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犬也有乡愁 作者:刘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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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可是，我却始终吝于为他写一点文字。

　　老师姓苏，教我的小学数学课，他的夫人则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典型的夫妻店。二十年前我虎头虎脑，肥而不腻，更兼成绩优异，所以深受老师宠爱。他甚喜杯中之物，据说常匍匐在家门前，哀求师母开门。平时上课也是通红着脸，遇有学生捣乱，便摇摇晃晃地踱过去，奋力一掌击去，摧枯拉朽，人称“铁砂掌”。

　　我虽然也顽劣，却总在赦免之列。当时常带着个死党，去揪同桌女生的辫子，然后一声呼哨，分头逃窜。所以校园里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小胖子晃动肉滚滚的大腿气喘吁吁地逃亡，一个精瘦的女孩手持扫帚，边问候他的母亲边展开追捕。当然这充其量只能算轻微的性骚扰，因为我只揪她的辫子，不摸她的脸，这说明我很小就懂得做人要遵循底线。但更严重的是，当时跟越南正打仗，我常诅咒女孩那入伍的哥哥吃枪子，后来仗打完了，子弟兵黑着脸找老师告状，老师将我和死党唤去，轻描淡写地说：她家人告上门了，以后你们收敛点。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死党被吓得小脸煞白，说：若我的同伙不是你，少不得要吃铁砂掌了。

　　二十年后，我才回想起老师的溺爱已成绝响。长大的我渐渐桀骜，没有再享受那时的待遇。三年前，老师病入膏肓，我母亲和他们夫妇是旧同事，便代表我去看望他，老师已瘦得脱了人形，听说我在省城当了记者，还有了些名气，便微弱地笑着说：难得刘原还记得老师。

　　其实我是一直记得他的。老师病重时，送到南宁治疗，我听说后去医院寻，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才晓得他自己知道不治，老吵着回故乡，说要死在家里。我在医院空荡荡的长廊里颓然地想：这一生，再也见不到老师了。

　　后来，老师就死了。

　　我总想写些文字，却拖沓了这么多年。这是很不该的。我的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她常说：愈是成绩好的学生，愈是忘本。平素她上街买菜，那些昔年的差生，往往在街头摆个小摊，卖猪肉或蔬菜，很落魄的样子，见了她总是垂着手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然后挑最好的肉菜塞给她，且不肯收钱。而那些所谓的得意门生，往往倨傲地仰着鼻子，佯装不见。母亲说，她是很寒心的。

　　我想母亲的结论是对的罢。这些年，我一直在俗世中挣扎，偶有些功名，也总是想，一切都是自己的禀赋和勤奋所致。我遗忘了那些曾献出肩膀让我踩的人。

　　今夜，我在距故乡千里之外的广州。秋风渐渐起了，有些冷。在冷寂的夜里，雨水敲打着异乡的土地，我敲打着电脑的键盘，忽然想起不逢故乡的月明已经很多年，不逢老师的笑容已经很多年。我被故乡抛弃了，而老师，被尘世抛弃了。

　　忍不住拭了拭眼角。


《非常男女》的非常岁月

　　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叫《结婚一年间》，说一个男子和大自己许多岁的女子结婚，刚开始泡在蜜罐里郎情妾意，后来便白云苍狗，不知所终了。

　　我想起那部电视，是在听说凤凰台《非常男女》栏目在9月猝死的消息时。有些感伤，因为《非常男女》活过的八年，也正是我掉进社会的河流里苦苦挣扎的八年。八年，足够一次抗战，足够年月在我的眼角留下沟壑，当然，也足够胡瓜高怡平们看着灯光逐一亮起又逐一　　
圆寂。

　　在乡下的时光里，《非常男女》曾经是我和那群贫穷的兄弟们的精神救济粮。每到周末的傍晚，我们就匆匆去食堂打饭，然后痴迷地围在电视机前，菜肴自然食之无味，虽然边吃边流口水，但都是为那些女主角们流的，与食堂大厨的手艺无关。我们议论的重点当然是哪个妞儿更炙手可热，以及哪垛牛粪能有幸滋养最光鲜的花骨朵。

　　记忆当中，那群相亲的人全是满嘴跑火车的人，跟我的偶像韩乔生有一拼。记得有次一个老外也来凑热闹，胡瓜问他：你和原来的女朋友是因为什么而分手？老外沉痛地说：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我和她八字不和。米粒刹那间从我们的鼻孔喷出，浪费了不少粮食。

