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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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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阿拉米语足可以被阅读的，而且全部翻译出来了。”
“的确是这样。就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100份《新约》的碎片和手稿一样——其中80份写在纸草纸上，200份用安色尔体，也就是说大写体——也成功地被翻译出来了。但是，这是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才得以翻译成功的。”
兰德尔仍坚持着。“很显然，这些手稿中的困难也被克服了。詹姆斯福音书被翻译出来了。而且您也说过，您认为它翻译得可能很精确。那么，您怎么能解释其它内容中的不一致性呢？”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院长说，“我们不知道在公元62年的詹姆斯是否受过很好的教育，以至于他自己能够书写福音书。也许是他写的，但更有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由他口授，让经过训练的抄写员书写，然后他只不过再签上名罢了，这份手稿可能是抄写员第一次写下来的原稿，或者是另外一份手抄稿——也就是詹姆斯说他送给其他二人中的一份——由抄写员记录下来的。或者是一个抄写员，由于手或眼睛劳累，或者由于大脑走神，可能把一个字，几个字，或者一句话抄错了。记住，在阿拉米语中，把一个小小的点点错了位置，就能全部改变那个字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在阿拉米语中有一个字可以当‘死亡’或者‘村庄’讲，其差别完全是靠一个点的位置。这么一点小小的错误非常可能造成时代错误。或者，的确可能，在基督去世13年后书写或口授耶稣的传记，詹姆斯自己有可能把我们的主从哪里或如何从罗马离开这一事实记错了。”
“您相信是那样吗？”
“不相信，”院长说，“这份资料太宝贵了。即使在当时，也不允许人们犯这么粗心的错误。”
“那您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代的翻译者——当然理应非常尊重杰弗里斯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把阿拉米语翻译成英语或其它语言时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也许是由于两种原因中的一种导致的。”
“那些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今天我们不可能知道公元62年詹姆斯所知道的所有阿拉米语。我们不知道阿拉米语的全部词汇。而且没有这种文字的词典，而且以前也没有一本词典传给我们。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发现了许多古代纸草纸的资料的时候，新发现的手稿又给我们提出许多以前我们从未见过的词。我记得有人在米地沙漠的一绿洲上的穆拉巴特洞穴中曾发现过一些手稿，叫我前去帮助翻译。这次发现包括公元130年用阿拉米语写成的许多法律合同和反叛罗马的犹太首领考克巴用阿拉米语写的两封信。他是公元132年反叛罗马的负责人。其中就有无数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拉米语文字。”
“那么当时您是怎样翻译它的呢？”
“用了与杰弗里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翻译詹姆斯手稿时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时一样的处理方法——即通过与文中认识的字进行对比，通过与熟悉的语法形成的相似点猜度出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和意味。这里我想说的是，用现代的文字去表达古代的语言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翻译则更像是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有时会导致错误的产生。”
院长若有所思地摸着胡须，然后接着说，“第二种危险，兰德尔先生，是每一个阿拉米文字都可能有几种意思。举个例子说，有一个阿拉米字表示‘灵感’、‘教诲’和‘幸福’。遇到这种情形，翻译者就要决定用哪一种解释为好。翻译者的决定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上讲，他必须要权衡一下一行或几行中不同字并列的含义。客观上来说，他必须要努力发现原来存在的一点或一笔现在已经消失了。而这非常容易被忽视，被错误地估计，非常容易犯错误。人类并不是知道所有一切事物的。他们极其容易判断错误。以前在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时，翻译人员就把‘人子’译成了‘他的儿子’。实际上，古希腊语中没有‘他的’这个词。这个错误在冉版的标准译本中才被更正为‘儿子’。这个变动可能比较精确些，但它已把新版改变了‘耶稣’的含义。”
“那么这次翻译中会不会也发生了类似的错误？”
“非常可能。阿拉米语被翻译成‘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古老土地……’如果你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改为‘穿过了富西纳斯湖旁边或附近的大片土地’，或把‘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改为‘即将被凯撒大帝派人去排干’，便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您相信那些字有没有可能被误解？”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它们没有被误解呢？如果它们被翻译得很精确呢？”
