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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6年第3期-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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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火车上，他的朋友给他发来短讯：我们有缘在上海相识，相信还会有缘相会在上海。儿子很感动，说他一定要考到上海来，就为有这样的朋友。
火车穿过黑夜向面包一样新鲜的明天奔去。我失眠了。想起一松手，儿子就要单飞了，像一只鸽子，飞到生活的云朵里去，真是感慨系之。回忆他的成长，影像却很破碎，如窗外的星光，连不成整体。
他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告状，说他顽皮，我就厉声呵斥他，他哭了，说，他要到舅舅家里去。舅舅家在很远的地方，他说了一句相当狠的话：我去了，不许你想我！
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不会不许我想他。我坐到儿子的卧铺上，把他一只手从被子里抽出来，一直那么握着。黑黑的窗外，有孤灯如流星，斜斜划过，落到我心里。或许我是在准备一些细节，供以后的漫长日子，慢慢回想。
世界寂寥，惟有车轮铿锵，如时光流水，永无止歇。我们是什么时候老去的呢？
工资
那一年我在湘西搞工作队。湘西这地方原先盛产土匪同贫穷。当然两者互为因果，不贫穷怎么会有匪人？我看过一部《湘西剿匪记》，里头说的土匪各式各样，有一种是白天为农，夜里为匪。这样的匪有点业余的意思。但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做起匪事来也丝毫不让李逵们。只不过这种业余的匪“盗亦有盗”，自己的乡里基本不扰，要扰就扰到别人家的寨子去，就是俗话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而且这种业余的匪通常只劫富人，你他母亲的银子多，老子不劫你劫哪个嘛。解放军来了，专业的匪也剿，业余的匪也剿，于是湘西没了土匪，但贫穷依然存在。这事说明虽土匪与贫穷同样可恶，然土匪可凭武力解决，贫穷则不能凭武力解决。
解放军走了若干年，来了工作队。工作队不带枪，可见不是解决土匪问题，是来解决贫穷问题。刷标语，开大会，喊口号，农业学大寨，鸡毛飞上天，一二十年下来，青春的黑发都添了白发，可是这个湘西的贫穷啊武力改变不了，政治亦同样改变不了。我那时在沅陵县，还不算湘西最穷的地方，但我们那里也仍是一天只吃两餐，冬天里，大多的穷汉，在纷飞的雪团里穿一条单裤，提着个篾笼烘箱，吹世界上最无聊的走调口哨。土匪当不成，只有在掺了口水的想像里劫个大臀肥身的女人来押寨。这是心灵里惟一的取暖同快活。
每个月，工作队员到公社里集中学习一回，顺便给队员打牙祭、发工资。我那时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几位带队老师却有工资领，领了就朝口袋里捅。平常我也没怎么在意他们的薪水各有多少，有一回一位教现代汉语语法的老师领了工资站在门边上一面舔口水一面数钱，突然一张小纸条从他手里掉落下来，我正好走到跟前，弯腰就拾了起来，顺便瞥了一眼，原来是工资单，上面写的额度是一百八十元。我吓了巨大一跳，没料到这个说话结结巴巴的老头居然一个月有比两三个强壮农民忙碌整整一年还要多出许多的收入。这老师也同样吓了巨大一跳，因为他的秘密被我撞见了。他于是赶紧把我扯到一边，更加结结巴巴地叮嘱，今天你看见的事跟国家机密一样，千万不要同任何人讲，尤其不能同农民讲。他还警告道：要是讲讲讲讲讲讲出去，有后后后后果，一切由由由由你负负负负责！我受他传染，也结巴起来：放放放放心吧你郎家，后后后后果我也怕呢。正在我浑身筛糠之际，我那个生产队的一位农民到公社来办事，看见我跟结巴老师神色慌张，而且结巴老师正在把什么东西藏到裤袋里，就奇怪道：咦，你们在干吗？我当时犯了一个年轻的错误，就是讲实话，答说老师在领工资。农民眼睛很大地问：领工资？你们有工资？你们有好多工资？因为那时候工作队员跟农民都是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没说同领工资。所以他奇怪不是没有道理。结巴老师就打个大埋伏，说，工工工工资呵，工资就是一个月十十十十八块。
“十八块？我的天！”农民眼睛发直了，痴痴地道，“你一个月有十八块！”
我连忙站到他身后，两手张开作狮子抱球状，生怕他仰面一倒。
那一时我心里想，我的错误要是再年轻一点，完全说了实话，恐怕只会有两种后果，一是他朝后一跌，四叉八仰弄成个脑溢血，世界上少一个贫下中农；二是他转过身跑到山里头去，两把菜刀，一声狂啸，世界上多一个土匪。
按结巴老师的警告，这两种后果都要由我来负，不禁汗作雨下，仿佛洗了平生第一回桑拿，只是洗过之后，腿都软了半个下午，山路长长，走不回去了。
鱼、游泳、城市与文化符号
王 干
时 间：2005年5月24日
地 点：网易聊天室
主持人：阿琪
“其他的评论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你自己也是鱼”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网易聊天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批评家王干老师，下面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王干：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昨天为了准备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从网络上找到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是“南京的王干是文学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王干是一位有传奇意义的人物，是登高一呼有回应的人物”，你那时候是一个鲜明的批评家，能否给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时期呢？
王干：夸张了，是朋友开玩笑吧，我既没有登高，也常遇争论。那个时候我在南京《钟山》杂志社工作，将近十年，在《钟山》当个普通编辑，因为刊物比较火的缘故，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热闹的。
