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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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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教学时期
《教学时期》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过渡时期》
下篇:监管时期
《试点时期》
《本命年》
《等待下岗》
《幸福生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书评:世俗生活的精神空间(文/王愚)


自序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后记里引用罗素先生《西方的智慧》里一句话: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王小波还说,书不管大小,都可以成为灾难,并且是作者和编辑的灾难。我在阅读这篇后记时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的第一本书还没面世,更不用说编辑出版的事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天,我把《过渡时期》最后一章写完了。当大家都在忙于世纪庆典的时候,我却在为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费尽心机。这时我在北京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他正在筹划一个世纪庆典,还把我列为重要参与人。对这种事我抱着支持的态度,但我不想参与,因为生活给予我的远不象我的小说那么丰富多彩。

  感谢网络时代的到来,感谢网易的编辑,让我的小说得以面世,让广大读者有一个可以看到它并且发表议论的地方。这篇小说将带给我的绝对是灾难,我将可能面临失业并且走向一条茫无前景的不归路,它完全有可能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甚至人际关系。网上已经有人在骂我了,而且是人身攻击,只因为我把故事放在他居住的那座城市里。为了不得罪那个城市的这一类型的人,我只好把地点改了,改为一个地球上可能不存在的地方。但我将得罪甚至触怒的可能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行业式的、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一个我一直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行业式的、集团式的家族。在家族社会里,人们总是可以原谅你的错误,即使是天大的错误,但不能原谅你的背叛,那怕是极小的背叛。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担忧,看过我的小说的朋友和同事都替我担心,他们问我找到出路没有。我说正在找,尽管我从来都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谋生之道。我那个想搞世纪庆典的同学在京城里流浪了十多年,他活得很辛苦也很潇洒,我很羡慕他,但没法学他,因为我得养家活口。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感谢这个时代的宽容,我们毕竟还能允许“新新人类”这样的书面世,并且在各种传统和现代的媒体上大肆议论。有了这样的环境打底,我想我的出路可能不会太差。

  《过渡时期》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个字敲出来时,二十一世纪已经曙光初现。本书得以写完,要感谢我的学生王少辉,他不断地写杂文,并且不断地结集出版,当然是自费的。这无疑对我是很大的刺激。如果不是他在不断地刺激我,我是没法把这本书写完的。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不知道网络时代已经到来,我在发愁我的小说写出来后如何发表,如何出版,我那点微薄的工资还要拿来养家,不能拿去出书。

  《过渡时期》刚刚在网易上连载完。打开过这本书的人应该以万记,有不少热心的网友还提了许多良好的意见,这比我的期望值高出了很多。如果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有一千人看就该拜菩萨了。当然对网络嗤之以鼻的人也不在少数,除了某些著名的作家,也包括我的校友,当他们知道我的小说在网上连载时,先是一声长叹,然后说:老那竟然要到网上发小说。

  多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学的是语言文字,但我学得不好,其中有一门不及格。我无心向学,天天在图书馆看小说。十年后我把看过的小说全忘了,而且也不再写东西了。我以为我从此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或者是商海里的一只小鱼小虾。我十年寒窗的结果就是写点总结和宣传稿。但我一直坚信我能写些更高尚更有趣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生活。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正如王小波所说,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我老是引用王小波,并不是想拿自己跟王小波相比,我知道我比他差得远呢。我只是想说,而且我敢肯定,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正如还没有人象“新新人类”那样写书,但“新新人类”面对的只是“我”自己,我将面对的是“我们”。为了缩小“我们”的范围,在初稿完成后,我不得不一次次修改,这种修改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因为我不是在做文学上的提升,而是在删除一些可能让某些人敏感的字眼和地名,以切实减轻这本书可能带给我的灾难。

  当然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忧虑是多余的,那样我将真诚地真正地感谢生活和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作者

  二○○○年五月一日


上篇:教学时期——《教学时期》
第一章

  一

  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害得我看不见东西,差点给汽车撞死。开车的说,你找死啊!另一个开车的说,活得不耐烦了。我咒骂恶毒的天气,我说狗日的天气,狗日的南村,狗日的开车的。然后我顺着墙根走,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北京姑娘,她见到我们就说,都跑来北京干什么,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我对广场上的民工嘟囔着:在家好好呆着,都出来干什么?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民工,我刚来南村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民工。

  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在排队买车票时,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我特别烦周围的人。石留去车站送我,陪着我排队买票,我连她也烦上了,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就对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那人无端挨了一脚,很愕然,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自知理亏,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也只好认了。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心疼了,看到我无声地受着,她火了,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拎起包走开了。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我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我笑,石留也笑了。坐在火车上,我从窗口伸出手,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睫毛竖得直直的。据说她读中学时,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粗看象涂了眼影,细看又没涂,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南村我没去过,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冲动。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她这话就象南村人说的想感冒,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村,并生活至今,就冲着这句话,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

  火车照例要晚点。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逐个旅客查票,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出站的旅客也很安份,很守纪律,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自觉形成一排,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我由此悟出,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我也走这个侧门。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后来海关搬走了,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件坏事,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吃我,喝我,睡我的地铺。完了就跟我玩失踪。经得多了,我就对我的同学、乡里、朋友多了个心眼,再有人打电话来,我就打哈哈,通完了话,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就我沾同学的晦气。当然石留不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还有一颗爱我的心。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我在站台上等你。可是守门的两个保安很不给我面子,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就是不让我进去。其中一个保安说:海关?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我也看,看到椅子上写着“海关…2”。他拍拍屁股,走到闸门边,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车上写着“海关…3”。海关搬走了,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我对保安说,我跟朋友约好了,在站台等她,你不让我进去,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我说不是编故事,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老等不来,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保安说,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大概是学院派的,我很难说服他。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他说五百。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人工八百,你让我进去。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我说还是保安。保安笑了,他笑着说,你拿我寻开心哪!我要是答应你,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我心想真邪门了,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我终于接到石留了。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而是在闸口堵到她。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往前走,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在歌里唱,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就算有,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对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

  二

  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

  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我朋友姓怀,店主是潮州人,普通话讲不好,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没话说。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想发火终于又没发。我朋友说开个价。我听到这话很不自在,这话怎么就象做人肉生意似的。店主说三百五。

  这店主很不地道。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警察叔叔一走,他就改口说人工三百,嫌少就走人。我知道他想赶我走,我偏赖着。我说三百就三百,心想别说三百,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象收垃圾似的。我去找店老板辞工,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他说:本店的规矩,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你没交押金,我就不扣了,不过人工就没得拿。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就象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再说找也找不着,我把片警的扩机号码丢了。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他说,有事CALL我。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扩”到人,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我对店老板说,再见,我还会来看你。我这话不咸不淡,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

  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小姐说有,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用湿纸巾擦了脸,喝着茶,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说,南村人真多。这是她到南村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她说哥。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那时我读大一,她想认我做哥,我偏不要她做妹。我下面有四个妹妹,还愁没人叫我哥吗?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村,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象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象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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