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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怀特:人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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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谓坚不可摧是不存在的。划船的人使劲儿划船。他听着伙伴们的呼吸声。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当他们在那流质一般的树下划船的时候,树叶窸窸的声音似乎潜入他湿淋淋的皮肤,离他更近了。
  后来,奥塞·皮博边喊了起来。右边,靠近一座蚁家,有一个圆鼓鼓的东西在沉浮。他们向那个方向划去,发现原来是个男人软绵绵的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洪水浸泡得全都成了黑色。那人光溜溜的脸被鱼儿一点一点地咬啮着。这原本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哎!”划船的人惊呼着,把尸体打捞起来放在船底。
  他们充满活力的皮肤不相信死亡。他们的鼻孔大张着,渐渐发自,软骨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那些动物在地底下发现死亡的迹象,但依然拒绝承认。
  斯坦·帕克弯下腰,用一条麻袋盖住了那张泡得像橡皮球似的脸。然后,他们都干咳着清嗓子,有人往水里吐唾沫,别人便也学着他的样子吐了一口。他们继续向前划行。
  当他们划船前进的时候,一幢幢房屋里面先前静谧、平安的生活的七零八碎,从身边流过。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块咬过几口的奶酪,一叠变得像蜘蛛网似的信件,一块黑莓茎秆编成的跪垫,一顶羽毛浸在水里的帽子,一个婴儿用的便壶,一本在伊泽基尔那一章打开的《圣经》。所有这些东西漂过来又都漂走了。倒是他们那条船,是静止不动的。还有他们撞上去的那座房子几乎是静止的。
  “喂!”欧达乌德把脑袋伸进一个窗口喊道。“屋里有人吗?是邮差来了,还有消防队,合二而一了。”
  大伙儿都笑了起来。眼下,他们做什么都很一致。
  在那静俏俏的屋子里,桌子已经摆开,似乎正准备吃饭。一只蜗牛在桌布上慢慢地爬着。椅子在一汪水里泡着。那水是从一扇敞开着的门涌进来的不速之客。洪水至少是团结一致的。只是人走了。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们手扶着外面的墙壁,绕着那幢房子划船的时候,欧达乌德觉得不妨把手伸进去,拿一瓶壁橱架上放着的酒,喝上几口,这也是为了血液循环嘛,最后干脆把它放到船里带走了。
  有人说这是偷窃。
  “不是,”欧达乌德嘴巴湿润润地说道。“谁都看得出,这道理像大白天一样地明白。把这瓶酒留在这儿毫无价值。把它留在架子上,可以说跟扔了一样。”
  大家都不是那么贪杯,便不再答碴儿了。一个泥泞的小屋里,盥洗池边放着的一副紧闭的假牙。
  然后,船划走了。“船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似乎只留下肋骨和两条胳膊,而把整个躯体留在了身后。就像那些逃难的人们把他们的房屋留给洪水一样。他们只有打个手势,吁吁喘气的份儿了。
  划到一个地方,斯坦·帕克看见一棵树权上卡着一个长胡子老头的尸体。但他没有跟别人说这桩事。他只是划船。那条不大灵便的船儿,也接纳了所有这种“忽略”。很快,那个仰面朝天死在树上、没有面部表情的老人,便消失在颠簸的船儿和浓浓的雨雾中了。
  有一所房子在一座高岗上,现在那里成了一个小岛。一个盘着挺重的发髻的瘦小但很机灵的女人向“岸边”跑来。
  “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来这儿呢!”她喊道。“我一直在这儿等啊,等啊。爸爸坐着孩子们去年夏天做的一条小破船走了。我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可千万不能坐那玩意儿走。’可他看见有头公羊卡在一棵树上。”
  她站在岸边,脚下是洪水的泡沫和漂浮着的破柴烂草。她那大张着的嘴巴因为兴奋沾着一点白沫。
