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2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先地位，王文京决定跳过流行的16位芯片，倾全力开发32位芯片的财务软件。现在轮到徐少春重复当初王文京的错误了。用户对我讲，计算财务账我用8位就够了，他这样谈论用友的战略，16位都多啦！我干吗要用32位？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财务软件不仅仅是为了算账，它最终应当是管理的工具。用不了几个月，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1997年，用友抢在金碟之前发布视窗95版财务软件，辉煌再次来到王文京身上。当大战在一年前打响时，公司年销售额还只有5000万元，而现在已经超过2亿元。他占领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理应自豪，可是他再也不敢了。他在高端产品市场总会遇到浪潮国强，而在中低端市场上则有金碟在后面步步紧逼。对于金碟，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有些记者想要挑唆他和对手论战，他就是不上当。实在被问急了，他就会说，用友历史上遇到过无数对手，最早是先锋，接着是万能，后来是金蜘蛛，然后又是安易，这些公司都是中关村的，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最后才是金蝶、国强、新中大和金创。他是成心把金碟和国强混在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公司里面，说给人听，其实他在内心里面不敢有丝毫懈怠。视窗95的辉煌已是昨天的故事，现在从大洋彼岸传过来的都是互联网神话。他看到了新的目标：互联网上的财务管理。虽然这情形还很遥远，但是他可不会重蹈昔日两次失利的覆辙。要是等一种技术流行起来再动手，他说，那就晚了。1997年他把1000万元花在新产品的研发，然后开始疯狂地推销他的视窗95网络版。这是一场豪赌，也可以说是一场大战的总攻击。不用说，他赢了。1998年，他和海洋石油做成第一笔生意，把这套软件卖了800万元。于是一个新的市场就被炸开了。订单一个接一个地飞到他的老板台上来，把用友的大用户迅速扩张到5万户。他又是财务软件市场上的老大了。
　　可是那只金蝶仍然在他身边翩翩起舞。1998年5月6日，一家闻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国际数据集团（IDG）用2000万元人民币买下金蝶20％的股权。这是外国资本第一次进入中国财务软件行业。按照当时中关村《试验区报》上的报道，这是给金蝶插上了金翅膀。在这之前10天，徐少春把他在中关村的分公司沿着白颐路向北挺进至少两公里，在新落成的理工科技大厦落下脚。这样一来，就让两个对手挨得更近了。　

　　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成功者来说，中关村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变幻莫测的地方，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而失败也会猝然降临在头上。身边有个敌人，形影不离，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许正是激励用友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后来好多人夸奖王文京居安思危，每战必胜，就连坐在街对面方正大厦里那个老谋深算的张玉峰，也连连感叹这个企业值得研究。如果有谁听了这话真来研究，可别忘记，除了王文京本人之外，它身边有位强大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敌人，是个原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我们此前谈到刘迎建摘掉上校军衔、王文京辞去国家公职，两人不约而同投身于计算机软件这个行当，从零开始，艰难挣扎，巴望着自己的技术能够占领市场，这都是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到了1998年，情况虽有好转，却还没有谁能料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软件行业只因有了这两个人才显得特别精彩。中关村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影响力，最大的缘由莫过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比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在中关村人的开拓史上至关重要。中关村人这个词，我们是在《试验区报》1998年的元旦献词中第一次看到的。新年的太阳已经照耀在中关村的上空，海淀区副区长王孝东在这一天写道，让我们发扬中关村人的理性思考，大胆创新、携手并进。
　　经过沙尘漫卷的几周之后，北京进入了它的最美丽的季节。5月4日是个青年节，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000万日元，要为北京大学修建一座校史博物馆，而这所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留过去百年的沧桑。然而这样一来，又惹出问题。就像刘军宁当时在北大百年同学会演讲中的叹惋，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在谈到北大精神时，喜欢说爱国主义，至于自由二字，他们不喜欢。中关村迄今为止都是以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来自我标榜的，有趣的是，它再次成了一场争论的发源地。有人说北大百年是个导火索。那么炸药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那些喜欢闹事的大学生，当然也不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文人墨客。一个记者这样回答，假如你说的炸药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深深地埋在民间。　　

