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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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面前激流勇退，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情怀。在他看来，民族品牌大旗无法插上集成电路的制高点，但却有极大可能插在杨元庆的微机组装生产线上。杨元庆的价格策略正在发生作用，在他执政的最初160天，联想微机售出15000台，比此前一年卖出去的还要多，而且还有相当可观的利润。中关村看到曙光，士气重振。柳传志意识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决定把他的政治谋略再次施展出来，要为杨元庆推波助澜。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新部长胡启立和他属下的那些官员。我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所谓撤退的问题。他说，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这番话以退为进，在主持全国电子工业大局的政府办公大楼回荡着，让人震撼。中国的电子工业在胡启立主持之下进入繁荣时期，同时处处埋着危机。胡启立说，联想提的问题，也是他自己一直考虑的问题。他把眼睛盯着属下官员，口吻既委婉又严厉。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他说，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部长这么一说，官员们无不附合。一个说，他正在想办法。另一个说，他和联想有共识。第三个抱怨，国内计算机没有几家了，只有联想和浪潮还算守着中国的阵地。第四个说，他非常赞成联想的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立足之地。结果柳传志得到了政府支持。媒体也都涌上来，把联想说成民族的希望。今天我们回顾国产微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1994年是最艰难的一年，但要说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那还真是空前绝后。　

　　现在1994年就要结束。四通、联想、方正、时代、汉王、用友，还有中关村所有得意的和失意的公司，全都看出这一年非比寻常：高举民族品牌大旗；向中央政府请命；公司内外患忧纷争不断；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仿效硅谷模式；改革产权制度；风险投资初露锋芒；中国芯蠢蠢欲动；摩尔定律不可阻挡地发生着作用；英特尔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在圣诞节前价格大跌；国内计算机制造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把微机销量增长68％，达到65万台，也让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经过1991年到1994年的跌宕起伏，中关村摆脱颓唐之气，豪情倍增。电子工业部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一支规模庞大的中国军团已经集结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微机时代做好准备。包括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方正公司、四通公司、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紫金集团和联想集团。联想后来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它的微机市场份额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第一位。
　　岁末岁初间，中关村捷报频传。联想成了记者追逐的对象，风头盖过四通和长城。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全都集中到柳传志的案头。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司员工写信。此信至今仍然保存在公司档案中，作为证据，展现着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写道：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
　　既然只是前哨战，就意味着大头儿还在后面。在那个求战心切的年代里，中关村肩负全国的希望。这个旧时代的技术殿堂和新时代的商业大厦，现在成了民族精神的圣地，象征着中国崛起。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叫所有人放心不下，那就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的那个分裂之家。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分歧归结为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看的。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成为焦点，令无数人激动不安，那也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痛处。
　　我们在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柳传志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技工贸来表述公司发展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夏天，他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没有注意。他们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争执还一无所知，也没有看出柳传志的脑子里当时装满了需要进行辩论的事。他正在盘算怎样面对倪光南的迎合世情人心的观点，说服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一定要盯住市场，不能只注重技术攻关。在这个问题上只讲民族感情是没有用的。　　

　　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伸出第二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计算机产业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把公司利润的40％花光了，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是一个技术完美主义者，坚信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他的手上有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联想式汉卡。公司内部的多数员工支持柳传志，但在公司之外似乎聚集着对倪光南的同情。两个游走在中关村里颇有文名的人，方兴东和姜奇平，就曾尖锐地指出，柳传志将联想导入了生意人的层次，而公司日后的种种不如意，都不过是贸工技的危机。还有一个名叫王育琨的人甚至认定，柳传志从来没有把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产业作为坐标，而倪光南的被摈弃，标志着机会主义在联想取得了完胜。如果联想在倪院士的带领下开始着手研制中国芯片，王育琨在柳倪分道扬镳10年之后如此写道，芯片业的版图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还有个名叫阿果的人也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王育琨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批评柳传志主张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有一次这样说，这是系统工程。　

　　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从他们中间任何一位的事迹里，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关村科学家的与众不同。这种科学家的特征不是技术和学问，而是把技术变成钱的商业精神。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中关村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o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o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到了真正悟出这个道理的那一天，中关村将大大成熟。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要经过很多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蠢事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陈春先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10年。那场致命的官司彻底败诉之后，他将自己麾下的公司改名华夏硅谷，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却再次遭遇严重的法律问题。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苏北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押回拘留。此案后来被证明只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陈春先雪洗个人罪嫌，可是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陈春先带着公司的那张大会议桌回到家中，从此销声匿迹。在写给中关村管委会的一封信里，他凄凄惨惨地叙述自己的境况，游离于社会，档案放在人才中心，没有任何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有时候他会走出门去，望着高楼崛起、日新月异的白颐路若有所思，和朋友谈论阅读《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是美国学者安娜莉o萨克森妮（Annalee　Saxenian）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在中关村拥有极大影响。的感想，一个劲儿说，我们很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型企业。偶尔来到翠宫饭店，出席一群喜欢怀旧的人举行的座谈会，回忆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大家见了他都叫老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这样描述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关村跟硅谷相比究竟怎么样。他常常为中关村的未来担忧。2001年春天有个名叫周熙檀的记者来拜访他，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中会见记者了。这位记者看来想要追述历史，见了那张陈旧的会议桌，便抒发感慨：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这位强者，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中关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2001年7月9日，他的昔日伙伴纪世瀛写了一封信给管委会主任陆昊。信是以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名义写的，为陈春先而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此人就像许多失败的英雄一样清冷寂寞，穷困潦倒，有几次险些孤独死去纪世瀛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陈春先请求帮助。他写道：　

　　陈春先老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头上只剩一顶桂冠了。近年来糖尿病和心脏病日益严重，妻子在美国，陈几次险些孤独死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