  “你们有谁看见我爸爸了吗?”她问道。“一个白胡子老头。”
  谁也没看见。
  “现在好了,”她说。“我就说过嘛,他们总会从城里派人来帮我们的。我已经把东西都打成包了。”
  她跑了起来。
  “可是爸爸怎么样了呢?”她半道停下,踮着脚尖儿说。
  他们说,也许她父亲已经在哪儿上了岸。
  “是啊,”她说。;“但愿如此吧。还有机器,你们知道吗?我得带上我的机器。”
  “什么?”里斯·多克问。
  “啊,”她说。“缝纫机。”
  她从走廊里抱出缝纫机,小腿碰在踏板上,擦破一块皮。
  “我只关心三样东西,”瘦小的女人说。“那两只山羊和这台缝纫机。山羊已经没了。”
  “缝纫机也保不住了,太太,”欧达乌德说。“要不然,我们就得都沉到水底。”
  “那好了。我就呆在这儿了,”那女人说。她的名字叫威尔逊太太。
  她开始大声哭了起来,手指头抓着缝纫机的铁部件儿。
  因此,大家只得硬把她拉到船上,就像拉她的那只柳条包。那里面塞满了她的东西,还拦腰捆着一根带子。
  “你们不该这样,”她哭喊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先是丢了山羊,现在又丢了缝纫机。”
  “啊,”她摸着船底麻袋下面那堆鼓鼓囊囊的东西,很平静地问:“这是什么?可别是具死尸。”
  正是,他们说,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个可怜的年轻人。
  “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她若有所思地说。“就连妈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跟前。我到莫斯维尔布鲁克去了,和亲戚们呆在一起。这台机器就是他们送我的。”
  她又哭了起来,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
  斯坦划船的时候,眼前坐着的这位妇女,又使他从对于死亡和洪水深沉的思索中回到他自己。他咬着嘴唇,看起来显然是因为划船费劲儿。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敢把她父亲的死讯告诉她。他心里说:要告诉她,不过再等一会儿,现在不。他继续划着,满怀着对于别的那些划船者的友谊和那位妇女的怜悯。她穿一件旧罩衫,上面是开着小紫花的校形图案。斯坦·帕克想起烤面包的日子,仿佛看见面团在他们的大铁盆里发了起来。妻子揉面团的时候,脸颊发烧。整整一天,他光顾划船,还一直没想到过她。可是现在,划船的时候,能想起她来真叫他高兴。
  这天晚上,皮博迪老先生回他们那个区,斯坦让他捎话,说还要在外头呆一两天,看能帮点什么忙。
  从山区来的自愿救灾队在一家马车行的马房里过夜。他们睡在散乱的马槽里。新垫的干草直往脖颈里钻。整整一夜,马厩里、睡梦中,他们又抓又挠,辗转反侧,嘟嘟哝哝地抱怨。欧达乌德在橡树酒店喝了点儿酒,就躺在雨地里睡了。他说他是为了吸点新鲜空气。但是大伙儿抓着他的腋窝、脚脖子,硬把他抬了口来。然后,大家又在暖烘烘的睡梦中辗转反侧起来。马儿呆在黑天鹅绒般的夜色之中。人们都忘记了马厩里雨水的滴答声。
  斯坦·帕克半夜醒来一次,想起他一直没跟人说过那位瘦小女人的父亲已经死亡,甚至当朋友们带着她和她那个柳条包离开洪水上岸的时候也没说。他没法讲出这件事来。有些事情你是没法说的。想到这里,他又心安理得地入睡了。在马厩那暖烘烘的饲草里,在那细雨连绵的夜晚,睡得更沉了。
  天还下着雨。
  欧达乌德太太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灾难。农场都被冲垮了,许多可怜的人无家可归。总督的妻子向人们募捐。太太们公开出售一些小玩意儿和她们存得太多的东西,因为灾民和孤儿们没有面包填肚子,尽管那些政客们在视察的时候——当然是坐着船——讲起话来也都滔滔不绝,许愿要发放补助金,还有别的什么,最好是能给人们一块像样的面包和一条能保暖的裤子。
  “因为,”欧达乌德太太说,“空气对肚子没半点好处,除了放出来是个屁。可是空话呢?连屁股也遮不住,甚至连刚落地的、狗娘养的小崽子的屁股也遮不住。”
  然后她拢起滑落下来的头发。头发上也沾满了雨水。
  艾米·帕克这三个夜晚独自躺在床上睡觉,在那张一边暖和、一边冰凉的床上辗转反侧,两只脚贴在一起揉搓着,听着从厨房顶棚落进脸盆和水桶里面的雨水声。她说:“这讨厌的雨简直把我腻烦死了。”
  “听我说,亲爱的,”欧达乌德太太说——话里已经颇有点煽动的味道了,“我们去看洪水好吗?”
