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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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民币，他还要继续治疗和生活。
　　不管有什么样的规定，他们都有理由为陈春先同志特批办一份劳保和医疗大病统筹，以抚慰改革者的心。否则，有一天陈春先——这个创业的第一人孤苦伶仃地死在中关村街头的时候，历史将抱憾。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并不是大问题的大问题解决一下，历史会记住这个善事的。。
　　陈春先病得不轻。从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病历来看，这是真的。他在2001年4月13日连续两次发病，口唇灰色，下肢水肿，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以至不能平卧。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有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双侧胸腔积液、肺内感染、二型糖尿病、糖尿病和肾病。这个可怜的被疾病侵袭的老人不得不住进医院。不幸的是，他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假如他当初没有辞去公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的事业，按照纪世瀛的说法，他早就是科学院院士了，还能享有其他人都有的公费医疗保障。可是他放弃了这一切，如今也不打算挽回。他开始筹划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持最后的生活。2001年6月21日，他在写给陆昊主任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住宅。它在中关村804楼1003号，有4个房间，100平方米。他打算把自己20多年创业过程积累的无形资产，还有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电脑和会议桌、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一起作价50万元…100万元，交给另外一个公司去经营。他本人则将全力为此公司服务，同时依靠此公司解决医疗和生活问题。
　　这是老人最后的希望。这一年他67岁，并不太老，却已风烛残年，感到来日无多。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既不愿意看到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化为乌有，也不愿看到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最后不得不募捐救济。他是在维护尊严，而不是出卖尊严。
　　但是很不幸，这是一厢情愿，无法实现。尽管陆昊对他的境遇大吃一惊，万分同情，指派属下官员找到804楼1003号，试图帮他一把，但是几位官员在经过6个星期的努力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委婉地告诉老人：这是市场行为，我们只能起个桥梁作用。这就是说，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和他做这笔交易陆昊指派的调查小组当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坦率地指出，帮助陈春先实现愿望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1，陈唯一的有形资产——住房和一些电脑设备，住房他不能完全提供，因为他还要有地方居住，此外他还未征得妻子同意。2，目前真正属于陈春先公司的只有民营科技网站，而网站的经营是亏损的，要想引入风险投资十分困难。3，陈春先所介绍的五个项目从现在看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不明确。。这是一个残忍的结论，然而老人能够理解。他深深懂得中关村正需这个市场行为。他为此曾经孜孜以求，放弃身外之物，现在看来，连身内的一切也要搭上了。　　

　　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早把使命和希望传达给别人。他深知这个时代的感召是什么，但却力不从心。他依靠默默的期待和一小笔养老保险金，又过了两年。这笔钱是政府工作人员为他要来的，大约1000元，还很拮据，所以政府又依既定程序为他申请一点经济补助。这显然违背了老人的自尊，而且不能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他在2004年8月10日凌晨与世长辞。官方为他发布讣告，说他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还曾大胆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他留给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眼角膜捐给医疗机构。缅怀他的人们大都同意，他的思想闪过很多光彩夺目的火花，同时却又惋惜他没有能做出成功的业绩。然而从纯粹技术的立场上说，王缉志的评价似乎更加中肯。他说：老陈的服务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不用说，陈春先曾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企业家的智谋、眼光、果敢、狡诈和唯利是图。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自己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这是真的。当他去世之后，妻子毕蔚萱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中关村804楼1003号。1981年他搬进去时，房子刚刚建成，现在墙壁斑驳，地上铺的还是20多年前的那块地板革。当年和他共同起事的两个伙伴，也都留下一肚子叫人伤感的故事。崔文栋为了躲债流落他乡，一直下落不明。纪世瀛搬进中关村北端的一处房子，惨淡经营。他把两幅图片并排挂在办公室里，常常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似乎永远也看不够。其中一幅是那个著名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无限憧憬的车库——惠普公司的诞生之地；另一幅正是他们三人在1980年10月创建公司时的蓝色小屋。
