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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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的话有点走题了：信息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全球最富的3人的财产超过最穷的48个国家的GDP总和，最富的225个人的财产相当于全人类最穷的一半人口（30亿人）所拥有的财产。即使在全球几个最富裕的国家内部，也还有1亿多人属于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必将兴起。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信息社会的争论。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信息产业报》的编辑写道：这是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前夜爆发的一场大讨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讨论远不像要不要民族品牌的争论那样富有感情色彩，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一类意识形态性质的争端更是完全不同。它看上去完全是新生一代和老一代人之间的斗争。90年代是农业萎缩、商业崛起的年代，按照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来解释，这叫本末倒置。食品加工业以及日用品制造业，也即宋健所说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生活必需与后继无人这两种力量之间沉浮跌宕，这在老一代中引起忧虑。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传统产业，他们不喜欢农村而喜欢都市，不喜欢蓝领而喜欢白领，不喜欢工装而喜欢时装，不喜欢流水线而喜欢办公室，不喜欢机器的轰鸣而喜欢流行音乐。他们的父辈坚定地相信，只有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才是靠得住的，而他们却格外崇拜智慧，向往那些一夜暴富的数字英雄。有不少事情证明，老一代的期望并没有过时。也有同样多的事实证明，世界正朝着年轻人期待的方向走。199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叫做建立网络社会、1998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叫做《浮现中的数字经济》，这些事实也进一步展示了全世界的新经济。克林顿总统甚至还宣称，他的国内方针就是网络新政，因为因特网是未来经济的重要特征，并且正在使这个国家的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都处在3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此一来，美国就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经济。凯恩斯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对克林顿的话莫名其妙，因为他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信息对货币的支配。　

　　何止凯恩斯，今日中国的学者们面对整个国家对于信息的巨大需求，也会发蒙。很显然，人类除了衣食住行，还需要别的。那位宋健院长和张光斗教授如果在几个月后知道了下面这些事实，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结论。这些数字全部来自官方报告，不是欺骗性的论谈：当20世纪最后一年到来时，我们国家已有210万个互联网用户、1500万台计算机、2000万台手持电话、2500万台学习机、4000万台VCD、7000万台寻呼机和3。5亿台彩色电视机。这个报告还预测：到2005年，中国将有5000万互联网用户和1亿手机用户。根据后来的情况看，这不仅不是清谈，而且是个过于保守的估计。　　

　　这是个闪闪发光的年代，让人百感交集。对立的言论层出不穷，各种可能性纷纷涌现，坏消息和好消息几乎一样多。微机时代才刚刚开始，人们就在谈论后PC时代。丁磊紧锣密鼓地筹划他的北上战略。要不了多久，也即1999年6月3日，他便把网易搬进北京，与张朝阳的搜狐比邻而立。而张朝阳正在犹豫要不要来一次西征，让搜狐杀进中关村去2004年9月，张朝阳把搜狐迁进中关村，成为清华大学科技园里的一个大户。。中关村那一边，万泉河小学校园里那几间属于新浪的房间里，王志东正在努力说服一个精通互联网的人来做新浪的首席执行官。那人名叫沙正治，曾是网景的资深副总裁，他答应了，只是几个月后才来上任。在此之前，这一屋子人都还不知道一个网站真正运行起来会发生什么。有一天，公司忽然一片混乱，让王志东目瞪口呆而又无可奈何，原因是吴小莉来了。她是凤凰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年轻漂亮，由于得到一次机会向新任总理朱镕基提出问题，引来那位铁面宰相的一番感天撼地的话，这吴小莉也就成了明星在1998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吴小莉站起来，请新任总理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朱镕基于是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关注她本人更甚于关注她播出的新闻。现在新浪把她请到聊天室，还要网上直播，本来一个挺好的主意，正可凭借明星的声望一举成名。可叹新浪刚刚起家，只有一台服务器。吴小莉还没说完一句话，网友蜂拥而来，其情形有如成千上万的汽车同时涌向一条狭窄的公路，不免堵塞。新浪瘫痪了，技术人员急得大汗淋漓，还是无力回天。网友失望而去，吴小莉也只好打道回府。
　　现在1998年就要过去。它的最后一幕特别撩人，让整个中关村热血沸腾，冬天不像冬天。美国微软公司进入中关村，把一个研究院建立在知春路上。它的第一批员工只有6人，可是至少有300人跑来祝贺这桩盛事，大都是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员和7位所长，还有29个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新院长名叫李开复，是个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其在计算机语音识别领域里的成就早已享誉全世界，但在中国还少为人知。他宣称微软将在今后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100个最优秀的研究员。我们不能等待人才找上门来，我们应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他对记者如此这般解释微软的企图。对西方人的动机一向敏锐的中国记者，全都惊讶不已，其中两位当场在心里盘算，结论是，诱惑力显而易见。《北京晨报》记者陈曦算出来的结果是，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的投入。这消息在第二天早上立即传遍京城。普通百姓看了未免咋舌，见过世面的人却说：这算什么？还顶不上人家微软一年挣来的一个零头！
　　此后两周，报纸上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报道弥漫开来。56家报纸就此发表文章，既有盛誉，也有危言，当然还有一些话不褒不贬，同样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
　　中关村又一次烽烟四起。
　　中国硅谷人才大战。
　　一场跨国资本带来的技术圈地运动，也即人才圈地运动。
　　数字化的背后是美国化。
　　太可怕了！
　　在这所谓人才大战的喧嚣中，有个人分外冷清。除了《北京青年报》之外，没人注意他。此人名叫冯天岳，正蹬着一辆三轮车，沿京城街头吆喝，出卖他发明的软件码根码，每盘售价一块三，比空白磁盘还便宜。从夏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夏天，他走街串巷整整一年，总计售出31000盘。这是一种汉字输入的新方法，冯天岳孑然一身，历时3年研究成功。他希望推销他的技术，无钱刊登广告，于是在京城街头以墨书写码根码三个字，走街串巷，招揽路人。涂鸦3个月，终于被市容监察队查获，罚款500元，还被责令跟在监察队员身后沿街行走，清洗墨迹。他在万般无奈之上平添一重屈辱，回到家里仰天长叹。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加入中关村的软件工程师们的圈子里。他的家也是他的研究室，位居北京城东中央商务区中一座简易居民楼的底层。从狭窄的窗户看出去，外面是一大堆豪华宾馆，衣冠楚楚的人们进进出出，欢声笑语从窗户挤进来。屋子里面阴暗简陋，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设施，墙壁上到处贴着白色的纸条，乱七八糟，那上面记录着他的灵感。
　　灵感总是一闪而过，他对一位名叫杨光的记者这样说，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