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4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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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只鹰，却往人群里钻。老顺知道，它们定是最先捉的，笼里待的时间长了，早忘了自己是鹰了。他过去，用条子狠抽，却发现它们的眼睛被缝了，就叫过几个女人，叫她们用剪刀和针小心地去挑线。　
　　一人大声说：“乡亲们，以后，谁见了抓鹰的，都举报，举报有奖。”　
　　老顺想，又天窗里掉木樨，给驴种相思了；却听得那人又说：“陈顺同志是谁？上来，上来。”老顺大眼张风地四下里望。他怀疑是不是还有个叫陈顺的，村主任上来，捞了他，往前走。那人举个红包儿，大声说：“这是奖金，两千块，是市里奖给陈顺同志的。”听得周围地叫，老顺怀疑在做梦，可接了那包儿却很实在，好像是真的。又听那人说：“陈顺同志，可立了大功，还有那个叫啥孟八爷的，这回，口头表扬，他也立功了……还有谁？”村主任大声道：“还有北柱。”听得毛旦叫：“咋没我？若没我，陈顺同志早到阴间了。”　
　　接着，是一群女人声：“我呢？”“还有我呢？”那领导笑了：“好，好，还有我们的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以后，大家多检举揭发。”又是一堆女人声，都发问：“咋不给我们奖金？”　
　　村主任大声说：“你们嚷啥？人家老顺，你们猜，立了啥功？上回，打偷猎者那回，是一回。这，”他指指遍地鹰笼，见几人正偷笼子，骂，“呔，你个驴撵的，放下，放下，那是战利品。毛主席说，一切缴获要归公……还有这，第二功……北柱，猛子，你们看着，谁再偷，先剁了他的爪子。……人家还有第三功，在他的批评教育下，一个猎隼者觉悟了，不但举报，还出了谋，划了策，路上设了卡子。昨夜，那西去的班车上，又截下了几十只鹰，你们。”他朝那堆女人划个弧，“咋能跟人家比？等以后，你们也立了功，再嚷。那时候，老子亲自去接见市长，抱他的腿，他不奖励你们，我也给他个‘鹦哥盗桃’。”　
　　哄然大笑。数日间，老顺那功夫，早名扬凉州了。在场人，无不捧腹。　
　　老顺搓搓头皮，也笑了，却想：“不知那红包儿里，有没假票子？”想一张张取出检验，又怕别人笑话，便想：“假的也没啥，就当人家没奖。”可心里总不放心，瞅个机会，把包儿塞给猛子，悄声说：“你找个地方，好好瞅瞅，若有假的，挑出来，叫他们换。”猛子臭道：“别丢人了。”　
　　　
　　夜里，老顺那核桃似的脑袋出现在荧光屏上，别的也没啥，那口凉州话硬怪怪的很是扎耳。老顺想，平日咋觉不出那话难听，一上电视，竟是如此碜牙。　
　　老伴早乐得合不拢嘴了，却说：“瞧，狗肉，天生上不了台盘。”　
　　老顺说：“成了成了，就这，祖坟里都冒青烟了，你想上电视，有那个福气没？”又说，“那票子，倒都是真的，没一张假的。”　
　　一屋子笑声。　
　　　
　　雪漠，男，甘肃凉州人，生于1963　年，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院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被甘肃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长篇小说《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荣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优秀图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第十四届华东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外，还多次获省级文学奖。　


沟通：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
成　力等　
　　时间：2003年　1月24　日　
　　地点：北京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主持人语：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祝福》里描写了一位多灾多难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亡夫丧子后的祥林嫂对自己悲苦命运的哭诉与哀告；终究没有引起鲁镇人的同情。鲁四老爷、四婶、柳妈，甚至于镇上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最终都极不耐烦地拒绝于她；远离于她；从而逼使她走向了孤苦无告的绝境。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的悲剧；也是封建文化的悲剧。鲁迅先生对扼杀人性的封建文化深恶痛绝；终其一生都在为囚禁于这种文化下的灵魂而呐喊。他的文章锋芒毕露；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对封建枷锁的一种强有力鞭打；也是在努力面向未来寻求一种自由的心灵沟通。　
　　沟通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愿望；就如同血液循环一样；带给了人们生命的活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正是在跟世界文学的广泛沟通中打破了单一的思维僵局；诱发了各种各样新颖的思想。从鲁迅他们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中国文学便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参与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在挖掘和拓展人类生存表达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了世界文学的思想视野。本期论坛设定为“沟通：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正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引发出的一系列话题。非常荣幸；这一期论坛邀请到了刚刚荣获英国“旅游文学奖”的马建先生；以及周舵、余杰、陈晓明、丁方等一些思想文化界人士共同参与讨论。相信他们之间的交谈和争执能带给我们一些感动和思想启示。　
　　　