　　自由这个话题虽然在1998年春天涌到表面，但却不是谁的新创造。它只不过表明，这个国家开始接受一个早已被它的人民接受的思想。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也在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这一定是开拓者们始料不及的。1998年的争端除了为双方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之外，没有结论。中国人在过去岁月里一直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吸取力量，最近20年则又事事依靠模棱两可。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壮大，士气上升，从纯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立场上来说，它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98年，没人这样说。那时候中关村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们的饱受争议的事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5月第二周，也即北大百年庆典之后那几天，超过80万人在一个周密计划的诱导下来到白颐路。政府以一场盛大集会，首届中关村电脑节，来纪念试验区成立10周年。他们把23条横幅横挂在9座过街天桥上，在白颐路和海淀路两边竖起800面彩旗，架上600个灯箱。距离北京大学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头，一个巨大的金属结构的分子链模型矗立在百花丛中，这是政府刻意设计的标志物，一到晚上，发出道道光束，胡乱射向浩渺的星空，街上华灯齐放，照得中关村如同白昼。警察封锁了所有机动车进入的通道，只有10条公共汽车线路除外，它们是被特意叫来为电脑节服务的，免费乘坐。当地人以鲜花、欢呼、锣鼓、彩旗、气球和飞艇来欢迎蜂拥而至的参观者，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入任何展馆和会场。每个角落都被五颜六色的标语彩带弄得热血沸腾，其中一个巨大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
　　在海淀大街才落成不久的1号大楼第八层，有间小小的套房，被临时开辟成电脑节组织委员会指挥部。依靠两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们保持着和上级的联系，操纵街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官员们全都说中关村的产业包括了信息、光电、医药和生物工程，但是他们把10周年庆典归结为电脑节，这多少证明计算机对于中关村的意义重大。　

　　引人注目的不是政府的全力以赴，而是他们感到有必要为中关村扬名立万。与电子一条街的年代比起来，这可真是换了人间。组织委员会的人员都是政府公务员，巨大的花费来自政府拨款。不过，一个能够促使当地更有名气的公共活动，往往也能激发私人捐款的热情。中关村的又一个特色是，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并不冲突，更不是水火不容。人人似乎都能从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兴盛得到好处。组委员的官员挨家挨户动员企业加入进来，把这项公共事业当做义务，也是切身利益，结果他们得到总计423000元的民间捐助。
　　这不是小数目，可是对于这个奢华排场的节日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事实上，政府总共花掉2243762元8角9分。制作大街上那些五彩缤纷随风飘扬的东西，此外还有会标、会微、会场、地毯、乐队和保安，还有一个倒记时牌、5000份邀请函和5000份宣传册，还有旅差费、水电费、记者的车马费、工作人员的加班费，还有1000只鸽子、5尺缎带、一把剪刀、一个专为剪彩用的金属托盘、10位礼仪小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把所有企业赞助和广告收入全都加上，还嫌不够，政府于是从财政机动款中拨出110万元来救急。
　　节日持续5天，高潮不断。白颐路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热闹过后，又有数十万人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选——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十大知名电脑品牌和十大软件企业。面对这番景象，任何人都难免沾沾自喜，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明喜从何来。不用说，官员们是主角，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随着记者的镜头摆开姿势，照了又照，面带微笑。一位副市长，林文漪，来到庆祝大会上，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关村的建设者祝贺，这份经过政府讨论过的贺词有个鼓舞人心的题目：十年耕耘结硕果，任重道远再拼搏。
　　副市长朗朗有声，没看见下面有些听众面面相觑。十年耕耘？那么1988年以前的垦荒者呢？陈春先还是第一人吗？两通两海还是1988年以前中关村最杰出的代表吗？还有胡耀邦他们的批示呢？还有温家宝、于维栋的调查小组呢？还有周光召、曾茂朝这些人呢？还有李曼俊、严援朝呢？难道今天的中关村，不是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续写出来的吗？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净化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我们回看1998年的中关村，看到大街上挂着4525家新技术公司的招牌，看到它们把1263项科技成果变成商品，一年卖出451亿元的产品，为30万人发工资，把13亿元税款交给政府，还把4100万美元的外国资本吸引来，就容易忘记那些已经死亡的公司——它们比活着的公司还要多；我们看到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了亿万富翁，就容易忘记它们连公司总数的6％都不到，至于另外那94％，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呢。　　

