芝，不成了，还买了压面机要压面，现在只是一心张罗他的食品加工，买了好多机器，院里搭了作坊，能做点心、酥饼，还有豆角沙糖，吃起来倒比县食品加工厂的油重，又酥得直掉渣渣。小商小贩都来买他的货哩。他现在一家大小八口，还有两个女婿，正招收人人股，开春想大干哩！这地当然腾不出手脚来种，咱是粗脚笨手的人，做生意没有脚蟹，只会刨扒这土疙瘩。我们商定三亩多地一年两季给他家二担粮，这也是周瑜打黄盖，他愿意打，我愿意挨。”
韩玄子叫道：
“胡来，胡来！谁给他的政策？他要转你，你就敢接？”
狗剩说：
“当初我也不敢，王才说，河南早就这么干了，恐怕很快上边也要有条文下来。我也想，现在的政策也是边行边改，真说不定会这样。再说，现在是能人干事的社会，谁能干，国家都支持，咱只会种庄稼，仅仅那三亩地，咱就能发了？韩先生，韩伯，这事你千万不要对公社的人讲啊！”
韩玄子支吾了一句，从麦地边走过去了。
地的中间，本来是有一条宽宽的路，可以过马车，一头通到镇街上，一头通到马鞍岭下，可以直下河南、湖北。早年路畔有一庙，是汉代建造，庙里的四个泥胎就是四皓，“文化革命”中倒坍了。随之不久．公路在塬上修通，这条路就荒芜起来。韩玄子每每走到这里，就要对着四皓庙倒坍后的一堆石条大发感慨。好久未到这里来了，今见种地人都在扩大自己土地的面积，将路蚕食得弯弯扭扭。韩玄子一面走，一面骂着“造孽！”
“唉唉，人心都瞎了，瞎了，没人修路了！”
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年里，他在外教书，老伴常年有病，四个孩子正是能吃而不能干，家里总是闹粮荒，每月的工资几乎全贴在嘴上了。而今分地到家，虽然耕种不好，但够吃够喝，还有剩余，挣得的钱就有一个落一个，全可用在家庭文明建设上了。他是信服一句老话的：天下最劳力者，是农民；农民对于国家，是水，国家对于农民，是船；水可以浮船，水亦可以覆船。如果那种大锅饭再继续下去，国穷民贫，天下将会大乱，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新政策的颁发，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许多事。当土地承包的时候，生产队曾经开了五个通宵会，会会都炸锅。因为无论怎样，土地的质量难以平等，谁分到好地，谁分到坏地，各人只看见自己碗里的肉少。结果，平均主义一时兴起，抓纸蛋儿十分盛行，于是平平整整的大块面积，硬是划为一条一溜，界石就像西瓜一样出现了一地。地畔的柳树、白杨、苦楝木，也都标了价，一律将钱数用红漆写在树上，凭纸蛋儿抓定。原则上这些树不长成材，不能砍伐，可偏偏有人就砍了，伐了．大的作梁作柱，小的搭棚苫圈。水渠无人管理，石堰被人扒去作了房基。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韩玄子看不上眼，心里便估摸不清农村的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他毕竟是有文墨的人，每一天的报纸都仔细研究。政府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便想：承包土地一定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可这想法时不时又被自己否定了。最又是那些轻狂的人，碗里饭稠了，腰里有了几个钱．就得意忘形，他不止一次警告着那些人：“大凡人事、国事、天下事．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后边的话，他不说出口，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只是自己想想；自己给自己想的．何必说出来呢。
如今，王才竟又转让起了土地，使他本来就被家事、村事搅得乱乱的心绪越发混乱了。