　　杨　卫：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论坛和犀锐文化艺术中心的情况。犀锐文化艺术中心是2003年刚刚落成的一个专门展览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空间。1月4日我们在这里已经作了一期有关思想的论坛，杨炼、刘索拉、赵汀阳、朱其、邹跃进等人当时都参加了，谈的话题是“移动的思想”。关于这个论坛，我们的想法是准备在犀锐文化艺术中心长期搞下去，让大家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作家马建，作家周舵，文艺批评家陈晓明，青年作家余杰，艺术家丁方，青年思想者云浩，艺术批评家舒阳，作家周勤，戏剧导演曹克非，艺术家林春岩，设计家旺忘望，艺术家王志远，艺术家杨志超；艺术家李娃克和艺术推广人赵树林等。现在，就先请马建先生开始吧。　
　　　
　　马　建：我选了几个题目，首先来说一说“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这个话题。　
　　　
　　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是先从我自己的一些境遇及对所处时代的感触开始吧。　
　　我是1953年出生的，在座的人当中可能我与周舵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我来讲记忆比较模糊，因为那时候年龄太小。但是六十年代的事情我就记得比较清楚。　
　　六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印象最深的就是挨饿。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大的压力了。记得我当时在家什么都偷着吃。我家在青岛，是在城市里，不像农村还可以挖点儿什么东西，城市里没有东西可挖。对我来讲，家里是惟一可能找到东西的地方。家里的牙膏、盐……凡是能吃的我都偷着吃。放学时也不忘了沿着马路边走，因为很有可能会捡到苹果皮之类的东西，包括别人吐的各种果壳。在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是总是挨饿，总是吃不饱。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因此总是挨整，被下放到农村的小学。为了解决我们兄妹五人的吃饭问题，他在一所中学的马路边上种了许多地瓜。就这样，我们兄妹几人看着地瓜长大，地瓜一长大我们兄妹就不挨饿了。　
　　我小时的记忆特别动荡。我还记得父亲曾经排队去买了一些水果糖，大白兔奶油糖什么的。钉了个木盒子挂在我脖子上，让我出去卖糖。比如一毛钱三块买回来的，你可以一毛钱一块再卖出去。　
　　有一次，是晚上，我卖糖卖累了，就在电线杆底下蹲着，突然来了个人抓了一把（糖）就跑，我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哭……是这种印象构成了我小时候对饥饿的恐惧。到了60年代末，（对饥饿的恐惧）对我的刺激又上升了，那时候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青岛又是武斗比较厉害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成长的经历，使我对任何东西始终抱有一种怀疑和恐惧。　
　　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边远城市。以前在青岛经常能听到钢琴的声音，到处都是德国式的西洋建筑。后来到了北京，感觉北京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工地，房子的砖都露在外面，青岛很少有露着砖的建筑。但走到北京发现全是这样的建筑，走了多少公里还是一个样儿。这就是当时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　
　　来北京后，我首先接触的是“农民画会”的那些人。在座的有跟“农民画会”来往的人吗？没有。也正是在跟那些人的来往中我发现，我以前画的画都很幼稚。于是，就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后来又接触到了一个“四月影会”，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摄影组织，王志平等人组织的，是北京很早的摄影团体。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照片都是那种很正的照片，到了“四月影会”你就可以拍摄男女谈恋爱的情景了。关于这段历史在座的舒阳正要整理。也就是在跟这样一些人的来往中，我这才开始接触到所谓的“现代艺术”，开始在家里举行舞会跳舞，开始穿牛仔裤，开始抽烟、喝酒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经历这一过程，正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说我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画画还是搞摄影？还是就这样活下去？真的没有什么出路。我就想，干脆就走吧，“化缘”吧。大约1983年到1984年底，我就离开了北京，然后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所写的，我开始了流浪的经历。　
　　八十年代对我来讲，我的个人境遇完全跟这次流浪的经历有关。那么这次流浪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许多可怕的经验。比如说，在一个狼群中，你必须也是一只狼；假如你说你是一只羊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吃掉。当我流浪到最后一两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危险。因为我发现，如果长期扮演一只狼的话，披在我身上的“狼皮”会逐渐改变我的本性。当时我出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要找到将来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的角度，或者说我要找到我的追求。可这些跟我的流浪过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外面流浪是一点不浪漫的，你就像是一条野狗，很可能今天被饿死，明天被人打死。