  “跑这么远?”艾米·帕克说。“我可从来没有到过乌龙雅。”
  “啊,那可是个好地方,”欧达乌德太太说。
  “那儿有四家酒店,一个面粉厂。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大帐篷里看马戏团演出。不怎么远。我们可以随身带点儿干粮。亲爱的,那会是一次短途旅游呢!我们干嘛要呆在这儿?”
  帕克家走廊前头的玫瑰看起来已经很茂盛了。这玫瑰是他们从先前那所旧棚屋前头移过来的。雨水冲刷着粗壮的枝干,又被黑色的刺分开。凋谢了的玫瑰花变成褐色,落了一层,在雨水中腐烂着。
  “这儿的生活真够呛,”艾米·帕克说。“四周一片泥泞,等着雨停。”
  “你手里切圆白菜的工夫,鞋就发霉了,”欧达乌德太太说。
  “也许我们能在那儿见到他们,”艾米·帕克说。
  “肯定能!”欧达乌德太太说,“他们那些自愿救灾的人全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敢打赌,酒店老板请他们喝不花钱的啤酒呢!因为他们从水里打捞出那些可怜虫。”
  欧达乌德太太直说得这位年轻女人为自己的丈夫激动起来。他的那张脸是最勇敢的。她仿佛又看见他坐在皮傅迪的马车里,连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似乎不属于她,而是属于所有那些男人们。就这样,男人们一起坐着马车走了,好像他们为女人们感到羞愧。
  “不过,如果到挤牛奶的时候赶不回来,我可不能去,”她抱着一线希望说道。
  “我问你,如果赶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你们不是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吗?他要是连奶头也不能扯一扯,连牛奶也不能送一送,要他干嘛?就让他排命往肚里塞东西吃,呆在那个破屋子里头,把裤子都撑破吗?”
  于是,再无话可说了。
  她们坐着欧达乌德家那辆带弹簧的马车,在那条黄泥土路上颠簸着,朝乌龙雅进发,车轮溅起朵朵水花。那匹马甩着它那稀疏的鬃毛,践踏着泥泞的路面,就好像它乐意这样做似的。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连它的骨头都失去了往日的愤懑。甚至它喘气的声音都是欢乐的。
  欧达乌德太太说:“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里,有一位小姐在两匹白马的屁股上跳舞。从这匹跳到那匹,还穿过一个大铁圈。乐队奏得抓抓叫。哦,我真喜欢看马戏。能叫人消遣。他不喝酒的时候也喜欢看,就像那次。啊,就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我们花了三个便士才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或者说,那是一团乱草,人们一直在那上面乱踩——我们坐在那儿吃我们带来的小馅饼。他越发变得不要脸皮了。你听我说,他喝了大概不超过一品脱。哦,也许是两品脱。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他是在‘橡树酒店’,或者是在‘葡萄串酒店’喝的?这倒无关紧要。总之,他喝醉了,扯起裤子,要骑那匹总爱猛地弯腰跳起的小马,我挽着他的胳膊。‘抓牢点儿,’我说,‘你这个不安份的东西,你还没看够那些马戏,那些小丑,那些杂技演员吗?’我说:‘如果他们摔断了胳膊或腿,那是因为他们赚的就是这份钱。我可不是花三便士来看我自己的丈夫摔断骨头的,欧达乌德。’啊,听我说,帕克太太,当时真是糟糕透了。我又是个对当众出丑最反感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乐队演奏起来。他们用一根绳子吊起一个皮肤浅黑的西班牙姑娘。那姑娘拴着一个脚趾头从顶棚上吊下来,嘴里还叼着一个鸟笼子。‘那儿,’我对我们家那位说,‘瞧呀!’我说,‘我们花钱就是来看这个的。’可是,帕克太太,他已经醉得厉害了呢,注意不到顶棚下面的表演。他站都站不稳。这之后,他就摔了下来。我一边给他撵脸上的苍蝇,一边看马戏,我是花了钱的嘛。唉,那马戏真好看,我永远忘不了。也忘不了那天夜里,大象和猴子身上的那股味儿。”