王才，那算是个什么角色呢？韩玄子一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人都在提说他，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他就心里愤愤不平。
他还在县中教书的时候，王才是他的学生，又瘦又小，家里守一个瞎眼老娘，日子牺惶得是什么模样？冬天里，穿不上袜子——麻秆子细腿，垢甲多厚，又尿床，一条被子总是晒在学校的后墙头上。什么时候能体面地走到人前来呢？
初中二年级，王才的姐姐要出嫁，家里要的财物很重，甚至向男方要求为瞎眼娘买一口寿棺。这事传到学校，好不让人耻笑，结果王才就抬不起头，秋天里偷偷卷了被子回家，再也不来上学了。
当了农民，王才个子还是不长。犁地，他不会，撒种，他不会，工分就一直是六分。直到瞎眼娘下世、新媳妇过门，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土地承包以后，竟然暴发了！
“哼，什么人也要富起来了！”韩玄子一边往镇街上走，一边心里不服气。远远看见河边的水磨坊里，一人半高的大水轮在那里转着，他知道王才一家还在那里磨麦子，就恨恨地唾了一口：我不如你吗？就算你有钱，有粮，可你活的什么人呢；我姓韩的，一家八口，两个在省城挣钱，两个在本地挣钱，我虽不在公社大院，这镇子上谁不晓得我呢，我倒怯火了你？！
走进镇街，一街两行的人家都在忙碌。街道是很低的，两边人家的房基却高，砖砌的台阶儿，一律墨染的开面板门。街面上的人得天独厚，全是兼农兼商，两栖手脚。房间十分拥挤，满是门和窗子，他们虽不及上海人的善于拥挤，但一切都习惯于向高空发展：家家有大立柜；木房改作二层砖楼，下开饭店、旅店、豆腐坊、粉条坊，上住小居老，一道铁丝在窗沿拴了，被子毯子也晾，裤衩尿布也挂。正是腊月天里，“腊八”已过，家家开张营业，或是筹备年货。有的将一切家什搬上街道，登高趴低地扫尘刷墙；有的在烟腾雾罩地做豆腐，酿米酒；更多的是一群一伙地在逛街。那些专业户、个体户的子弟已经戴上了手表，穿上了筒裤，三个人、四个人，一排儿横着在街上走，一见韩玄子，哗地就散开，钻进什么人家的店里去了。几家正在修理房子，木工一群，泥瓦工一群，乱糟糟的不可开交。他们见了韩玄子，却全停下手中的活，笑着打招呼。韩玄子走过去，
站在修理房子的一家门前，对着山墙头脚手架上的一个人说：
“哈，真要过年了，收拾房子呀！”
“啊，是韩先生呀！给先生散烟呀！”脚手架上的人喜欢地叫着，就跳下来，“房子也旧了，不收拾不行了，我想再盖出一问，办代销店呀！”
“让巩德胜的生意惹红眼了？”韩玄子笑着说。
“能寻几个钱是几个钱吧，地里活一完，就没事干了嘛。韩先生，我啥时要去找你呢，眼看房子修好了，营业证还没办哩。”
韩玄子知道他要说什么事了，便叫道：
“都在办店了，天神，有多少人来买呢？真不得了，公社王书记给我说，现在要办营业证的人家多得排队哩……”
“是难办。”那人说，“咱不认识人，怕还办不成哩，这全要靠你老了。”
“好说。我可以给王书记说说，看行不行。”
韩玄子想立即走掉，那人却还死死拉住他，说：
“只要你一句话，还能不行吗？先生是什么人，谁不知道呢！哎，听说咱女子出嫁了，你怎么不声不吭的，把我也当了外人了？”
韩玄子说：
“现在讲究旅行结婚嘛，娃的事腊月初八就办了。” 、
那人说：
“旅行是旅行，可咱这里有这里的风俗嘛，总要给娃送个‘路’吧！日子定在几时？”
“算了，不惊动镇上人了。”
那人说：
“那怎么行？你不说，我会打听出来的。”
韩玄子只是笑着不言语，要走，又走不脱，就听见有人锐声叫道：
“他韩伯，怎么不来屋里坐呀！”
众人扭过头去，见是巩德胜的老婆。这是个枣核女人，头小脚小，腰却粗得如桶。想必是清早掏了一篮红箩卜去河里洗了，才回到街上。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仲在衣襟下取暖，看见了韩玄子，就大声吆喝。这吆喝声小半是叫韩玄子听，多半是让一街两行的人家听的。
“这枣核精！”那人低声骂一句，对韩玄子说，“进屋歇会吧，屋里有炭火哩。”
韩玄子说：
“不啦，我去买些酒去。”
说罢就走，还听见那人在后边说：
“先生，那事就托付你佬了！”