　　《非常男女》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把婚姻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你可以去那里任意挑拣，当然，只看不买也是允许的，而且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我老爸有次心血来潮，跟我说起他60年代相亲的经历，有次一个同事给他介绍了某女，说是貌若天仙，老头子——当时还是小伙子，便屁颠屁颠去人约黄昏后，谁知一看，这哪是仙女下凡，整一个北京猿人重出江湖，我老爸当时就心律不整，但碍于礼数，还是请那周口店的朋友吃了顿饭。老爸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一直捂着胸口，他说：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块，请那周口店的吃饭就花了十块，疼啊。

　　所以《非常男女》善莫大焉。你押中了宝，胡瓜会送上礼品，若是谁都看不上，则可以假寐片刻，当然你如果像我一样精力充沛，也不妨用目光吃吃高怡平的豆腐。这是有先例的，据说不少男嘉宾一落座便痴痴望着高怡平，一场节目下来，脑海里已在巫山顶峰演练了无数次人工降雨。这也提醒诸位女同胞，你们去相亲的时候，务必拉个兔唇相伴。

　　当年我在的电厂在贫瘠的当地也算富甲一方，所以吸引了许多无业女游民。有个说法是这样的：想看当地的美女，无须上街，只要搬张小凳坐在单身楼下面即可。当别人在奋力御女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庸碌之辈，落寞地守着《非常男女》消磨似水年华，想来真是悔恨不已。

　　那时的我一想起爱情就绝望得想跳水库。刚毕业时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守在轰鸣的水轮机边，别说班组里的几个丑女，即便是癞皮的母狗也懒得向自己抛媚眼。及至到厂办当了小秘，便有人想招我入赘，也有厂家直销的，幸亏我立场坚定，紧揪裤带誓死不从，否则一旦被贼人玷污，现在只怕小孩都能打酱油了。

　　再后来，围坐在一起看《非常男女》的兄弟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潜入夜色，或是鬼鬼祟祟地躲进自己的小屋。我无趣地躺在床上，望着搁在窗台上的月光，在不绝于耳的淫声浪语中呷点酒，暗自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八年之后。八年间，许多玉成的新人已成老夫老妻，高怡平从小姑到人妇，胡瓜从已婚到单身。那晚走在珠江边上，忽然想起那座上游小城的河水，其实正淌过眼前，唯一变数是支离的月光又年长了八岁，而我已无法在夜雾中打捞自己衰败的容颜。


无法抗战二十年

　　我坐着颠簸的车钻在夜里，何山来了电话，我说正病着只怕写不了稿。他有些失魂地说，这是他头一回做专栏版，没准下一期就不做了。我扭头看着窗外，风正刮过深夜的长街，几个流莺在稀疏的树影下木讷地守望，忽然心里隐隐动了一下。

　　许多年前听过一首老歌，谭咏麟唱的：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可见面对时光的流失每个人都会心生彷徨。那天去了越秀山，临到中山纪念碑时，眼皮下冒出了体育场，我像　　
囚犯般握住栅栏，深情瞭望。我甚至记得当年头次来这里时所坐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叫米什么的老头带着一群球员在草地上玩皮球，我懒得看他们，我眯缝着眼，看几个奶子很大或者很小的女记者故作妖娆地甩动头发，我猜她们的头皮屑一定太多了，痒得厉害。

　　现在的越秀体育场在暮色中像一座空寂的坟。那些跑动的身影和晃动的奶子已渐行渐远，像一炷香弥散在岁月深处。前阵子在酒宴上，老板忽然问我想不想去北京当体育记者，我当时吃喝正欢，忽然在高潮处打了个寒噤，跟那个什么似的。呆了几秒我才擦了擦嘴讷讷地说：我饱了，腻了。

　　我确实腻了。一年前的8月，我不仅厌倦了体育新闻，甚至厌倦了新闻。那时天河有个人才交流会，简称人流会，我像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穿行其中，后来一个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老板居然相中了我，这令我悲愤不已：自己究竟哪里长得像卖保险的？我满腹辛酸，在天桥上拍遍栏杆，然后眼睛一亮：小广告上招男公关，月薪三万。但我旋即想起自己刚患了腰肌劳损，腰子不好，做鸭也枉然。

　　我的体育新闻生涯始于法国世界杯，在韩日世界杯后精神濒临崩溃。上海有一位祖母级的女摄影记者，满头白发，常冒着风雨在场边拍照，我是没有那种韧劲的。身为男人，耐力却不好，这真是一种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向那帮仍坚守在阵营里的弟兄们致敬。

