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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6年第3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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ㄒ射簟啊uo ”。这是深得民歌演唱真谛之言。试问不熟悉湖南方言的歌手，怎么能细致入微地体察与表达那与湖南方言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湖南民歌的颤音、下滑音以及其他什么音的微妙和美妙呢？这些微妙和美妙，对于别人只是平常的一个音节，对于湖南人来说，则是一只只柔软的小手，一次次挠着的是那一点乡思的痒处，牵动的是那儿时生活的遥远记忆，触动的是那积淀在意识深处的湖湘文化的深深根脉。
理论家关于民歌已经作了系统的研究，说了很多深刻的话语。但是理论永远不等于艺术。艺术的感染力必须来自艺术品本身。对于湖南民歌，作为聆听者的我们，我想，只须这样说就足够：
西部民歌，生命的慷慨大歌，以它的强烈情感之瀑将我们裹挟。湖南民歌，生命的低回吟唱，以它的款款深情使我们悄然泪下。
恐惧与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晚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许多作家，都从祖父祖母的故事中得到过文学灵感，我自然也不例外。现在回忆起来，那些听老人讲述鬼怪故事的黑暗夜晚，正是我最初的文学课堂。我想，丹麦之所以能产生安徒生那样伟大的童话作家，就在于那个时代没有电，而丹麦又是一个夜晚格外漫长的国家。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既不产生美好的童话也不产生令人恐惧的鬼怪故事。最近我曾经回到过故乡，看到那里的孩子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也是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对着电视机度过他们的夜晚，我知道，鬼怪故事和童话的夜晚结束了，我小时候体验过的那种恐惧，现在的孩子再也体验不到了。他们心中也许同样会有恐惧，但他们的恐惧与我们的恐惧，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这个公鸡变成青年的故事，是我祖母讲述的故事中最美丽也最恐惧的故事。我祖母说一户人家有一个独生女儿，生得非常美丽，到了婚嫁的年龄，父母托人为她找婆家，不管是多么有钱的人家，也不管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她一概拒绝。母亲心中疑惑，暗暗留心。果然，夜深人静时，听到从女儿的房间里传出男女欢爱的声音。母亲拷问女儿，女儿无奈招供。女儿说每天夜晚，万籁俱寂之后，就有一个英俊青年来与她幽会。女儿说那青年身穿一件极不寻常的衣服，闪烁着华丽的光彩，比丝绸还要光滑。母亲密授女儿计策。等那英俊男子夜里再来时，女儿就将他那件衣服藏在柜子里。天将黎明时，男子起身要走，寻衣不见，苦苦哀求，女儿不予。男子无奈，怅恨而去。是夜大雪飘飘，北风呼啸。凌晨，打开鸡舍，一只赤裸裸的公鸡跳了出来。母亲让女儿打开衣箱，看到满箱都是鸡毛。——现在想起来，这故事其实很是美好，完全可以改编成一部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戏剧，但小时候，听完这个故事，却对鸡窝里的公鸡产生恐惧。在大街上碰到英俊青年，也总是怀疑他是公鸡变的。我的祖母还说，有一种能模仿人说话的小动物，模样很像黄鼠狼，经常在月光皎洁之夜，身穿着小红袄，在墙头上一边奔跑一边歌唱。这就使我在月夜里从来不敢抬头往墙头上观看。我祖父说在我们村后小石桥上，有一个“嘿嘿”鬼，你如果夜晚一人过桥，会感到有人在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你急忙转身回头，他又在你的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这个鬼的具体形状谁也没有见过，却是让我感到最为可怕的一个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下了夜班回家，必须要从这座小石桥上通过。如果有月亮还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每次都是在接近桥头时就放声歌唱，然后飞奔过桥。回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冷汗浸透衣服。那小石桥距离我家有二里多路。我母亲说你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了。那时候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又哑又破，我的歌唱，跟鬼哭狼嗥没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你深更半夜回家，为什么要嗥叫呢？我说我怕。母亲问我怕什么，我说怕那个“嘿嘿”鬼。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尽管我承认母亲讲得有道理，但每次路过那小石桥，还是不由自主地要奔跑，要吼叫。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过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当然，作为一个人，我也肯定伤害过别人，让别人感到过恐惧。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更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力。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这些掌了权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富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谄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那个年代里，我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友谊和关爱。恐惧使我歌唱着奔跑，恐惧使我产生了千方百计地逃离封建落后的乡村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类永远地摆脱恐惧，但恐惧总是难以摆脱。在恐惧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使我们产生战胜恐惧的勇气。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散文四章
何立伟
当时文学如皓月
