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南门外面圈出224亩地给学校建设清华科技园。这时候，中南海刚刚颁下文件，命令地方政府刹住圈地热，他可一点也不在乎，逢人就吹嘘他的一区五园，意思是，中关村不是一个，而是五个。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这位书记只有2亿元以下的审批权，结果他把一个10亿元的工程拆成5个2亿元，连续批了5次。这清华大学本是属于中央政府的，非他管辖，又加上科技园的建设预算高达30亿元，实在不好意思拆作15次。于是他召集属下官员，要大家想出个越俎代庖的办法来。结果会议决定，这是清华大学的保留用地，早已列入北京市的规划啦。
　　当时官员们就是这样自行其是，四面开花。然而最能说明中关村的扩张局面的故事，莫过于它的北海方面工作设想。北海是个海滨小城，远在广西，这一年成了一块炙手可热的土地。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如今官员出行，总是假借公务之名，旅游休闲。那时可不是这样，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有川军、湘军、琼军、黔军、滇军，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报纸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23个省市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如果是真，那可是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了。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已有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些人是从中关村来的。根据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关村的北海计划在1993年4月启动。当时一份主任办公会纪要如此写道：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全局中，广西北海的工作是一个组成部分，又说，这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大开发区战略思路，结合北京、沟通北南。为了完成这样的大业，计划书说，需要注册广西北海分公司，兼有北京开发区驻广西北海办事处职能，同时注册北京分公司，以呼应北海的各项工作。什么工作呢？根据同一次会议的决定，就是实地考察已购置的土地。　　

　　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调控工具，银行，却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泄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档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朱镕基副总理力主对急速膨胀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现在不说治理整顿，改了个说法叫宏观调控。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然而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他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原来的行长撤了职。原先银行不过两个月工夫，就把全年货币计划的80％发了出去。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全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这位行长不买朱副总理的账，还是银行不买行长的账。换了旁人，一定不了了之，可是朱镕基不答应，他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司法部门迅速介入进来，调查银行官员种种胡作非为的勾当。　

　　这样一来，就把一把大火烧到中关村来。
　　中关村从来是个惹是生非之地，但是像1993年这样闹得举国震惊，还真不多见。这样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根据保存至今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年从春到夏，中关村手忙脚乱、中南海大发雷霆、公安部紧急出动、不少高官和新闻记者锒铛入狱、20万个满怀发财之梦的投资者成了一场骗局的牺牲者，不免痛心疾首，这一切都是源自一个39岁名叫沈太福的人。此人后来企图化名逃脱，却被跟踪在后的警察抓将回来，经过一番审判之后被处决了。
　　沈太福是个东北人，那个地方的不少人天生一副无法无天的本性，而沈太福又是他们之中最无法无天的一位。他在1989年春天来到中关村，在这里注册了他的公司——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到处吹嘘他的平淡的过去，夸大自己的成功。他原是长春市政府里的一个技术员，但他的专长并不在技术，而是串通一大帮人来造就声势浩大的局面。1992年5月，他宣称掌握了新一代节能电机的技术，其节能效果可达70％，同时悄悄贿赂几个政府官员来为他铺路。于是这一技术很快获得国家级鉴定，被媒体说得神乎其神，人人惊讶。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就这样拉开序幕。他把长城机电的名字广告天下，又说自己的技术拥有无限前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有些记者拿了他的好处，让他使用他们就像使用自己的秘书一样得心应手，还为他编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齐创长城锦绣未来，共享科技丰硕成果。他告诉那些满怀期待的听众，只要在他的公司里投入最低限额5000元的资金，就可以获得每年24％的回报。这比当时国债同期利率高出一倍多。
　　在一个正常清醒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投资神话。但是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激进气氛和沈太福的相当老练的计划面前，人们全都信以为真。为了把投资者的最后一点警惕心也彻底瓦解，也为了躲开银行管制，他决定让自己的行为披上官方外衣。于是他去讨好国家科委的那些官员。他的圆滑的恭维技巧和金钱，很快搞定了一位名叫李效时的副主任。后者准许他以技术合作之名大肆募集资金。这在沈太福可真是一箭双雕——既有了官方授权又有了合法资格。
　　他在海南小试牛刀，20天获得2000万元；接着转战自己的老家长春，又获得4200万。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足以叫人眼红。沈太福的一份自我标榜的报告也在各地政府流传开来，那些急于赚钱又被蒙在鼓里的官员如同看到大财神，纷纷举起双手来拥抱他。河北省的一位省长说他是大胆尝试，国家科委法规司的一个司长说他是一个新方法。全国各地超过20家报刊把沈太福刊登在要闻版上，当做英雄，都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创举。在如此巨大的鼓动之下，沈家军势如破竹，到1993年2月，在北京签订了18028份技术开发合同，与此同时还席卷16个大城市，至少20万人投资其中。沈太福频频光顾自己设在中关村的集资柜台，游走在全国各个城市，在那里会见投资者，请他们放心。较早进来的人还真的按期收到分红，其实这些钱全都来自那些后来的投资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骗局，投资者拿自己的钱给自己分红，却以为抱着一棵摇钱树。人们口口相传，都说长城将以全部资产担保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可是没人知道，这公司的注册资本当时只有260万元，而他们交给这个人的钱已经超过83374万元。
　　然而根据报纸发表的消息，事情刚刚开始。因为这才牵涉到一个电机技术，而长城集团还有300多项科研成果要转让。有个报社编辑为此加上一段注解：它成功地打破了依靠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推广科研成果的单一模式，为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找到一条非常现实的捷径。对于那些银行官员，这位编辑振振有词地劝告他们不要紧张，中国人的储蓄已达1。5万亿元，几千万元，甚至几十亿元，能是几分之几呢？　