　　8月的最后一天，我抱着遥控器在家独自看电视。央视放着Beyond的北京演唱会，主打歌是黄家驹的遗作《抗战二十年》。肋骨没了，Beyond三子喑哑地悲啼，二十年后，这些苟且的残部已经摇摇欲坠。唱功最好的黄贯中，十五年前主唱《大地》时声线是多么清亮，如今已沦为KTV的水准。但这群曾经崩溃的老男人，仍然立在台上，像三杆锈蚀的标枪。

　　我下意识地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呷。我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去城市，被一群城里的孩子骂成“乡巴佬”，就像二十年前的Beyond被别人骂作傻B。仅仅在命运的河流里蹬了蹬腿，那个纯朴内向的孩子就变成了顽劣、狡诈、喜欢冷笑着抚摩中指的人。

　　我在8月的月末想起了许多年前看的古龙小说《九月鹰飞》。9月是一个充满劫数的季节，在过往的年月里，我习惯在9月爱上不同的女子。功名和爱情都不可预知，正如那天的我无法猜到，几天后有一股番号为杜鹃的台风会像原野上的马群呼啸着漫过我的头顶。


十年不写诗

　　晚上吃快餐，拿着一份自家的报纸慢慢看，一张胖脸扑面而来，是伊沙，西安的痞子诗人。我停下了筷子。

　　那个版面是诗人访谈系列，我历来不看的，有空去读诗，不如看黄碟。不过伊沙倒是例外，他的流氓习气很是对我胃口。这期报纸上还登了他的代表作《黄河》，我早年就看过，两年前去沈阳采访，车过黄河时忽然想起了他的诗句，说他坐火车过黄河时正在兴高采烈地　　
尿尿，“只一泡尿时间/黄河已经流远”。多么骑士，多么畅快。

　　我不读诗已经很多年了，忽然在这个初秋的傍晚，想起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往事。

　　让我有些羞赧地告诉你，如今满脸猥亵的刘原，其实十多年前是一个忧郁而正直的诗人。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捻断的胡须比别人多，居然还窃据了诗社社长的高位，我本来对权术兴趣不大，但鉴于坐在这个高位上可以经常单独辅导文学女青年，所以就一屁股坐上去了。

　　在大学校园里，写诗的全是些荷尔蒙分泌过多的鸟人，身为社长，我责无旁贷地要关心一下他们的内分泌，因此，我带领他们把黑手伸向了师大、女子学院等盛产佳丽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在江心岛上，我面对一群无辜的幼女，舌灿莲花，声泪俱下，朗诵得鼻涕都流出来了。可惜她们一个都没哭，这让我很有挫败感。

　　那时，据说舒婷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建文联。舒婷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地位，有如当今歌迷眼里的F4。所以我常在盘算如何把她诓过来搞一次讲座。计划正待实施，却听一个家住文联的朋友说，舒婷的模样整一个工人阶级，酷爱搓麻，而且一搓麻满嘴都是有违五讲四美的发音。我一听，万念俱灰，歹念瞬间云散。

　　其实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十年前的10月8日。那天，一个叫顾城的人在新西兰奥克兰岛用斧头劈死了他的老婆谢烨，然后自缢。据说起因是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勾上了一个德国的气功师。德国人和中国人抢老婆，居然是靠中国的国粹气功，这委实是一大国耻。我估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气功师一边念念有词，唱着德国版的十八摸，一边伸出魔爪上下其手，谢烨抵抗不住，终于委身。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风化案，但偏偏这个叫顾城的人是写诗的，而且此前不少诗人纷纷自杀，比如海子、戈麦、蝌蚪等等，所以许多人都说诗人全是疯子，要防火防盗防诗人，搞得我很有思想压力。虽然我在家里不是独子，我疯了还有我哥，但住在精神病院会很有压力的，不仅伙食不好，据说还要挨电棒，所以还是不疯为好。

　　1993年10月，我写了一首诗悼念顾城，然后，封笔。

　　看到伊沙的访谈，想起诗歌，想起顾城的十年忌日近了。那时他的死，对我的震撼是多么大，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或死，在我眼里都只是一只蝼蚁的来去。我冷漠了，或者说，我老去了。

　　回想起来，不写诗已有十年。我依旧倚靠着写诗时培养的语感和触觉码字、挣钱。在功利的年代，我摇着船橹向黄金海岸叛逃，渐行渐远。而诗歌仅仅是一座曾容留我的城堡，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躺在空旷的年月里，独自寂寞。


黄埔的逝水

　　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