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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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模式。早期的华夏不是，两通两海不是，联想和方正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天地还不是。尽管此人天赋很高，但是他却还没真正见识过硅谷的模样，他第一次到硅谷访问还要等到1年5个月以后。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他只不过凭借本能去揣测硅谷精神。他坐在青岛的海岸上，在浪花拍岸的涛声中，把它们一一写进笔记本：
　　第一，必须专注，而且是专做高科技，不能看到什么能挣钱就去做什么，也不能在挣了钱之后就什么都做。
　　第二，管理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管理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董事会应当代表股东利益。
　　第三，股权清楚。公司的创业者、技术人员必须拥有部分所有权，必须成为公司的一部分。
　　第四，建立在风险投资基础上的高起点。这个公司一旦确立，马上会有一大笔钱进来，可以踏踏实实把技术做起来。不需要再像老一代公司那样，靠一两万块钱起家，这边搞一搞，那边炒一炒，慢慢滚动。
　　这个杰出的软件设计师，现在试图设计一个新公司的构架。他把它归结为硅谷公司四原则。这就是所谓现代企业的机制，他对严援朝说，它在国内还不存在。　

　　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软件技术的共同追求上。他们成为中关村第一次技术浪潮的先锋，也是直接受益者。但是，一项技术的繁荣时期十分短暂，膨胀过快，燃起疯狂的激情，富有爆炸性，然后迅速下跌，这世界又成了商人的天下。严援朝那时候刚刚进入四通，接替黯然离去的王缉志成为总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能理解王志东所说的一切。自从听说王志东离开新天地，他便努力促使这个年轻人到四通来，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四通弊端丛生，与王志东的四原则相去甚远。于是他告诉王志东，将帮助他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
　　严援朝说到做到。他把王志东带回中关村，一起去游说四通副总裁刘菊芬。后者是四通的开创者之一，主管公司技术研发，是个胸襟和眼光都很开阔、对新事物格外敏感的女人。她的父亲是党的元老，丈夫是中国银行计算中心主任，而她本人也曾在政府任职。在她的由从政到经商的历程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办一家软件工厂，如同在流水线上生产硬件产品一样地制作软件。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期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的梦工厂，但在后来的经济动荡中无疾而终。现在，王志东勾起她的久远的梦，就像死灰复燃。她被他的四原则迷住了，当即允诺在四通为他开辟一个特区。
　　接着轮到段永基出场。这是他和王志东的首次见面，从此开始一个极富创造性而又充满是非恩怨的合作历程。自从率领四通度过那场政治危机，段永基在中关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公司资金雄厚，闻名遐迩，一片光鲜，潜伏着冷酷的野心和阴谋。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中关村一直闪烁着段永基那双精明的眼睛。可惜，微机的兴起令四通打字机陷入绝境，老产品每况愈下，新产品屡战屡败，即使机变百出如段永基，也感到走投无路。如今王志东从天而降，让他大喜过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看来相当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事情起因于段永基本人在道德方面遭人诟病。段是一个聪明、机敏、大胆、足智多谋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至少有些熟悉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也给他个人的信誉蒙上一层阴影。当时王志东对这些事情无从体会。他只知道四通是万润南留下的基业，也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直到和段永基昔日的搭档王缉志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每个公司都会有黑暗的一面，即使那些企业之星也不例外。
　　王缉志在四通的位置，犹如王志东在新天地，都是总工程师，但他那时已经挂冠而去，其理由说起来又与王志东的离开新天地如出一辙，都是与总经理无法合作。对于王缉志的技术和人品，王志东有着足够的信任，现在听他以如此口吻数落段永基，不禁目瞪口呆，忽然明白，严援朝和刘菊芬为什么会那么真诚地为他建造这个特区。他没有听从王缉志的劝告，因为实在不能拒绝四通给予他的这个机会，但他大起防人之心，除了更加小心翼翼地和段永基打交道之外，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寸步不让。
　　王志东轻而易举地赢得段永基的信任，不用说，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成就卓著。但更重要的是，四通公司刚刚在香港股市挂牌，手上拥有大笔现金，正为如何花掉大发其愁。所以段永基没有犹豫便决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投资。他问王志东需要多少钱，王志东一咬牙说要500万。他说：好吧，就给你500万。段永基在此前和此后投资无数，除了让数以十亿元计的资金血本无归，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胡为和不负责任的名声，但他至少有这一笔投资大获成功，让四通在很多年以后还能成为新浪股东，从中渔利。
　　这笔钱在更大范围里也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与人的首次结合。在此之前，中关村的资金都是投给技术的，技术的开发者无关紧要。现在，王志东所以能够得到投资，完全因其本人，当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打算做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风险投资的概念几乎不存在，而段永基在追求公司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开启了我们国家风险投资历史的第一页。　

　　中关村的新革命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时代的天平。大有深意的是，中国人一边反抗硅谷的电脑，一边拥抱硅谷的精神，民族品牌保卫战并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公司，所以王志东的所谓四原则能够很快变成现实。新公司叫做四通利方。四通董事会批准的这笔钱，在王志东看来，已经足以让他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四通的全部投资在新公司中占有79％的股权，王志东仅仅凭借他的技术占有其余部分。王志东本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并且建立起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治理结构。
　　1994年1月四通利方的牌子挂在中关村南街上，政府工商局的登记名册表明这是一家股份合作公司。当时中关村里以股份制自诩的公司超过百家，只有这一家与众不同。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产权关系、创业者拥有股权、技术和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计算出价值、风险投资、合伙制、股东权利、经营者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一切使它成为当时中关村3769家企业中第一家真正具有硅谷味道的公司。从这时起，又过了大约3年，王志东真的从硅谷引来风险投资，购进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组建新浪，又经3年努力将新浪送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那就不仅仅是硅谷味道，如他本人所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硅谷公司了。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尚未完成的激进主张继续推行。
　　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一项涉及全国的综合改革计划，中关村成了试点单位这一计划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记载，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公司中尽快推进股份制。这一改造的要害直接牵涉财产权利。它表明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关心的产权问题，现在成为官方的焦点。然而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是中关村历史上最处心积虑也最犹豫不决的篇章之一。
　　仅凭工商管理机构的注册记录，当时中关村的公司财产并不复杂——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可是实际情形则又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中，除了用友公司纯粹属于私营性质，其余公司究竟是谁的，全都不明不白。就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的，他们戴着红帽子。它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就了许多阴影。随着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少，企业资产越来越多，经营者们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红帽子。他们发现它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更像是别人家的钱口袋。它的最为强大的功能就是，让企业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们相信产权制度存在着重大弊端，有可能迅速改变。这种信念在中关村受到鼓励，越来越坚定。有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个进程。单就产权制度的改造来说，这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期，它被后来的历史家们称作社会主义改造，其要害是将民间投资者的工商资本收归国有。国家依靠这种手段获得了它的早期的工业资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成果被当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广泛颂扬。意味深长的是，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新革命，似乎是要将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其实质是要确立私人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不用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经过无数辩论、争执和犹豫之后，有一些人成了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具有很浓的书生气，不是依靠实际进程、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政治经济学。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