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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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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鎏窖蟮奈骱０叮押⑷毡尽⒅泄南愀酆吞ㄍ澹忌ǖ匆槐椋砺匏购湍厦酪彩艿角Ａ＞拖窈美澄氲缬啊读矸纭芬谎淼侥睦铮睦锞鸵姑梗褪敲挥械巧现泄舐健Ｈ澜缫黄炻遥泄热籼┥健Ｖ醒胝墓僭钡靡獾厮担缇罢獗叨篮谩Ｖ扉F基总理宣布，过热的经济已经软着陆。理由是，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的工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导致仓库爆满。银行把不良债务减少200亿元，重新向外放贷。
市场又在召唤。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让社会的天平倾向民间资本。经济第一。一切为了发展。私营，更多的私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1998年的春天是民营经济的春天。几个月前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现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承诺把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承认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向全国人民保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共产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媒体吹嘘他的英雄事迹，政府给他颁发奖状，请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而他始终做出一副腼腆模样，不是躲在人家身后，就是钻进那辆最低配置的雪佛兰轿车，逃之夭夭。1995年他在上地购置一块土地，兴建用友大厦，成为这个信息产业基地的第一笔私人资本。他刻意把这件事的本质掩盖起来，却对采访他的两位记者大谈，在党的生日之前，用友公司党支部接收广告主管夏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试验区私营企业中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这些事情全都表明，此人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谋略，大智若愚。他利用了当时中国人还没想明白的民族性格中的好些方面：老一套价值观念声誉扫地、争论不休却并不追求结论、民众普遍希望富裕的心理、全社会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式的老辣、中庸、给失败者一个体面的台阶。随着公司壮大，这一切渐渐成了历史的陈迹。到今天，只是当他想要向后代讲述我们曾有那样一个年代时，才会有用。
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
王文京当时34岁，是个外表圆润、慈眉善目、没有棱角的人。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是个风景优美、贫困闭塞的地方。在王文京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那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辟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集中营。就像刘迎建一样，从90年代后期，王文京也成了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杰出代表。刘迎建是借助于国家资源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追随者都是普通民众；王文京无论财产关系还是技术源头，都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但他的用户十之八九都是公家客。那时候全中国的软件业已经超过100亿元，这其中的60％集中在中关村，应当说基本是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市场入侵者。当然他们的对手也是一样，刘迎建的对手是跨国公司，而王文京遭遇的却是一场地道的内战。
从市场动向来看，有个名叫许正文的人在《试验区报》上写道，1997年中国财务软件产业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转折期。4年前的那场大战之后没过多久，财务软件行业便又蠢蠢欲动。由于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不很高关于财务软件的技术含量，王文京曾对本书作者这样陈述：财务软件在技术上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它的门槛在于运用。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纯技术，而是怎么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系统分析设计规划，它主要的作用是管理技术，是把软件应用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为什么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打不过中国公司？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特色特别明显，非常微妙。就是说它有本地化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它们分别站70％、20％、10％。，所以那些小公司都不甘心用友一家独大。到了1997年，全中国有超过70家公司涉足财务软件的开发，它们包揽了市场上37个产品中的34个，在全国4。5亿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有96％。
关于用友和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的争斗，已被很多人描述过这个故事的最详尽的表述，见刘韧的两本书。一本是《企业方法》，另外一本是《知识英雄》。，它被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其中情节起伏跌宕，就像好莱坞的商战电影一样动人心魄。王文京以财务软件起家，顾客大都是他早年在财政部任职的同事和朋友。这些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所以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抢得市场先机。他踌躇满志，到处演讲，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得意，完全没有料到有两个人正在窥测他的领袖位置。一个是徐少春，一个是王虎。
