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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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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马奇梅因勋爵的情妇来到。我虽说已经十九岁了，可是对女人还是一无所知的。在大街上我都没有把握辨认出一个妓女来。因此我现在和一对通奸的男女住在这幢房子里，我对于这件事就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可是我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掩饰起我的好奇心，因此，马奇梅因勋爵的情妇看出来我对她抱着很多矛盾的期望。而这一切期望，一时由于她的外貌而破灭了。她的样子不像土鲁斯—劳德累克笔下的土耳其后宫里引起色欲的婢妾；也不是“年轻的女郎”。她已到中年，保养得很好，穿着考究，风度优雅，像这样的女人我在许多公共场合都见到过或偶尔遇到过。但是在她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社会恶习的痕迹。就在她到达这天，我们在利多的餐厅吃午饭，餐厅里几乎所有吃饭的人都招呼她。
“维多利亚·科隆波娜已经邀请了我们大家参加她星期六的舞会。”
“她太好了。可是你知道我是不跳舞的。”马奇梅因勋爵说。
“可是为了孩子们，去吧。那地方很值得去看看——科隆波娜的府第开起舞会来灯火辉煌啊。很难说以后还会举行多少这样的舞会了。”
“孩子们可以随他们便。我们可是必须谢绝。”
“还有，我已经请了哈金·布伦纳太太吃午饭。她的女儿很漂亮。塞巴斯蒂安和他的朋友会喜欢她的。”
“塞巴斯蒂安和他的朋友对贝里尼的兴趣比对女继承人的兴趣要大得多哩。”
“不过，我一向希望的也正是这个嘛。”卡拉说，她灵活地改变了她的攻击点，“我到这儿来的次数真是数也数不清，亚力克斯连一次也没有让我进圣马可里面去看看呢。我们要当旅游者了，是不是？”
我们的确成了旅游者了；卡拉找到一位到处很熟悉的矮个子威尼斯贵族作向导，她把他带在身边，自己拿着一本旅游指南，她和我们一起参观，她有时疲倦，但从不放弃，在威尼斯豪华、壮丽的环境中，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普通人。
在威尼斯的半个月过得很快，很惬意——或者过分惬意了；我沉浸在甜蜜的幸福中，无忧无虑。有几天，日子就消磨在那条冈朵拉上，我们缓缓地驶过大运河的支流，船夫发出哀怨的、鸟叫般的警告声。另外几天，我们坐着快艇腾越在通海的泻湖上，航行在闪烁于阳光下的滚滚而来的泡沫浪花上；如今留下的混乱回忆是沙滩上的灼热的阳光和大理石建筑里的阴凉，到处是水拍打着平滑的石块，在彩绘的天花板上反映出斑斓的光点，是像拜伦可能度过的科隆波娜的贵族府第的夜晚，还有另一个拜伦式的夜晚——在基奥贾的浅滩上捕大鳌虾，小船后面泛起闪着粼光的尾波，船头上摇曳着的船灯，捞上来满网的水草、沙石和欢腾乱跳的鱼儿；还记得在清凉的早晨，在阳台上吃甜瓜和熏火腿；还记得在哈里酒吧吃热奶酪三明治和香槟鸡尾酒。
我记得塞巴斯蒂安仰望着那座科莱奥尼铜像，说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和我都决不会卷进一场战争中去，想到这一点，也真够让人沮丧的了。”
我还特别奇怪地记住了访问结束时的一场谈话。
当时塞巴斯蒂安和他父亲打网球去了，而卡拉终于承认她自己累了。已近黄昏，我们坐在俯瞰大运河的窗户边，她坐在沙发上，做着针线活，我坐在扶手椅里，闲着没事。这还是我们头一次单独在一起。
“我想你很喜欢塞巴斯蒂安。”她说。
“嗯，当然啰。”
“我懂得英国人和德国人那种浪漫的友谊。他们不是拉丁民族，如果这种友谊持续的时间不太长，我想是很好的。”
她说话时态度安详，平淡，因此我不能责怪她，但是找不出话来回答。她好象并不期望我回答，只是继续做着针线活，间或停下来，从她身边的针线袋里拿出一块绸子来比一比花色。
“这种友谊是一种爱，在孩子们还不懂得它的意义的时候，他们身上就产生了这种感情。在英国，这种爱在你快长大成人时出现；我觉得我是喜欢这种爱的。对另一个男孩子怀有这种爱要比对一个女孩子怀有这种爱好一些。你知道，亚力克斯对一个女孩，对他的妻子就曾经有过这种爱。你认为他爱我吗？”