　　像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骗局一样，在开始时它看上去非常逼真，非常灵验，但是随着主其事者的得意忘形和胡作非为，骗局迟早会崩溃。长城公司也不例外。如果沈太福真是一个出色的骗子，他就应当知道占了便宜是不能再卖乖的。然而他不是，他陶醉于眼前的荣耀中，一边巧取豪夺一边还要自诩为改革先锋，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没有想到，为了自己的成功就去威胁别家的利益和权威，将会受到顽强反击。
　　1993年2月，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他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政府和银行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所适从之后，很快醒悟过来，紧锣密鼓地展开第一轮阻击。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指出长城公司所谓技术开发，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债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金净值，担保形同虚设。这一文件在档案中被归为银发（1993）44号，文中责令长城立即停止集资，限期退还所筹集的资金，还要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假如沈太福就此罢手，也许可以为自己保存颜面，至少还有一条活路。然而他已利令智昏，再次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有了国家科委的文件和李效时这棵大树，就可以不把银行放在眼里。3月18日，他将一纸诉状呈递最高人民法院，指控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法定代表人李贵鲜，下发一个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行政决定，破坏了他的正常经营，进而要求最高法院裁定银行文件无效，判决银行赔偿由此行政文件造成我公司的经济损失1亿元人民币。沈太福再次编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告诉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将登报向外国公司出售公司全部资产技术，售价10亿美元，并用此款加倍偿还参与本公司技术开发的合作者。还半是炫耀半是威胁地说，沈太福本人及长城集团所有资产、技术及人才将归属外国公司。其国内国际影响如何？请速裁定！
　　看来这个人不是太狂妄，就是太无知，他竟以为只要破罐破摔，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就会让政府投鼠忌器。殊不知这是火上浇油，让那些本来还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下子全都拿定主意，团结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的诉状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案头。3月31日，等着诉状立案的沈太福反被警察监控。考虑到这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这位最高法负责人致电北京市委书记，告知这个决定。根据当时的电话记录，两人一致同意，此事涉及人数如此之多，关系很大，消息一旦透出去，发生挤兑现象，就难办了，所以应当请李鹏总理亲自过问。　　