  欧达乌德太太赶着马车向乌龙雅驶去。她挥舞着鞭子,抽打着眼前的景色,统帅着她的过去和现在。
  可是艾米·帕克,这位被统帅的妇人,被女邻居的夸夸其谈镇住了,一路上沉默不语。为了防雨,她披着麻袋,那样子简直毫无生气。她在湿乎乎的麻袋下面,握着自己那双热烘烘的手。鞭声脆响,马车颠簸。篱笆向后退去,篱笆上的铁丝挂着水珠。天空在头顶旋转,有一阵子,露出一片蓝色。但是飘飘忽忽,犹疑不定,从那蓝色的穹隆,鸟笼子一定会掉下来。
  在令人炫目的阳光像一把把刀剑胡乱砍下来的时候,阴沉冷峻的山坡上风雨飒飒,仿佛是表示心中的懊悔。整个山坡上,浑黄的瀑流飞泻而下。透过被涂上一层光彩的树叶,太阳照耀着一串串绿中带黄的桔子,似乎在玩弄一种骗术,只一会儿便隐没了,又让位于蒙蒙细雨。
  到乌龙雅的路上,树期待地飘摇着,似乎有什么野兽会闯进来。
  “听,”帕克太太说,她的脖子蹭着湿淋淋的麻袋。“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欧达乌德太太。”
  “有人也在这条路上走呢,”她的朋友回答道。
  这时她们已经听见车轮滚动的声音。那声音很急促。
  “他要把马眼睛都打瞎的,”女邻居说。“没错,这小子不是抢了银行,就是老婆要生产了。”
  两个女人听着飞快旋转的车轮声很是紧张。她们直挺挺地坐在车上,脖颈显得又细又长。
  直到车轮拐过最后一个弯儿,她们才看见那是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并排挤着三个俗里俗气的小伙子。轻便马车溅起泥水,他们从座位上转过身来。
  “早晨好,太太们!”他们说,或者是挥舞着鞭子的那个人说。车慢了下来。“这是到发洪水那地方的路吗?”他问。“乌龙雅?”
  “到处都是洪水,”欧达乌德太太凝视着前方说道。“路都成一条了。”
  “哈!挺滑稽,是吗?”拿鞭子的那个家伙说。
  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年轻人,镶着一颗金牙。
  “我们是体面的女人,今儿个出来逛逛,”欧达乌德太太说。“我们一直很快活。或者说,在你们几个赶上来之前很快活。”
  那个年轻人对着蒙蒙细雨,从牙齿的缝隙中间,挤出一口唾沫。另外一个小伙子笑了起来。
  “说下去,”他说。
  “我会的,”她说。“我还得添上一句,我们的车赶得不快不慢正好!”
  “哼!”年轻人捅了捅伙伴的肋骨说:“这么说,你没听人说我姥姥怎么死的吗?他们没法儿把她救出来,给淹死了。”
  “哼!”欧达乌德太太说。“你姥姥和什么张三李四!你们家完蛋的是你扔掉的那些空酒瓶子。”
  女邻居的这种鲁莽使艾米·帕克既兴奋又吓得发抖。她转过一张微露喜色的脸,紧张地望着路边的铁丝网。铁丝网上滴着水珠。
  “你他妈的说话太损了,”小伙子说。
  他穿着一件绿颜色的旧大衣,越发显得块头大了,尽管他的块头已经就够大的了。他把他的同伴——那个黑不溜秋,满脸通红,眼睛血红,但明亮、好奇的家伙挤得紧贴在那个坐在外手的小伙子身上,那小伙子便只好挤着车围栏。不过对于他,好像关系还不大。他很瘦。他是那种不爱说话,但是在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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