　　一支灿烂的精神之花未能结出物质之果。大多数人都说，这是由于陈春先的书生意气和不善企业之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有谁擅长企业之道？当时的中国人，就连企业家这个名词都还很陌生。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科学家，还有所谓野心家和阴谋家。至于企业家，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同义词，是遥远的西方世界里徘徊不去的一个幽灵。对于企业治理之道，这一代人就更加摸不着边儿。刘韧曾经指出，中关村不乏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但中关村缺少有气魄的企业家。这是中关村企业的一个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这话不合时令，让人不快，但离实情不远。1994年9月23日，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中关村企业的混乱状况，结果发现有55家公司没有申报缴税、有109家公司已被注销、有127家公司未经工商局年检、有172家公司的财政报表找不到了，此外还有907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统计记录。于是这次会议就被叫做空壳企业处理办法专题讨论会。所谓空壳企业，意思是有名无实。它直到今天都是中关村的一种顽症，但是我们仔细查阅历史记录，这却是从90年代中期传染开的一种企业病。全中国都一样，只有中关村打算把它公诸于众。1995年12月1日政府在报纸上发布通告，指出有225家企业未参加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核，后面还附有所有这些公司的名单。在以后的12个月，政府屡屡发布公告，宣布取消588家公司的新技术企业资格，此外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公司受到黄牌警告。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瞬息万变的，就像一个喜新厌旧的女人，尽管每个爱上她的人都指望她能成为终生依靠。可叹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到了这时候，80年代创办的那些企业中，十之八九已不复存在。中关村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有些风云一时的人物现在也销声匿迹。万润南流落海外，不能获得入境许可。金燕静在监狱里疾病缠身，被朋友保释出来住进医院。陈庆振在1994年被解除科海总裁职务，成为董事会的一个挂名副董事长。一个从科学院来的副局长担任了公司总裁。有一次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来到科海大楼，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企业长不了啦。这是不用什么预见性也能看出来的。因为新总裁只不过在依靠出租房子勉强度日。此后不久，科海真的从中关村20佳企业排行榜中消失了。陈庆振本人回到家里，依靠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度过晚年，此外还有100块钱特殊津贴，那是政府按月发给所有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的。他还保留着全国民营科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这是一个规模很大但却松散的团体，数千会员和400位理事遍及全国。大家偶尔相聚，彼此叙说自己的陈年往事。还有王洪德。他因公司盛行的裙带风而遭人非议。但是最要命的是，他擅长的计算机房生意遇到了微机时代，寿终正寝，他的京海公司在1995年制造出最后一桩新闻，就是成立药业公司，先是生产神茶，接着推出护肾宝。除了报纸刊登的广告把它吹嘘成患者服用后精力充沛，免疫功能提高，体力增强，性功能提高，无任何不良反应，没有谁真的用过它。　　

　　当时微机市场烽烟四起，凶险异常。中关村大多数公司急流勇退。有些人另辟蹊径，弄出一些保健药品来诱惑人。神茶和护肾宝之类的东西都不成功，但是至少有两样走红全国。一个是周林频谱仪。它被一个名叫周林的教授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的腰酸腿疼、筋骨损伤。到1995年，全国每10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在使用它，其销售额在中关村仅次于联想LX486系列微机而居第二位。周林公司借此大发利市，但也频遭诟病。有消息说它不过是仿造了古老的红外线治疗仪，并不具有更多疗效，弄得消费者将信将疑。1995年12月8日，《光明日报》以巨大版面发表调查为周林正名，希望能够扭转颓势。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非议，消费者的热情也保持不了多久。周林频谱仪也就像天空中的一道流星，一闪而过。另外一个是亚都加湿器。此前我们提到何鲁敏为它孤注一掷，卧薪尝胆，终于把它搞成了。1994年成了亚都最辉煌的一年，全中国无人不知。此后他竟一错再错，导致公司每况愈下，终于在1998年跌入深渊。这事容我们稍后再说。