主持人：作家和批评家有什么区别吗？
王干：区别很大，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他们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在南京的时候，我在《钟山》杂志是与编辑部的同仁一起做过几件比较有意思的事，第一件就是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第二件是“新状态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在在文坛基本上站住脚了，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像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如今已成为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当然没有新写实这一说，他们可能仍然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要把刊物和评论家的作用看得过大。有人说“新写实”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编辑部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是主张用“后现实主义”的说法，因为在198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只不过编辑部后来在理论上接受了我对新写实的一些看法，比如新写实的三大要素：还原生活、零度写作和对话结构，后来流传得很广。前几天苏州大学有一个博士生问我为什么要提到“后现实主义”，而且是最早命名的，我说是因为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后”后来用滥了，我就不再用了。
主持人：当时推出了一大批作家，有现在的池莉、方方、苏童、朱小平等等，他们都是文坛的中坚力量。现在的很多小说都是新写实小说这三项“基本原则”的延续，你能把这三项解释一下吗？
王干：还原生活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反映生活，复杂点可以到现象学层面。第二个就是零度写作，又叫做“情感的零度”。对此有些争论，我们作家都是希望对一个作品进行判断、分析、概括，这个容易造成理念先行，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其自己内在的逻辑，内在的向前推动的念头，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活说破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强调一个情感的零度，你要抱着虚怀若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尽量把生活和人生状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情感的零度”，这个和后来的“新写实小说”都有这个特点。当然“零度”本身只有存在实验室里面，而“零”也是一个假设，就是冷静、客观，不要把主观意识强加到人的生活中去。
王干：第三个就是对话的结构，就是作家不要替读者代劳，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作家是通过潜在的文本和读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到现在还能概括很多小说，这是当时新写实的特点。
主持人：五年之后，你们做了一个“新状态文学”？
王干：是的，不过“新状态”这个概念后来被“新生代”代替了。创作有一个特点：第一、原来写乡村叙事的作家也转型了，第二、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学方面我们原来的作家强调人民的代言人、社会的代言人、国家的代言人，是强调“代言”的性质。
王干：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作家有了一个个人化写作的特点，当时我们社会原来是个国民经济，这个作家在计划经济里必然是这个国家、政党、民主的代言，后来的慢慢地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整个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后来又发展到了“私人化写作”。
王干：第三个特点就是作家由原来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心情、欲望等的探索，当然后面就出现了所谓的“身体写作”、“后半身写作”等等，我们又意识到了人对这种心灵和身体的关注。
主持人：现在女性写作很多，一会我们要专门谈到。还做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王干：第三件事也很有意思，就是《钟山》杂志通过我联络了四家刊物叫“联网四重奏”，那个时候“联网”这个词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那时因特网还没进入中国，联网的概念比较新颖。因为我在《钟山》杂志，策划过《大家》，又帮《山花》刊物他们主持过栏目，我们联系起来发出了对文学的主张，同时也在扩大文学在整个社会媒体当中的影响，所以“联网四重奏”在当时共同推了很多的作家，例如王海鸰、徐坤、朱文、韩东、张梅、东西、丁天等等。
王干：当时我们推出的作家，都是如今文坛的中坚力量，但是当时他们的影响力也许不够大，但是通过了我们的刊物把他推到了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去。
王干：所以当时这个活动的影响很大，“联网四重奏”前后大概做了四年，当时我们的网是一个很虚拟的文学网。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了网络对文学、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主持人：当时你们提出的观念有很大的超前意识，你认为自己和其他的评论家有什么不同吗？
