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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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月6日，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有资产占了公司51％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成立庆典，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无论是不是突破性进展，比特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一拥而上，股份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4年又有324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家，占当年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她恨恨地说，我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说她提出的30％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红帽子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那么就不能否认其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大多数企业由私人投资创建，又由整个创业者队伍的努力发展壮大，公家在其中并无贡献。现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场上，主张自己应当拥有财产权力，其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赵慕兰的三七开，乃是期望以一种折中的办法调和双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员看来，这无异于把公家财产化为私有。这在法理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道德上也会成为问题。政府要求公司创业者以现金来购买公司资产，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无懈可击，可是在后者看来，这是蛮横地强迫他们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由于诸事不顺，赵慕兰做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不再置喙。有无数迹象印证，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企业家嘴里，股权问题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访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把他约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详谈。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关村的友谊宾馆与柳传志面谈。一个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后两次均随侍左右，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三人谈论最多的是产权改革。李后来详细描述当时情形，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话题。　

　　四通和联想的产权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乃至远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听，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民办科技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6个月后，也即1994年2月14日，轮到了联想。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联想售出1？687亿股，每股1？33元，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股票当时总市值8？28亿元。不用说，这里面每个情节都是大新闻，都给世人带来无穷遐想。
　　产权改革如此轻而易举，而且还能带来滚滚财源。四通是一个好例子，联想是另一个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会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开创者以各自占有股权多寡为目标，而柳传志则始终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替政府寻找为他网开一面的理由。他的成功奥秘不是在于他比四通更有力量、更会投机、或者理由更充分，而是在于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的技巧。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股市挂牌之前，柳传志开始策划把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以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授意属下做出计划，呈送上级参照。这一方案经过权衡，增删各方持股份额，形成文件。通俗地解释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将联想财产的55％归于国家，45％归于员工。它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由于科学院是联想的投资者，同时也是联想的唯一股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联想已经打通最重要的障碍。然而柳的方案还是很快宣告流产。因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乃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代表者并非中国科学院，而是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些官员可不像周光召这么好说话。
　　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中关村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杨元庆统帅的微机阻击战和倪光南策划的芯片研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这两人都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技术垄断地位的挑战，只不过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挺进制高点。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中国人在开放年代发奋图强，大举拆除贸易壁垒，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也相当紧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9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