“真的，卡拉，你问的真是个最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想……”
“他不爱我。一点都不爱。那么他为什么要和我住在一起呢？告诉你吧；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可以免得他和马奇梅因夫人在一起；他恨她；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他多么恨她。你会认为他很平静，英国派头十足——这位英国绅士，有点玩腻了，一切热情都已消失，贪图的是安逸，不要受干扰，打发日子，让我为他做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我的朋友，他是一座仇恨的火山啊。他不能同她呼吸同一个地方的空气。他也不会踏上英国的土地，因为那儿是她的家；他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是很难高兴得起来的，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但是塞巴斯蒂安也恨她。”
“这一点你肯定说得不对。”
“他也许对你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也许自己也不承认；他们都充满了仇恨——仇恨他们自己。亚力克斯和他的家庭都这样……你想他为什么永远也不进社交界呢？”
“我一向认为那是因为大家都反对他。”
“亲爱的孩子，你太年轻啦。难道人们会反对像亚力克斯这样一个仪表堂堂、聪明健康的人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是他把人家都撵走了。即使是现在，他们还屡次三番地跑到他这儿来，受到冷落和嘲笑。这一切都因为马奇梅因夫人的原故。凡是可能和她有过接触的人，他都不愿打交道。只要一来客人，我就看出他在琢磨‘也许他们是从布赖兹赫德庄园来的吧？他们是不是去马奇梅因公馆路过这儿呢？他们会不会跟我的妻子说起我呢？他们是不是在我和我憎恨的她之间搭桥？’不过，我心里真的认为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疯了。她为什么应该受到这样的仇恨呢？她除了曾被某个没有成年的人爱过以外，并没有做什么啊。我和马奇梅因夫人素昧平生，只见过她一次；但是，若是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你就会了解他曾经爱过的另外一个女人的情况。我和了解马奇梅因夫人。她是一个善良而又单纯的女人，就是曾经被人错误地爱过。
“当人们那样强烈地仇恨时，他们仇恨的正是他们自己身上的东西。亚力克斯仇恨他幼年时期的一切幻想——天真、上帝、希望。可怜的马奇梅因夫人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一个女人不能爱对她怀着如此深仇大恨的人啊！
“亚力克斯现在很喜欢我，而我则保护他，使他自己的天真不受伤害。我们过得很舒服。
“塞巴斯蒂安热爱上自己的幼年时代。这会使他非常不幸。什么玩具熊啦，什么保姆啦……而他已经十九岁了……”
她在沙发上动了动，换了一下位置，好让自己能够看到窗下来来往往的游船，接着她又用一种故作多情的、嘲弄的语调说：“坐在阴凉里谈论爱情真是很美的啊。”接着，她忽然急转直下，出其不意地说，“塞巴斯蒂安喝得太多了。”
“大概我们俩都喝得很多。”
“你喝得多关系不大。你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留神观察了。塞巴斯蒂安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如果没人出来阻止他，他会喝成一个酒鬼。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亚力克斯，在我遇到他时差不多是一个酒鬼了；酒鬼是有遗传性的。我从塞巴斯蒂安喝酒的方式看出来了。你就不是那种喝法。”
我们在开学前一天到达伦敦。在从伦敦繁华的市中心区查林——克罗斯来的路上，我让塞巴斯蒂安在他母亲住宅的前院下车。“‘马奇家’到了，”他说，还叹了口气，表示假期已经结束，“我不请你进来啦，里面大约全是我家的人，我们在牛津再见面吧。”我坐着车穿过公园回到家中。
