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煮酒侃三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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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在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中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构思和想法，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没有写。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刘备打督邮的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的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指出缘由。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至《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张冠李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　，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　　　　　　　　　　　　
论刘焉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据要职的中央政府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可以体现出刘焉对自己所指的“清名重臣”还是很有自信的，基本上可以推断出刘焉在此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具有一定能力的。《续汉书》中说的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的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三国志？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裂，实在有点牵强。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放逐，如果他一开始就象史料记载的“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象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他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才逐渐产生的。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特别召见了刘焉。《汉灵帝纪》称：“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象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员的有三个：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董）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另据《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记载：后来在刘备蜀汉政权做过车骑将军的吴壹全家也随同刘焉一同入蜀；另外，《三国志？吕乂传》中提到：吕乂的父亲吕常原本是为刘焉送行的，但由于“王路隔塞”，后来也就留在益州为刘焉效命。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的路上，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见《汉灵帝纪》）。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自称黄巾，迅速攻占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并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郤俭也杀了。起义军“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楯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官僚地主武装纠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原本刘焉还打算一到益州就有一番血战，不曾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顺手拣了一个大便宜。于是，刘焉把州治定在绵竹，一方面奖赏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后汉书？刘焉传》中提到的记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笔者认为应该就在这段时期，“焉悉收以为觽，名曰‘东州兵’。”这样一来，刘焉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三国志？刘焉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都说这时期的刘焉“阴图异计”，笔者认为可能说的太早了一点。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以前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贾龙等豪强地主势力和刘焉带来的外来势力也就是所谓东州士的冲突上，而忽略了董扶、赵韪所代表的另一种地方势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董扶。董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的很少，而且语焉不详，难以了解。但是在陈寿的另一部已经失传但被裴松之引用而有幸残留的《益部耆旧传》片段中有稍微详细的记载（《后汉书？方术传》中关于董扶的记载基本上是照抄《益部耆旧传》的）。董扶，汉末广汉人，早年就非常有名气。“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在随刘焉入川时就已经是蜀郡属国都尉，再加上有本地人的身份，又向刘焉说出了“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这个大逆不道的言语，刘焉岂能不重用他？以董扶在益州“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的名望，岂会不被刘焉利用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集团；至于赵韪，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虽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