“那么，我将对詹姆斯福音书的真实性、可靠性表示怀疑。”
“如果它们仅仅是误解呢？”
“那么，我将把新版的福音书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
“神父，”兰德尔说道，从椅子里向前侧了侧身，“您难道不认为为了发现这福音书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而值得做出任何努力吗？”
院长看起来有些糊涂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和我一起回阿姆斯特丹。在那儿您将亲身检验这手稿的原本，然后彻底地、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发现的手稿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
“你想让我去阿姆斯特丹？”
“明天，您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这样，您将为您的修道院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您的权威将使《国际新约》不再受到怀疑。”
彼得罗波罗斯院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的确，这将是为上帝工作。是的，兰德尔先生，这样的旅行是可行的。但是，不过明天不行。”
“好极了！”兰德尔欢呼着，“那么，您什么时候可以去？”
“我一直计划著作为圣山修道院区的代表，参加由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堡大主教主持的希腊正教会的一个宗教会议。我将和教会的大主教们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将我们800万人更加忠实地、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将于7天后在赫尔辛基举行。我计划5天后离开雅典，前往赫尔辛基。”
老院长慢慢地站起身。兰德尔确信在院长浓密的胡须后掩藏着一丝笑意。
“所以，兰德尔先生，”院长接着说，“刚才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早一天，也就是4大后，离开这里，绕一个弯路。毕竟，我们可以把阿姆斯特丹看成是去赫尔辛基路程中的一站，是不是？是的，我将到那儿，亲眼看一下你们纸草纸的原稿，然后告诉你们发现的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伪造品……现在，兰德尔先生，你必须在晚饭前休息一下。我们为你准备了我们最精美的食物，你以前曾经吃过清煮的章鱼吗？”
3天后，兰德尔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回到了他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办公室，他一直等待着乔治·L·惠勒和其他四个出版商会对他的逃避责任大发雷霆。
恰恰相反，惠勒的反应使他大吃一惊。
实际上，兰德尔在昨天傍晚以前就回来了，他在星期一早晨天亮的时候离开了圣山，星期二晚上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当时，他曾想立刻面见惠勒。但是，归途——骑着骡子胆战心惊地下山，乘坐私人飘摇的小船、颠簸的海轮，然后乘喷气式客机从萨洛尼卡市到达了巴黎，在巴黎又换机到阿姆斯特丹，最后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到他的旅馆——这次旅行要比第一次旅行更累，将他折磨得精疲力尽。
他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很脏了，而且累得他摇摇晃晃，根本无法面对惠勒或安杰拉。他甚至累得不想洗澡。他一头栽在床上，倒下就睡，一直睡到今天清早。
回到克拉斯纳波斯基他的办公室后，他决定先不找安杰拉算帐，要先做最为重要的事情。他告诫自己，首先要检测一下两件事：即版本的可靠性和安杰拉的诚实，而且首先要解决的是版本的可靠性问题。
从出版商的接待室里，他给安杰拉打了个电话，向她问好，但故意将她的热情欢迎岔开，他说他将和出版商们一起忙碌一整天。（但是他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只是不想见到她。因此，回到办公室后，他给她布置了一项工作。）至于今晚的约会，他一直回避着。他解释说，他可能仍然很忙，尽管如此，他必须让她知道原因。
这事完了后，他大步走进惠勒的办公室，做着最坏的准备，结果他却大吃一惊。
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冲动地把在过去的5天中他到过哪儿，他一直在做什么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不给出版商插话的机会。
惠勒带着浓厚的兴趣听着他讲述，几乎是用一种祝贺的语调做出反应说：“不，我并未担心你对宣传工作玩忽职守。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我认为你使你自己确信这里没有任何错误是最为重要的。除非你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它，否则我们不能期望你全心全意地去宣传它。”
“谢谢你，乔治。一旦彼得罗波罗斯院长检验并且确认了这些碎片，那么我将定下心来。”
“这是另外又一件值得我们感谢你的事情。我们一直想要老院长走出修道院再帮我们检验一下原稿，但却始终没有成功。我们没有办到的事而你却办到了。因此我们得感谢你自动自发的精神。并不是我们怀疑手稿，而是如果院长能和这项计划联系起来，那将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他能消除你最后的担心也是很令人高兴的。”
“谢谢你，乔治，我一定会完成任务。那么，在宣布之日来临时我们一切都可以准备就绪了。”
“在宣布之日到来和过去后，我们都将如释重负。同时，尽管现在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警戒，但是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了。”
