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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读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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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绝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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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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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将军发脾气(2)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淫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宁馨儿”的下场(1)
“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
  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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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鸡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操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me,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me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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