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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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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我娇惯你，但是，你知道，这全都是由存款里提出的……我想，到了我该忠告你的时候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人家的指教，除了咱们的远房亲戚艾尔弗雷德特地骑着马到鲍通来指教我。你知道他忠告的内容吗？‘内德，’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求你做到。在校期间，每逢星期天都要戴礼帽，判断一个人，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礼帽。’你知道吗？”我的父亲一边接下去说，一边深深地抽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礼帽的。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没有看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听见有人议论过这一点。但我总是戴着礼帽。这样做，不过是表明，凡是切合时宜的、非常有见识的忠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给你提出些忠告，可是我没有。”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种损失。他是我伯父的大儿子，我父亲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家长”。他读到四年级，估计这个学期结束以前就会获得穿上牛津大学划船队员蓝色衣着的荣誉；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和大学三年级公共休息室的总管；他是那个学院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上大学的第一周，他就来正式拜访我，留下来喝茶；他吃了很难消化的一顿：蜂蜜小圆面包，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然后他点上烟斗，躺在柳条椅子上，定下我应当遵守的行动准则；他谈到很多题目，甚至今天我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他所说的许多话：“……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为了获得一个名次好的第二名，你花在上面的时间等于白白丢掉了。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不管这些讲演是不是你的学院主办的——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俱乐部吗，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这也不是件坏事情——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要去野猎山酒店……”对面山墙的上空映出霞光，然后就昏黑了；我往火炉里添一些煤，开了灯，看到他那条伦敦做的肥肥大大的运动裤和利安德牌领带很有气派。“不要像对待中学教师那样对待大学教师，应当像在家里对待教区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到二年级时你得花上半年时间去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那些不中意的朋友……当心英国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很难听、搞鸡奸的人。事实上，你得机灵地避开一切宗教团体，它们只会招来祸害……”
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表现出第三度空间，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兰西尔在长耳狗的眼光里表现它的忠诚……”直到塞巴斯蒂安懒洋洋地翻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才念道：“‘谁对一只蝴蝶或一朵花的感情会像对一个大教堂或一幅画一样呢？’是的，我就感到，”直到他念到这地方，我才睁开了眼。
在我遇见塞巴斯蒂安之前，我就认得他的模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由于他的引人注目的漂亮，怪僻的行为，在进校的第一周，他就是这一年新生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那一次令我吃惊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带了一只大的玩具熊。
“那位是，”理发师在我坐到椅子上时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一位非常有趣的青年绅士。”
“显然是的。”我冷冷地说。
“马奇梅因侯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离校了。那位可是大不一样，是一位安静的绅士，很像个老头儿。你猜塞巴斯蒂安来干什么？来给他的玩具熊要一把发刷，鬃毛要很硬的，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塞巴斯蒂安买的是一只很漂亮的玩具熊，熊背是象牙做的，他让人在它的背上刻上‘阿洛伊修斯’的字样——这是熊的名字。”一个人在他那个年龄，可能已经厌倦了大学生的幻想，但是他显然给这头熊迷住了。可是，我对塞巴斯蒂安一直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后还见过他几次，一次他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一次他戴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虽然科林斯还在读弗洛伊德，能用许多专门名词解释一切，但是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仍然没有变好。
终于，我们见面了。这一次情况也是不吉利的。那是三月初一个晚上快到午夜时分，我正在请大学一些知识界朋友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我心里感到非常厌倦。我打开窗户，外面院子传来不平常的醉汉的笑声和不稳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声音说：“来吧”；又一个说：“有的是时间……房屋……等到汤姆打完了电话再说”；另一个比其他的更清亮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得出去一会儿。”然后，一个面孔出现在我的窗口，我认出来这是塞巴斯蒂安，但是，那面容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活泼和喜气洋洋；他用茫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弯着腰走进屋里，他病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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