“怎么会呢？”兰德尔奇怪地问。
“在亨宁那方面，我认为我们已有一套可行的方案来保护他不再受普户默的敲诈。至于我们办公室内部的犹大——汉斯·博加德斯这个叛徒，我们已解雇了他。我们从美因茨回来后立刻把他赶了出去。”
“你解雇了他？”
“是的。他曾大吵大闹，就像当初威胁你那样，威胁要揭发我们，他警告我们说，他一旦向弗鲁米和普卢默指出了他所谓的致命的错误，他们就会立刻毁灭我们。我们告诉他尽管可以去办就是了，不过他们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将来有一天，当他们看到《国际新约》，将确信它是令他们信服的，无可指责的。不管怎样，我们已把博加德斯从这里赶了出去。”
兰德尔从未如此感动过，这几位出版商居然不怕博加德斯的威胁，同时又准备欢迎彼得罗波罗斯院长检测他们的手稿。这几乎恢复了兰德尔对这项计划的全部信心。
他还有一个请求。“乔治，我公文包里有一张第九号手稿的相片——”
28
“你不应该带着这么宝贵的资料到处跑，你应该把它锁起来，放在你的防火保险柜里面。”
“这以后，我会的。但是我想把它和地下室的手稿原文比较一下。我想知道原文是否真的更容易辨认些。换句话说，我想知道院长将检测出什么？”
“你想看一下原稿？当然可以，如果这令你高兴的话，没问题，让我给地下室的格罗特先生打个电话，让他取出原稿，准备好。然后我们去地下室，你就可亲眼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那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想试图辨别出一张古代纸草纸上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像杰弗里斯或彼得罗波罗斯那样是个专家。但是，只是看看它，你仍会感到极大的快感——这是一张公元62年载有耶稣兄弟字体、确切字体的手稿。有一天，你将非常自豪地把这事告诉给你的孙辈们。好吧，让我们叫格罗特先生准备好，然后我们下楼去。”
这一切发生在早晨10点钟以前。
现在，在8点10分，兰德尔和惠勒乘坐电梯，下落到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地下室。那是一个经过特殊建造的地下室，安全地保存着使“第二次复活”和《国际新约》成为现实的宝贵资料。
自动电梯平稳地停下来，门自动地打开，然后兰德尔跟着惠勒走进了地下室。坐在折椅上的武装安全人员向他们敬礼问好。
他们谈笑着走过阴暗的地下室。他们的鞋子与混凝土地板的摩擦声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回荡着。转了个弯，走进第二个走廊时，远方一处耀眼的荧光灯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就是地下室。”惠勒解释说。
在荧光灯附近的方地上，兰德尔可以发现巨大的防火地下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它银色的门闩和黑白相间的保险箱拨号盘。
突然，在地下室的幽深处，闯出一个健壮的男子。他还猛地穿过门，向他们跑来。
兰德尔和惠勒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兰德尔目瞪口呆，这个男子的遮秃假发歪了，浓密的胡须飞舞着，黑色上衣敞开着，露出了上下跳动的枪套。他就是地下室保管员格罗特先生。
他在他们面前突然停下，呼吸异常沉重。以至于连他想要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惠勒抓住他的肩膀。“格罗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先生！”格罗特大声叫着，“快！它被偷了！快叫警察！”
惠勒猛烈地摇着他：“混蛋！说英语！快说英语！”
“快，我们需要帮助！”这个粗重的荷兰人喘息着，“我——我们被抢劫了！警察，我们必须快叫警察！”
“混蛋！格罗特，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警察。”惠勒气急败坏地说，“发生了什么事？镇静些，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格罗特大声咳嗽了一阵，最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手稿，第九号手稿也没了，不见了！它被偷了！”
“你疯了！这绝对不可能！”惠勒大声吼叫着。
“我找遍了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格罗特低声说，“原来的抽屉里没有，甚至其他的抽屉里也没有，抽屉里没有，哪儿都没有。”
“我不信，”惠勒厉声说，“让我自己看看！”
惠勒急促地向前走去，后面跟着极度恐惧的保管员。
兰德尔慢慢地跟在后面，在头脑中把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思索着。
到达地下室的门口后，兰德尔扫一眼这个房子，它大约有20英尺长、10英尺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排排书柜都安有防火防盗的装置。手稿放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那扇厚重的保险铁门和通道上防守的武装警察，若说有文件失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不禁被惠勒和地下室保管员的动作吸引住了。
格罗特推出一个个宽宽的、低低的、玻璃顶的抽屉，然后惠勒检查里面的东西。这两个人从一个抽屉移到另一个抽屉，而出版商看去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生气了。
兰德尔问这间屋子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手稿，于是他们又检查了一遍地下室。除左边墙上高处有两个小的透气孔和一排拨号盘和开关外，其它再也没有可以值得探寻的地方了。
兰德尔转过身，看见出版商满脸阴沉，不知所措的粗壮的保管员向他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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