像王文京一样，徐少春也是个外省人。他生长在湖北，天赋甚高，16岁就成了大学生。当王文京辞去他在财政部的官员位置、骑个自行车到处兜售他的财务软件时，徐少春正在财政部科研所会计电算专业读研究生。他在潜意识里把王文京当做榜样，不过他没有留在中关村，而是直奔南方去另起炉灶。他写了一个财务软件，取名爱普，挣了一笔小钱，然后在深圳创办他的金碟公司，小心谨慎地蚕食南方市场。就这样，从财政部出来的这两个人，一北一南，做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事。
要不是在1994年受到一次极大打击，徐少春也许永远不会加入北方战局。市场过于庞大，而徐少春的野心虽大，却还没有大到妄想通吃全国，也许偏居岭南一隅悄悄经营自己的天地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上只知用友，不知金碟，他也不急。那一次他携带新一代金碟软件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会场设在闹市中心的民族文化宫，盛况空前。根据刘韧的叙述，徐少春在自己的展台前做了一个账海无边，金蝶是岸的巨大条幅，煞费苦心想要引人注意，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寒酸，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用友展示的视窗版财务软件，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接着他便看到王文京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旁边还有安易、万能、远方之类的软件公司经理们，而他却只能坐在台下，连上去和人家握个手的资格都没有。会议的主持者把贡献奖授予所有财务软件，它们在记者笔下都被叫做主流，而节外生枝的金碟只得到一个鼓励奖。这引起徐少春的不满，他提出抗议，没人理他。金蝶在他们眼里是个地方性的软件公司。徐少春恨恨地说，我们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多年以后，徐少春让任何人都不敢小看他的时候，他还记得这次展览会。他说那是金蝶的转折点，也还记得他当时抛给北京人的一句狠话：有朝一日，我肯定和他们一样坐在台上。
徐少春回到深圳，卧薪尝胆，蓄谋发动北伐战争。然而另外一个人，王虎，意外地抢得先机，一头钻进了被用友忽视的市场空挡。此人曾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中关村的商业气息中浸润多年，即使后来作为山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室主任的经历，也没有能够抑制他的商业热情。1992年他辞去教师职位，成为浪潮公司属下的通用软件公司总经理。此后两年，他在DOS平台上编制软件，做过语音信箱和收费系统，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头破血流，眼看着王文京的用友红遍大江南北。
王虎的机会出现在1994年底和新疆油田的一桩交易上。后者要求他提供的财务软件不是用于单个微机，而是一套基于服务器/客户机结构的大型数据库。这意味着市场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股巨大需求。很多机构在经过多年的单机运用之后，都希望建设内部网络，而这恰恰是计算机区别于其他文字处理机的最卓越的性能。王虎成功地履行了合约。他的新产品属于财务软件的高端，为市场上前所未有，专门用于服务器。他把它称之为浪潮国强。这一成功带来惊人的链锁反应。石油部属下19个大油田全都找上门，在它们的3万多台计算机终端上使用国强。紧接着，银行、电力、煤炭公司这些大客户也纷纷涌来，国强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当王文京发现这一切，想要凭借用友的名声把这些定单吸引过来时，他的技术人员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王文京由于坐失良机感到懊恼，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在王虎以山东为基地侵入财务软件的高端市场时，徐少春在深圳发起了蓄谋已久的攻击。几个月前，金碟的一个美国股东向他证实，微软视窗已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全面取代DOS，这让徐少春相信，中国的视窗时代即将来临。他驱赶公司全体研究人员昼夜苦干，只争朝夕，连春节也不准回家。到了1996年4月，终于推出基于视窗平台的财务软件。按照徐少春当时的解释，他在金碟和视窗之间首次实现了无缝链接。让徐少春兴奋不已的是，这款软件较之以往的DOS版拥有更多优势。它能把多个数据模块集成起来，而这一点在过去无法做到。
徐少春坚信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可以吸引会计人员抛弃DOS，转向视窗。他说的没错，要不了多久，媒体就会宣布，1996年中国财务软件进入视窗年。现在金碟不再只是一个被鼓励的产品，而是中国首家视窗版优秀财务软件。它也不再是那个外地小公司了。徐少春带着它杀进北京，在白颐路南端的白石桥路安营扎寨，和不远处的用友遥遥相望。
然而单就技术水平来说，金碟到这时也顶多和用友打个平手。事实上，在视窗上开动脑筋的软件公司，金碟并不是第一家。在它之前，有个名叫吉联的不为人知的小公司已经动手，可惜没有成功。然后是用友，当王文京在大庭广众面前展示他的视窗版财务软件时，徐少春还只是台下的一个看客。可惜先行者常常不是最先到达目标的人。这在计算机市场上有着太多的先例。即使是绝顶聪明之人，也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北京市场上还没有奔腾，用户手里的主流机型是486。在这些机器运行视窗相当吃力，如果再挂上财务软件，那就只能哼哼叫着一动不动，这导致王文京做出一个决定。他下令用友在视窗版的阵地前停止前进，把队伍全都拉回到DOS这条战线上来。那一边，深圳市场凭借其濒临港台之利，奔腾微机先于北京两个月出现在市场上。就是这点时间差，令徐少春挥师前行，后发先至，要把用友从视窗版的市场上扫荡出去。
DOS市场呢？有人问他。
那是块墓地。谁想要就留给谁。徐少春回答。
这是在嘲笑他的那位对手。事情的整个过程都让王文京窘迫难忍。自从在高端市场上被王虎抢去先机，这是他再次受挫。如此连连失策，如果换个意志薄弱的人，也许就要一蹶不振。但是王文京是绝不肯让任何人把他埋葬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错误的行动更快，比徐少春能够想像的还要快。他依然控制着全中国最强大的一支财务软件开发队伍——有300多人，手上还有全中国软件领域里最大的一笔投资——数千万元，只要目标确定，必能反败为胜。
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先地位，王文京决定跳过流行的16位芯片，倾全力开发32位芯片的财务软件。现在轮到徐少春重复当初王文京的错误了。用户对我讲，计算财务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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