父亲带着他平素那种温和遗憾态度招呼我。
“今天到家，”他说，“你明天就走了。我好像和你见面太少了。也许你在家里觉得没意思。还能有别的原因吗？你玩得高兴吗？”
“高兴极了。我去威尼斯了。”
“好，好。我估计会这样的。那儿天气好吗？”
他一晚上都在不声不响地研究着什么，快去睡觉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问道：“你十分关心的那位朋友，他死了吗？”
“没死。”
“我非常高兴。你应该写信告诉我嘛。我非常为他担心哩。”
第五章
“这是牛津大学的特点，”我说，“新学年在秋季开始。”
在鹅卵石路上，在碎石路上，在草坪上，到处落叶飘零，学院花园里营火晚会的烟雾同河上潮湿的雾气聚合在一起，飘过灰色的围墙；脚下的石板路滑溜溜的，四方院子里的窗户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接着金黄色的光线弥漫开来，变得模糊了，穿着簇新长袍的新生穿过拱门在微明的暮色中徘徊，而熟悉的钟声唤起了一年的回忆。
我们两个人都有着秋天似的心境，六月里的狂欢和窗前紫罗兰花好象一起凋谢了，那盈窗的花香此时已变成了堆积在院子一角里闷烧的潮湿落叶的熏烟。
这是新学期的第一个星期日晚上。
“我觉得自己恰好有一百岁了。”塞巴斯蒂安说。
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比我早到一天。我们自从在出租车里分手后，这还是第一次见面。
“今天下午我挨了管理员贝尔的一顿训。从我上学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先是我的导师训了一次，接着是副院长，再就是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这回是管理员贝尔。”
“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是谁啊？”
“就是妈妈的什么人呗。他们都说去年开学时我表现得很差，还说我已经受到了注意，如果还不检点的话，就会勒令我停学。怎么才叫检点呢？我估摸那就得加入国家联盟协会，每周要读读《爱色斯》，早晨得在卡德纳咖啡馆喝咖啡，抽烟要抽大号的烟斗，还要玩曲棍球，出去到‘野猪山’喝喝茶，到克普尔厅听讲座，骑自行车的时候车上带着装满笔记本的文件筐子，到晚上喝可可，严肃地讨论讨论性的问题。嗨，查尔斯，从上个学期以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自己老多啦。”
“我觉得自己到了中年。这可真是太不好了。我相信我们在这儿就别指望有什么好玩的了。”
夜幕降临，在火光照耀下我们默默地坐着。
“安东尼·布兰奇已经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
“他给我写过信。显然，他在慕尼黑租到了一套房间——他和那儿的一位警察结上了不解之缘。”
“我会想念他的。”
“我想我也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又沉默了，在炉火的映照下那么静悄悄地坐着，以致有个人进来找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以为屋子里没人就走开了。
“真不该这样开始一个新学年。”塞巴斯蒂安说。但是这个阴沉的十月的黄昏仿佛把阴冷潮湿的空气吹到随后接连的几个星期。整个一学期，乃至整整一年，我和塞巴斯蒂安隐居起来了，起初是躲开传教士，终于被他们忘却了。而玩具熊阿洛伊修斯就搁在塞巴斯蒂安的五屉柜里，已经没有人理它了。
我们两人都有了变化。我们失去了探求的乐趣，它曾让我们一年级时纷纷乱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现在我开始安下心来了。