——答王尧先生问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倾力投入文学创作，有幸亲历了中国文学彼一时的繁荣同热闹，且以一石一砖之微与当时众多中国作家一起共垒起新时期文学的一道难得的风景。现在回想起来，我个人当时的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的整体繁荣进步，亦是值得总结与回顾的。因在我看来，正是有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狂热，及由此提供的诸多思想资源与写作题材，才为以后的文学健康发展生成了许多新的可能。这之后，文学才有了明显的分流，作家有了明显的分化，作品立场亦有了明显的市场化同非市场化的分野。
还是让我们来回忆一些事情同经历。
A关于小说写作的本土资源问题
我在写小说之前曾写过一段时间的诗歌，而写诗之时我又读着小说，并暗自揣摩着我写小说的可能。我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散文还好一点，诗歌，尤其小说，多半是模仿苏俄同西方的作品，从题材到思想，从文体到结构，从叙述方式到语言本体，无不同传统中国文学的审美情趣渐行渐远。朝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文学的进步，“拿来主义”同“盗火”方式使中国文学同社会现实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于是文学有了批判的锋芒同反省的力量。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翻译体”的文体洪流。简单地说，外国文学的文体标准、思想力度以及审美方式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意境、诗学同文字趣味。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文学自“五四”发轫，方有了今日这番声势。但是从坏的方面来说这又是一场文学的破坏。中国文学传统中那种轻理而重情，空灵而有意境，讲感觉而重笔墨意趣以及伤高怀远将生命体验与历史浩叹融为一体的诗学审美弃之如敝屣，又很是叫人扼腕叹息。中国小说的本土资源仿佛成了一口枯井，不再有源头活水。因为写诗的时候我读过一些唐诗，尤其是五七言绝句，我突然觉得中国的小说，除了可以朝外“拿来”，亦完全可以从里“拿来”，比方元稹的《行宫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短短二十个字，有景有情，有史有人，山河惊变，却淡笔以出，让人心充溢着浩大的怅怀。这样一种取材方式，这样一种处理历史同人物命运的含蓄而韵味深长的写作方法，未必不可以借鉴，而写出有中国传统文学意韵的小说来么？此外，我还以为汉语言的资源亦可重拾起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对中国汉语言文字的珍视同推敲锤炼，是传统美文之所以有文章之美的基础。在状物描情中，汉文字自有翻译体语言所不具备的独特美感、节奏同笔墨意趣。区别如同国画同油画，有着工具性的差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同的韵味。但在那一时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有着明显的语言自觉同文体自觉的作家是很少的。能与传统审美接上气的作家，在我看来其时只有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等人。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更多的是向唐诗学习。我看重意境、情绪、感觉、留白以及汉语言的表现力。我就是在这种意识里，开始抛弃诗歌，转而向小说出发。
B关于我前期一些作品的写作及发表过程
有了上述那种半明半昧的自觉，我开始来写小说了。我有意识地揣摩那种画面感特别强，意绪深藏在情境之中含而不露的所谓有意境的唐诗，尤其是绝句，比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比方“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我觉得化开来写，未尝不是一种小说作法。那就是以境写意，而又将感觉融入到情景之中，把浓的化为淡，繁的化为简，把线性的化为点与面，形成小说的新的构成。此外我亦着力在语言文字上，夹杂着文言和方言的白话里尽可能多的表现汉语言的张力同表现力，以此形成一种语言上的实验。我就是这样的意识下写下了《小城无故事》《白色鸟》《一夕三逝》《苍狗》《花非花》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而我的短篇处女作是《石匠留下的歌》。我当时写完寄给《人民文学》，有幸遇到了一位非常敬业的编辑王朝垠，他后来跟我描述看稿时的情形：那时候《人民文学》的自由来稿每天均用麻袋拖来。他一回要上厕所出恭，顺手从稿纸堆里抽了一篇稿子蹲坑阅读。这篇稿子恰好就是《石匠留下的歌》。他形容我的字写得很难看，若是正常看稿，看到字迹不端的稿子，他会气愤地扔到字纸篓里去，但当时他手里就只这一篇，所以只好将就来看。结果他从厕所出来就趴在堆着如山稿纸的桌子上给我写回信。他在信上说，这是一篇很特别又很有诗意的稿子，既可以作散文发表，又可以作小说发表。如果作小说发表，那它就是一种有意味的非常散文化和诗化的小说。不久，这篇作品就发表出来了，并且是以小说的体裁发表的。现在的作者很难想像，当其时，一个业余作者，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那是何等巨大的鼓舞同激励。而且这也恰好证明当时中国最好最顶尖的文学刊物对我尝试写出一种新的形式的小说来的认同跟首肯。紧随其后，我就写出了《小城无故事》跟《淘金人》，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同《上海文学》，当时北京的一些作家看了这两篇小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湖南作家蒋子丹当时是《芙蓉》的编辑，她到北京组稿，遇到李陀，李要她回湖南后转达他对《小城无故事》的好评，并向我问好。蒋子丹告诉我，李陀是北京现代派文学沙龙的领袖（人称陀领袖），眼光极毒，能够被他看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我听了亦受到鼓舞。势头一来，我就一鼓作气写了后来的《白色鸟》和《花非花》等小说。当时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小说特别垂以青眼，此人就是王蒙。当时他是《人民文学》的主编，我的一些作品就是他强力推出的，好几篇作品都是发的头条，并且由他写的编者的话里给予了相当高的首肯。这也是蒋子丹告诉我的，因为蒋那时经常去北京，对我的作品的反响比我自己都了解得多。我喜欢并怀念八十年代初的那样一种文学氛围，有那么多的好编辑，有那么多愿意提携后进的热心人，有那么样一种没被市场化破坏的创作心态，多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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