在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当时我流浪到了陕西，那时陕西跟现在完全不同，包括延安的大车店，住店也要两块多钱一晚。那些小平房，带着烧热的土炕，炕上顶多可以排上五六个人，却卖出去九个十个的床位。于是，谁回去得早，谁就有机会躺下来，回来晚了，就只好在地上蹲着，等别人出去上厕所，你再趁机爬上土炕。幸好，我身体轻，有时我压在他们身上睡，谁要是醒了推我，我就滚到另一个人身上睡，就像炕上睡着两层人……当时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一路我什么都干，我在贵州画“行画”，也给人算命，当然都是骗人的，其实，我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在哪。有时候我也会拿出“记者证”来，去县里或者什么宣传部门之类的地方讨点路费。有时，他们会给我开一张介绍信什么的。于是，拿着这张介绍信我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混。　
　　用现在的话说，那会儿完全是“骗吃、骗喝”。我还帮人理过发，也倒卖过菜，还把去污粉包成小包拿去零卖。。。。。。反正能赚钱的活我全都干。后来，我去了珠穆朗玛峰，我爬到五千来米的高度就再也爬不动了。就这样我退了下来，退到了离珠峰不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天，我突然读到一本杂志，是《中国青年》，里面有关于“女英雄”张海迪的故事。对于几个月没见过文字、没跟人说过话的我，读到这本杂志无疑有一种深深的触动。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失败了。原先，我本来以为可以“流浪”一辈子的，后来发现其实不可能，我其实无路可走，如果我再走也无非还是这个样子。我当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后的“走”，很可能不会是单纯再用脚来走了，而是一颗心的“流浪”。于是，这种“流浪”的心态开始逐渐注定我的性格。　
　　1997年9月份，应德国鲁尔大学的邀请，我到了德国。在德国我呆了将近两年，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海外的漂流。去德国的时候也正是我最压抑的时候，虽然我们住的教职工宿舍的条件都比较好，但学校却很压抑。那个学校谈论文学的学生不多，中国人也很少。鲁尔大学据说还是全德国自杀率最高的一所学校。最后，连马汉莫教授也自杀了，不知是因为吸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自杀的。马汉莫是个汉学家，这个人非常好，而且他懂七个国家的语言。　
　　德国给我的就是这么一种印象。也许是我的德语不好的原因，我在德国所交的朋友都是会讲汉语的。总的感觉就是觉得德国人特别理性，比较死板，他们很难像我们这样随随便便，他们大都特别有礼貌，特别拘谨。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有时候星期天在阳台上晒衣服、洗衣服，这对德国人来讲就是干扰，他们会马上打电话报警，因为按法律规定星期天是不准劳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到下午4点，柏林所有商店都同时关门。商店4点钟关门，所有人都在街上，上百万人在一瞬间全都在马路上，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动了，必须经过半个多小时，你缓缓地往那边走，我缓缓地往这边走，才能疏通。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非常严肃的国家。但是；尽管德国很压抑；但在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那些画廊区、艺术活动区，却是搞艺术最疯狂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住的就是一间玻璃房子，四处都是玻璃，你可以随便看各种生活，从来没有窗帘。德国给我的印象应当是一个“大学城”的印象，比较干净、比较漂亮，一条路走下来，你绝对见不到半点垃圾，你可以躺在公路上睡觉。前西德对东德，一开始是同情，统一以后，西德人需要纳税支持东德，开始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他们也都觉得东德人这么多年吃的苦太多了。可是慢慢的西德人产生了另一种心态：觉得东德人好吃懒做，他们在吃我们。就是这么一种矛盾，不知道现在这个矛盾化解了没有？　
　　意识形态将前东德与西德分割成了两大阵营。两个群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西德人自食其力的意识比较强；而东德人依赖于“铁饭碗”，比较懒惰，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些生存的能力。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端了一辈子的“铁饭碗”，可到了六七十岁时，制度一下子变了，“铁饭碗”没了，他们内心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很自然，他们的孩子也会跟着失落。他们的孩子到了西德跟西德的孩子一比，自然就成了穷人，自然就成了下层社会的人。正是这种压力，使现在的这些孩子，进入到商业社会后，爆发的意识特别强。在西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德国对于我的个人境遇而言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1999年，进入世纪末，我就到了英国。英国的农村完全就是一个“农村博物馆”，既干净又漂亮，你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拍出来就是明信片，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因为那些风景已经固定太多年了。伦敦还是一个大都会。伦敦的文化气氛很好，有一家画廊，每年都要专门搞一届很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相信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参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