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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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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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