巩德胜的杂货店台阶最高。三间房里，一问盘了柜台，里边安了三个大货架，摆着各式各样百货杂物，两问打通，依立柱垒了界墙，里面是住处，外边安放方桌。桌是两张漆染的旧桌，凳是八条宽板儿条凳，是供吃酒人坐的。巩德胜背是驼的，衣服只能做得前边短，后边长。鼻子很大，又总是红的。一辈子的风火眼，去年手中有了积蓄，才去县医院就诊，良药没有，便配了一副眼镜戴上。
一见韩玄子上了台阶，巩德胜就从柜台里走出来，说：
“四天了，不见你来，我估摸你那酒也该喝完了，不是晌午就是晚上该来了，没想大清早的……”
招呼坐了，取了纸烟递过，就对老婆说：
“切一盘猪耳朵，我和他韩伯喝几盅！”
枣核女人就刀随案响，三下两下切了一盘酱好的猪耳朵，又拿了酒壶到瓮子上，用酒勺子一下一下慢慢地倒。
韩玄子说：
“甭喝了吧，要喝我来买，你们做生意的，哪能招得住这样。’’
枣核女人把勺子慢慢端上来，却并不端平，手那么一动，让酒洒出了几滴，说：
“计较别人，还计较你呀！”
韩玄子笑了笑，心里说：人真不敢做了生意，把钱看得金贵了！瞧，让我来喝，还一勺子一勺子计算，又端不平，使奸哩，哼，那瓮里的酒能不掺了水吗？酒端上来，拿缸子里的热水烫了．韩玄子喝了一口，就尝出里边果然是掺了大量的水。问道：
“这几天生意还好？”
“凑合。”巩德胜说，“小打小闹，总算手头不紧张了，这还不是全托了你的福吗？”
酒喝过了两壶，两人都晕晕乎乎起来，巩德胜问起韩玄子家里的事来，韩玄子一肚子的闷气就随酒扩散到全身毛细血管，脸色顿时紫红，一宗一宗数说起白银的不是——从她的发型，到她的一件西式春秋衫以及脚上的拖鞋——越说越气。巩德胜每一句话都是投韩玄子之所好，韩玄子便认作知已，脱了羊皮大袄．说：
“兄弟．这话哥窝在肚里，对别人说不起啊，咱是什么人家，怎么就出了这种东西！世道变得快呀，变得不中眼啊！现在你看看．谁能管了谁？老子管不了儿女，队长管不了社员；地一到户．经济独立，各自为政，公社那么一个大院里，书记干部六七人，也只是能抓个计划生育呀！”
巩德胜说：
“现在自由是自由，可该受尊敬的，还是受尊敬，公社大院里的干部．说到底还是咱的领导。你老哥英武一辈子，现在哪家有红白喜事，还不是请了你坐上席？正人毕竟是正人；什么社会，什么世道，是龙的还是在天上，是虫的还得在地上！”
这话又投在韩玄子的心上，他就说道：
“这倒是名言正理！就说王才那小个子吧，别瞧他现在武武张张，他把他前几年的辛酸忘记了，那活得像个人？”
巩德胜压低了声音说：
“老哥，你知道吗？听说小个子手里有这么些票子哩！”
他伸出手来，一正一反晃了晃，继续说道：
“他怎么就能弄到这么多，他不日鬼能成？不偷税漏税能成？政府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让他富得毛眼里都流油吗？”
韩玄子耳脸已经发烫，可还去摸酒壶，酒却洒在桌子上，巩德胜忙俯下身子，凑了嘴在桌上吮干了。韩玄子正要接他的话，见此状便噗地笑了：
“你这人真会过日子，这酒里掺了水，滴几点还心疼呀！”
一句酒后的笑话，却使巩德胜脸色赤红，说：
“这酒哪里会掺了水，咱是什么人，干那缺德的事？！”
忙借故取烟来抽。韩玄子倒嘎地又笑了，说：
“我怕是醉了。再喝一壶吧，这壶我掏钱。”
巩德胜竟充起大方来，又唤枣核女人倒酒，说：
“老哥，这个店说是我办的，也可以说是你办的，你来了我心里高兴！常言说：酒席好摆客难请。打个比方，那个小个子听说家里有汾酒，菜或许比我的丰盛，可七碟子八盘子摆三桌五桌，怕还请不到你呢。来，咱俩划几拳热闹热闹！”
吆三喝五划过几拳一，韩玄子却拳拳皆赢，巩德胜眼睛都直起来了。枣核女人一直在旁观战，心里不是疼着老汉，只是可惜那酒，就喊后院的哑巴儿子进来替爹喝。那哑巴趔趔趄趄进来，歪眉斜眼立在一旁，夺了巩德胜手中的酒盅就喝，巩德胜一把推过，吼道：
“滚！我哪儿就能醉了？我和你韩伯正喝到兴头，再喝十壶八壶也喝不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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