出乎意料，我没有碰到堂兄贾斯珀，他在牛津大学文学院学位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以后他在伦敦开始笨手笨脚地过一种扰乱社会的生活；我是需要他给我些冲击的，没有这种强大的影响，学院里的生活显得不实在了；它也不再像夏天那样刺激我，使我有心思去干些捣乱的事情了。再说，我回来时已经感到很腻烦，下决心缓和一些。我也决不愿使自己再受到父亲的讥讽嘲笑了。他那种古怪的迫害使我相信不量入为出地过日子是荒唐的，任何斥责都不曾使我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学期我没有再挨过训斥。历史课初试的好成绩和学期考试中一项略低于二等的成绩使我没费什么力就和导师的关系相处得不错。
我和历史学院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一周写两篇论文，听听临时讲座。除此之外，我在这学年开始时参加了罗斯金艺术学院；我们一周有两三个上午聚在一起，大约有十多个人——至少有一半是牛津北校的女生——聚会的地点是阿什莫利恩博物馆里古代作品的仿制品周围。我们一周有两次在一家茶食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对着裸体模特儿画像。学校当局煞费苦心地排除在那些夜晚与淫荡有关的蛛丝马迹。白天从伦敦请来给我们当模特儿的年轻女郎是不允许留在大学城过夜的；我还记得小房间里靠近煤油炉的那一面墙上是玫瑰色的，而另一面墙则是杂色斑斓，高低不平，就好像被抓过似的。在那儿，在煤油灯的气味中，我们骑在板凳上，召唤一个依稀可见的模特儿特丽比的幽灵。我的绘画是不值一提的；我在自己的寓所里绘制了一些小巧精致的临摹画，其中有些被当时的一些朋友保存着，当它们偶尔显露出来时，我就很难为情。
指导我们的是一位和我岁数相仿的男人，对我们含有一种戒备的敌意；他穿着非常深的蓝色衬衫，系一条柠檬黄的领带，戴着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形式的告诫，我极力地修饰自己的衣着，直到接近堂兄贾斯帕认为已经适合于到乡间别墅作客的程度。我的穿着如此端庄，而又快乐地致力于绘画，不久就成为学院里一位相当体面的人物了。
就塞巴斯蒂安说来，情形就很不同了。他那一年的胡闹填补了他深刻的内在需要，即逃避现实，当他发觉自己在曾经一度感到非常自由自在的地方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时候他就愈加无精打采，脾气乖张，即使和我在一起也是一样。
这个学期，我们俩仍然过从甚密，形影不离，所以我们也不去别处再交什么朋友了。堂兄贾斯帕曾经跟我说过，到了二年级就要甩掉一年级交的朋友，这是正常的，事情果然如他说的。我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塞巴斯蒂安结识的。我们把他们全都甩了，而且也不再交新的了。事先没有任何声明。起初看起来，我们好像还像以前一样经常去看望他们；我们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自己却很少筹办聚会。我并不想给那些一年级新生造成什么印象，他们也像他们的伦敦姊妹们一样，在社交界中正受到热情的欢迎。这时每个聚会里都有许多陌生的面孔，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我就会热衷于结识几个新知，现在却感到腻味了；甚至我们那个小小的密友圈子，过去在夏天阳光照耀下是那样活跃，如今在弥漫的雾气和河上的暮色里却显得黯然失色，哑然无声，那种雾气和暮色使那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柔弱，模糊不清。安东尼·布兰奇一走，有些东西就随他而去了；他锁上房门后把钥匙悬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他在所有的朋友中，本来被视为路人，现在他们却都感到需要他了。
我感觉到一场义演已经收场了；乐团经理扣好了羔皮外套，拿到了他的报酬，那些郁郁不乐的乐团女演员们就群龙无首了。一旦没有了他，她们就忘掉了她们的结束语，或者弄错了台词；她们需要他及时打铃拉开幕布；她们需要他恰合时宜地指挥打开舞台灯光；她们需要他在舞台两旁悄悄地说一两句话，需要他盯着乐队指挥那双专横的眼睛；没有了他，周刊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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