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裴注本-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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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驾，白普。普怒，遣人追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於内宴饮。密勒健兒，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原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於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於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踧，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策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岂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仓曹掾。㈠　
　　㈠傅子曰：太祖徵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而晔独卧车中，终不一言。济怪而问之，晔答曰：“对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学而得乎？”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四人争对，待次而言，再见如此，太祖每和悦，而晔终不一言。四人笑之。后一见太祖止无所复问，晔乃设远言以动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徵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於猥坐说也。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数十至耳。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慴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㈠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㈡　
　　㈠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㈡傅子曰：初，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其后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晔一见讽、达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黄初元年，以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籓。朝臣皆贺，独晔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㈠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㈠傅子曰：孙权遣使求降，帝以问晔。晔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帝不听，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晔又进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此实然之势，非卑臣颂言也。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又不从。遂即拜权为吴王。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权外礼愈卑，而内行不顺，果如晔言。　　　
　　明帝即位，进爵东亭侯，邑三百户。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脩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晔议曰：“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已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於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尚书卫臻与晔议同，事遂施行。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於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　
　　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於魏备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间，为大鸿胪，在位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薨。谥曰景侯。子�斔谩＂迳僮犹眨�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㈡　
　　㈠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於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或恶晔于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岂不惜哉！　
　　㈡王弼传曰：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　
　　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　
　　干宝晋纪曰：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以问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郡计吏、州别驾。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谯，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鄴，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大军南征还，以温恢为扬州刺史，济为别驾。令曰：“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民有诬告济为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前令与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关羽围樊、襄阳。太祖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西袭公安、江陵。羽遂见禽。　
　　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及践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未为后也。”济上万机论，帝善之。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所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诏。黄初三年，与大司马曹仁征吴，济别袭羡谿。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败。仁薨，复以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顷之，徵为尚书。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於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適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