王干：我始终在文学实践当中，因为我做刊物，我自己曾经搞过创作，而且我也曾经在作家协会工作，有很多的作家朋友，其他的评论家可能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我是自己在游泳。我的介入性比其他的人都要强，我很多的感受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的，我是个肯干的人。
主持人：也就是说，其他的评论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你自己也是鱼，所以有人评论你说，你二十多年来干着评论家的活，做着创作的梦。
王 干：文学梦吧。我开始做评论，后来做编辑，现在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还在编书。差不多把文学的每一个行当都经历过了。
主持人：有网友问，十年前南京的王干，现在已经成了北京的王干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你现在已经变了很多，不那么新锐了，是吗？你自己如何看待呢？
王干：“新锐”当年又叫做“先锋评论家”，“新锐”是要由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决定的，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的空间、新的现象让我们对文学有许多新的话要说。今天文学像大浪淘沙一样，各种思潮退去了，你要想说很新的话，已经没有很多的东西来推动你了。我们还有多少新的资源可以挖掘呢？当然还是有的，我还是去努力寻找。比如我现在把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大众文化的领域，寻找新的资源和突破口，争取提炼出黄金来。
“《赵薇的大眼睛》只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
主持人：你最近出了一本书《赵薇的大眼睛》，赵薇现在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了。你的一些文学评论带着很多批评的意见在里面，你把原来的那种风格带进了你的文化批评，你把这本《赵薇的大眼睛》介绍一下吧。
王干：好的。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名字，说你能否换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赵薇的大眼睛》太俗了。我说“赵薇的大眼睛”是近十年来很重要的文化现象，80年代如果是刘晓庆的话，那么90年代到现在就是赵薇，赵薇把很多同类的明星已经概括进去了。《赵薇的大眼睛》只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前几天张颐武写的“章子怡的眼睛”，她的眼睛没有赵薇的眼睛有代表性，当年的《还珠格格》收视率到了百分之四十，它的号召力相当于我们“文革”时期两报一刊的影响力。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赵薇的大眼睛特别的大，概括了中国的消费文化。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张柏芝、巩俐等等都是以西方的古典美创造出来的，而我们中国的审美标准就是眼睛要大，双眼皮。
主持人：30年代的明星，好像都是大眼睛，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审美习惯。
王干：我们中国传统小说里写到正面人物的时候都是眼睛很大的，一般写到反面人物的时候，眼睛越小心灵越丑陋，这就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章子怡也好、巩俐也好都没有赵薇的影响深刻，我分析《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能火呢？就是因为有大众文化。
主持人：你谈到的女性写作和网络，我们很感兴趣。你是否经常上网呢？
王干：首先我是从来不灌水的，一开始我是抵触网络的，最初的时候很多网站让我把文章挂到网上去，我是不同意的。我到了2000年才开始上网，主要是看体育新闻，有时候你看电视不方便，所以就看网上的直播。到了后来我发电子邮件，聊天几乎没有过。
主持人：书里你说自己在网上叫“令狐王”？
王干：当时我在下围棋的时候叫做“令狐王”，网络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们生活变化最大的是网络，网络真的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我女儿出国在美国，我们现在视频聊天，每天都能见到。我起初听了以后就觉得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聊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吗？
王干：因为时差的关系，她现在休息，我没有打扰她。网络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是以前搞新闻的人，他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把稿件发传真到各个报社，但是现在这些人已经失业了。为什么呢？如我们现在聊天，网络把新闻的快捷、保真程度大大提高了。
王干：我现在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网络，网络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点击查阅资料。以前我们要到图书馆查资料，现在网络已经让我们方便了很多了，你不出家门就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所以网络对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大。
主持人：很多网友都对“女性写作”很感兴趣，您能说一下吗？
王干：我们中国的文学，有史以来女性占的比例非常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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