　　我们曾提到，中关村的一个秘密是，这里的人们都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不是唯一的。它的第二个秘密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其中要旨，除了让好的企业迅速成长，更要让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就会完蛋。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新现象是其中原因，那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段永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在此地长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相反，没有一间国有企业在中关村长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时，也就是国家力量的沉沦之日。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偏执的想法。可是单就产权来看，至少到1998年为止，中关村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联想、方正，以及段永基本人领导的四通，都不能说是民间所有。不过，中关村所有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没有政府意志，这倒是真的。别看他们见了市长就点头哈腰，其实眼睛里面只有市场。世道不同了，把企业引向成功之路的，不是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不是官员们空洞无物的报告，也不是挂满墙壁的奖状和称号，而是消费者腰包里的钱。　

　　依靠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机而闻名的联想集团，现在又在发布新广告。春夏之交的时候，它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对于公司来说，这比政府颁发的任何奖状都重要。经过将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但要说到国内的制造商，还没有哪一家达到了100万台的水平。三年前联想微机达到10万台的时候，长城微机还遥遥领先呢——20万台，可是现在轮到联想了。想到这些，乔健激动不已。这位联想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是个女性，开朗活泼、激情四射，脑子里面充满希奇古怪的念头。但是她再也不相信把卖方当主角的年代还能重现。这100万台联想电脑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她对广告的设计人员说，我们不再需要那种惟我独尊的架势。她是把用户当做广告主角了，希望让产品跟着用户走，而不是引诱用户跟着产品走。这同经典的广告理念大不一样。
　　广告业在过去10年成了膨胀速度最快的行当。媒体在理论上仍然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其实早在名利场上驾轻就熟。它们在企业一帆风顺时分一杯羹，在企业步履艰难时也能趁火打劫。1993年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也是媒体的黄金时代。1998年中国计算机企业盛况空前，还是媒体的黄金时代。看来广告人员比采编人员更快地适应了时代变化，也更有想像力。他们在企业的困难时期提高广告费，在企业的崛起时期公开招标。这些办法都是中央电视台首创的。电视的影响力已经无可挽回地超过纸质媒体，它快捷便利，远离纸墨，接近真实的表演舞台，更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彩色电视机的普及，把这一切优势推向极端。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在这个领域里无可匹敌。企业趋之若鹜，杰出的企业更加趋之若鹜。电台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显然摸到这个规律，于是宣布，他的广告竞标是衡量中国企业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指标。1994年11月，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夺得新闻联播和气象预报之间的5秒广告。就连野心勃勃的谭希松也吃惊不小，脱口说出一个标王来，不料成了一声号角，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响彻全国，吹得企业晕头转向。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花费6666万元，做了标王。1997年，还是秦池，因为它的工厂电话号码是3212118，所以这一次它就花了3。212118亿元。这数字在中国人看来很吉利，但是秦池很快垮台了，因为这笔广告费相当于它全年利润的6。4倍！　　

　　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所谓标王是个陷阱，专门引诱那些好大喜功、忘乎所以的人往里跳。只有一家专卖VCD的公司还被蒙在鼓里。1998年，爱多接替了秦池的王者之位，其实是第二个冤大头，就像吴晓波在他的《大败局》里说的，它重演了悲剧标王的一幕。如果不是考虑到中国人刚刚开始学习市场上的那一套，过分幼稚，没有经验，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旧体制下诞生的一个怪胎，因为秦池无论花多少钱，都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自己要花的，而是政府官员们指示他们花的。
　　经过80年代呱呱落地、依靠自我调节成长的童年期，又经过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