　　几年以前频频亮相20佳排行榜的那些公司，这时大都榜上无名，而这时榜上有名的，两年之后也就没有了，更不要说10年以后的今天。1995年6月四通大厦竣工。这座51米高的建筑坐落在海淀区政府大街的繁华地段，由宝石绿的中空玻璃和花岗石镶嵌，烁烁生辉。报纸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喜讯来张扬，说全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成立的第11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厦。然而一份呈送政府的报告却暴露出，这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来到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尽管段永基坚称四通打字机一直到1997年还有销路，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东西和联想微机比起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后者升起之时，必是前者坠落之日。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里，电子打字机一直是中关村销量最大的产品，四通也因此成为中关村20强之冠。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联想486系列微机的销量成为中关村拳头产品排行榜的第一名，四通中外文打字机落到第九位。又过了一年，四通打字机便名落孙山。从这种细微的比较就可以知道，商业世界里的兴衰沉浮是多么残酷和莫测。　

　　人们越来越喜欢拿联想和四通做比较。联想在汉卡被软汉字取代的时候握住了制胜之钥，而四通因其电子打字机市场被微机侵夺，一败涂地。其中关键，由柳传志的一句极为出色的话加以概括：这是个转型问题。市场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产品，早晚会被淘汰。所以说，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转型是企业成长之路上的应有之义，可惜大多数企业全都转不过去，就此完蛋。全世界都一样。90年代中关村的转型虽然有着无数荒唐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可以和四通相比。它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头破血流，还能忽悠全国当它是常胜将军。
　　段永基不是傻瓜。柳传志明白的事，他不会不明白。事实上，至少在两年以前，他就意识到电子打字机不可能青春万岁，试图为公司另觅出路。1993年到1996年，他说的话可真不少，他的声音响彻中关村大街，不是第二次创业，就是与巨人同行。中关村被他弄得热血沸腾，甚至整个国家都有人听信，把这些口号当做包治百病的良方。人们都被他当初力挽狂澜、带领四通走出深渊的光芒照花了眼，以为他依旧无往不胜，可是幸运之神似乎不再光顾这个人。他机变百出，满嘴跑舌头，却处处碰壁。他先是在深圳设立微机组装生产线，其生产能力远在联想之上。可惜工厂管理混乱，还涉嫌走私，遭到海关处罚之后一蹶不振。柳传志要是遇到这种局面，拼出性命也要起死回生，而段永基居然一点也不在乎。他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热情转了向，去开发一种名叫税控打字机的产品。顾名思义，这东西是防止买家和卖家串通一气偷逃税款的。商家偷逃税款，从来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全国商家数以百万计，从京城一直伸向数千公里外的边陲，可以想像，无论多么严密的税务征管体系也无法一一涉足其间。所以这个产品获得财政部的激赏，也成为政府金税工程的一个计划。有一段时间，段永基把公司的未来寄托在这个饱含高新技术和高尚道德的小机器上，以为依靠政府力量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可是他却忘记了，对于买家来说，这等于是让人家花钱买回去一个税务警察，所以新产品在市场上遭遇抵制就一点也不奇怪。消费者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段永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除了财政部，他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在骂我。　　

　　这位最富盛名的中关村企业家屡战屡败，更要命的是，他竟越战越勇。1995年他指挥公司兵分四路，向医药、食品、建材、电子行业大步进军，把这叫做大公司战略。于是四通的战线从京西拉到京东，接着跨越半个中国，拉到深圳和珠海，然后掉头北上，进军江淮流域的苏州、扬州和蚌埠。其麾下的产品包括打字机、计算机、芯片、维生素C、水泥、糕点、糖果、儿童食品、配电器材、医疗器具、电灯泡、自动门、房地产，还有金融证券和国债交易，完全是一副通吃天下的架势。就像四通副总裁李玉琢说的，一场疯狂的盛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没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记者们为了证明大公司战略多么辉煌，每天都在追踪四通名下的新工厂。四通食品公司、四通医药公司、四通建筑建材产业集团、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这些工厂的开业典礼全都成了报纸上的新闻。到后来，就连记者们也搞不明白四通到底在做什么，于是有个名叫林诚的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四通销售的是一种文化。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