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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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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到一些东西，与他们一年来获得的北京消息是如此不同。接着他们又听到那位胡主任的声音：199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状况很不好，但试验区经济取得60％的增长率。有个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在企业建立党的机构，是否与你倡导的四自相悖？胡昭广知道他是在说四自变成六自六自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是1989年10月27日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它在原来四自之外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根据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回忆，这是为了提醒企业不要过分张狂。此外政府还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建立共产党的试验区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和工会。根据海淀区编制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试验区办公室为此增加编制人数21个。这件事，于是回答：企业是经理负责制，这是改不了的。这话让记者们大感意外，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外面的世界第一次有机会知道，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有个岛屿没被淹没。一个名叫隅谷之喜男的日本人为之感动，当即带了300万日元来到中国，说是捐给中关村的，专门用来种草种树。钱不算多，可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情形，它的象征意义要大得多，所以官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说起来，中国的官员真是奇特，他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常常差之千里。就在1990年夏天，北京流传着一句话，外资越多越反动。有证据表明，它出自当时北京市的领导者之口，可是中关村却在这时又接到一个新指令。这指令在8月10日试验区会议纪要中被明确记载为：王思红副主任传达了在北京市外贸工作会议上市政府下达给试验区年内办35个合资企业的计划。也是这个夏天，北京市政府一面指示属下报纸发表那些尖锐批判民营经济的文章，一面又派出调查小组去研究扩大试验区的可能性。
当地政府想尽办法提高民间经营者的士气，这包括许下一些诺言，也包括行动。胡昭广向他们保证，他是他们的后盾。万一你们遇到麻烦，他说，只要走出门，直奔海淀区政府的2号楼这是试验区办公室所在地。，推门进来就是了。8月的某一天，还真有人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向他报告，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被抓起来了。
亚都这个名头在90年代中期因加湿器而风行天下，大城市里无人不知。但在1990年，它还是个创办不久的小作坊，一名不闻。何鲁敏的突然被捕，既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也是这间公司的先天缺陷所致。亚都在1987年1月注册成立。何鲁敏当时身无分文，也没经验。在那些创业前辈的指点下，他到安定门街道联社借来5万元，把公司注册为集体企业，挂在联社的名下。当时红帽子在中关村大行其道，何鲁敏顺理成章地拿来一顶戴在头上。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把钱还给人家，又租了一间库房，开始新的事业。他期望联社是个保护伞，不料却给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何鲁敏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又到日本留学，归来以后无所事事，整日游荡在校园内外。他之所以闯进商海，乃是因为受到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的强烈刺激。老人把摊子摆在学校门口，告诉他一月能挣120块钱，叫他大为惊讶。他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大学教师的月薪和卖鸡蛋的老太太相比还少一半，一气之下辞了职。以后两年里，他刻意经营亚都，依靠自己的专业、敏感，和市场短缺，把台湾的加湿器贩卖到大陆，挣到第一笔钱。于是他想要开发自己的产品，这在公司内部产生分歧，一些早期的创业伙伴不能接受他的想法。他们说，只要倒买倒卖就能大捞其钱，既省力又安全，何乐不为？公司的领导者在经营方面意见不一，乃是一种常见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何鲁敏面对这个局面并不着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中关村，注册新公司，当然还把他挣的第一笔钱——50万元，席卷而来。
麻烦就这样出现了。安定门街道联社，也即亚都的法律意义上的上级主管，认定自己拥有公司的财产权力，何鲁敏卷款而走，有贪污之嫌。他们一纸举报书投到公安局，警察甚至没有给何鲁敏任何申辩的机会，就把他抓将进去。
胡昭广知道这个消息时，何鲁敏已被关进看守所。他连忙跑出去打探情由，弄明白警方的行动并非逮捕，而叫传讯，还得悉看守所靠着圆明园的一堵墙，属于中关村的辖区。他于是紧锣密鼓地展开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这个词，是何鲁敏自己说的。在中国官场，所谓营救，其实就是托关系。很多年后何鲁敏这样回忆当时情形，中关村地面很小，谁跟谁都是粘着的。他被关在里面不过两个小时，警察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他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电话都是来说情的。其中两人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一个是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另一个是胡昭广。当时只有这些具有官员身份人才有足够权威把他救出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红帽子的来龙去脉说明白。
何鲁敏就这么自由了，案子不了了之。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家亚都注销了，就此割断他和安定门街道联社的关系，也摘下他的红帽子。
这个秋天，中关村显得特别激昂，旁若无人根据政府的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1991年底，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已由148家增至1343余家，增加了7？78倍，专职从业人员约4万人，年销售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40亿元，增长了4？71倍；年工业产值由零增长到12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增长了14倍；年上缴税款由25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增长了5倍。。京城风起云涌，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似的。东欧一阵急风暴雨，也好像和他们无关。1990年11月23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大会，庆祝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创业十周年。这是从当年陈春先的三人团体开始计算的，到现在，这座城市的民营公司总数已有2184家，包括1943家集体的、226家个体的、还有15家纯粹属于私营当时政府把雇工7人以下的企业列为个体，把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很多人原是偷偷摸摸的，不作贼也心虚，现在济济一堂，笑语喧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邹祖烨代表政府走上台去，向大家祝贺，只说了第一句，光彩的十年，光明的前途，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把人们心里聚集18个月的阴暗晦涩之气一扫而光。接着就听邹祖烨充满感情地说起10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走出高楼大院，在中关村创办了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种下了民办科技实业的第一棵树。它在人们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中，在种种争论与非议中，经受了创业的磨练与考验。
官员的讲话大都枯燥冗长，套话连篇，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然而令人称奇的事还不止这些。十周年庆典刚刚结束，接着又开颁奖大会，要给全中国20个最有名的民办科技实业家发个创业奖。这一回，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更有来头，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和科委主任宋健。在上台领奖的那些人里，居然有个陈春先，还有段永基。后者逢凶化吉，鸿运当头，挡都挡不住：摆脱拘押获得自由，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沐浴一片辉煌，然后跑到咫尺之遥的北京饭店，迎接众人欢呼，发表一通演讲，庆祝四通2401打字机销售10万台。此外还有一个情节更有戏剧性：清查小组退出四通时，有个调查人员想要留下成为公司员工，这就需要他的调查对象段永基批准才行。
从1990年冬天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某些左派人物掀起的意识形态飓风还要刮上14个月。中国在过去10年里是靠改革开放立国的，现在北京城里一些人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改革开放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具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庄严和崇高。很明显，理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它很快就被归结为一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信誓旦旦，耸人听闻，把整个国家弄得风声鹤唳。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3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20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600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的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假如这场飓风只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中关村的企业还真的可以在政府庇护之下置身事外，如同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不幸的是，他们可以对来自政治的攻击置之不理，但却无法抵御来自经济方面的追究。因为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来说，中关村早期的创业者都不是无懈可击。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为中关村的企业群体赢得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他们中间通行的无法无天、欺上瞒下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成为它的早期创业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主席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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