　　中国人民银行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冻结长城公司在全国的所有账户。沈太福终于明白大事不妙，当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假身份证，购买机票，准备出逃，被奉命前来监控的警察逮个正着。
　　现在轮到中南海出场，这促成了沈太福的最后灭亡。李鹏总理接到报告之后，当即指示朱镕基主持处理。后者要求李贵鲜速告实情。4月2日，李贵鲜送来报告。这位被沈太福推为被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暗示原告行为已超越银行管辖的范围，所以需要政法和工商部门介入审查。朱镕基于是在次日上午把一群高级官员召到中南海北院第二会议室来。这就注定了沈太福的彻底垮台。此后沈被逮捕收监，长城也被查封。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传遍全国。对这一案件的审判成了全国的舆论焦点，好像仅仅这一个骗子就能引发整个国家银行的危机，解释导致金融混乱局面的全部原因。投资者的神经紧张到极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恐慌。政府一边宣布沈太福的集资属于非法，一方面安抚民心，允诺将会尽最大努力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案件的结局是沈太福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除了搅乱金融秩序和败坏党的干部之外，还有贪污200万元。一群党政官员和记者牵涉此案，身陷囹圄。他当初的靠山、那个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为受贿52000元，被判刑期20年。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他们现在全都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仿佛当初忙着往外贷款一样。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黄金首饰，有些人抢购柴米油盐，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然而以新技术标榜的长城公司肯定无可救药了，神乎其神的新一代节能电机也无疾而终。20万投资者在焦虑中等待，他们原本怀着发财的梦想，现在担心血本无归，后来居然还能拿回至少九成本钱，除了对政府千恩万谢，再也无话可说。　

　　现在这个故事只剩最后两个问题需要交代。第一个是，沈太福当初说，他的行为获得国家科委批准，报纸上面也曾把这事广为传播，可是到了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国家科委显然觉得需要撇清干系。它在3月31日呈送国务院一份报告，否认与长城公司有任何关联，信誓旦旦地说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科委批准的问题。至于长城公司提供给法院的那份文件，只是科委政策法规司给它的一个便函，而非行政批复，结果被长城公司加以复印，广为散发，借以欺骗群众。我们对照沈太福出示的那份文件，可以发现以上解释有些牵强。然而更大的疑点是，在沈太福长达6个月的集资过程中，国家科委始终没有公开声明那个便函不是行政批复，这在它呈送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未明白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中关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长城一案中？当时朱镕基命李贵鲜报告长城公司是什么来头，后者说是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批准、海淀工商局注册。这样看来，中关村实在不能说全无关联，可以想像这给当地官员们造成极大压力。所以他们紧急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写出一份报告呈送中南海，声明试验区早就发现沈太福居心不轨，在半年之前，也即1992年9月1日，已经决定取消其新技术企业的资格，限期转出试验区。只因沈太福不愿迁册，请求给长城机电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才暂缓执行。此后鉴于沈太福屡教不改，又在1993年2月27日正式发文执行取消资格的规定，限期迁出试验区。我们依据保留至今的全部档案，可以知道，这一连串的决定确有事实根据，但是另一方面，驱逐沈太福的步骤一直都是模棱两可，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沈太福败局已定，也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勒令其停止集资之后，才终于被确认。沈太福被赶出中关村、在朝阳区再次注册自己的公司，则是在10天以后。他本人直到入狱之前，一直住在中关村核心地区的友谊宾馆。这样看来，就算中关村的官员们眼睛雪亮，未卜先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沈太福和他的新技术开发，是中关村这个大树上长出来的一个怪胎。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二代企业家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全都发生在1994年：28岁的王志东创建四通利方；29岁的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这两件事，前者是个硅谷模式的仿制品，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后者掀起第二次技术浪潮。此前10年，中关村是中文平台的时代，从这时开始，它率领整个国家进入微机时代。由于当时国产微机在市场上的地位，如同一群面对强大入侵者的散兵游勇，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所以柳传志命令这个29岁的年轻人来统领联想的微机反击战，无疑是中关村历史上最为大胆的一步险棋。　　

　　当时大局如临深渊。中国人刚刚从过去两年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回到既定轨道，然而巨大的惯性依然推着这架列车滚滚向前。工业保持强劲增长，公司盈利增加，政府收入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市场处在极度不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