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后院-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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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过后，两人各在各人的房间，罗虹在床上躺着看刚到的一本《家庭》杂志，栗致炟在回忆着这两天的诗情画意生活，大约到了十一点多钟的光景，亢奋的情绪和有滋有味的回忆搅扰得他无法清静。他觉得屋子里太闷，想出外走走，就整了整衣服，轻轻地走出房间，走至客厅打开屋门，又轻轻地把门带上，就去小区对面的绿地广场漫步。尽管栗致炟的动作很轻，还是被罗虹听见了，她知道丈夫已溜出家门，她走至阳台，看着丈夫走出住宅小区，还与守门的警卫打了个招呼，就往那片绿地去了。此时的她也睡不下去，当她看到丈夫出去的时候她也想出去散散心。可是现在，她又不想出去，因为栗致炟出去了。栗致炟在草坪的小径里走着，他取出手机，与陆雯说话，陆雯告诉他，她也睡不着，很是想他。他何尝不想她，若不是想她想得有点狂热，他也不会半夜三更地打电话与她谈心。陆雯说，你的电话来得正好，刚才我试了几试想发个短信给你又怕不方便，你不比我，我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管你打手机还是打座机，接电话的人只能是我。她的意思很明白，那次电话惹的祸，使罗虹一直闹了好久，至今回忆起来，陆雯还觉得很遗憾，那本是应该避免的事情，当时她不应该打栗致炟家的座机，即使罗虹不在家，也不能打的。从那以后，她对打电话更小心了，即使打手机、发短信也格外策略，一般情况，她不会在栗致炟下班时间去打扰他的手机的，这时候，说不清谁在他的身边，弄不好就惹出麻烦。无论思念栗致炟的心情多么强烈，她都得挺起精神压抑住它，尽管这样憋着涌动的感情使自己很痛苦、很难受，她还得这样做。　

　　陆雯的话，让栗致炟觉得心酸，也更觉得对不起陆雯。陆雯的善解人意，设身处地地为自己着想，又加强了栗致炟对陆雯的爱。多么好的女人啊，可是，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天各一方，就是想通通电话，也得讲点策略，避开妻子的视线范围。唉！真累人啊！栗致炟就这样的在广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与陆雯亲切地通着话，他一下讲了四十五分钟，脚步也不停地走了四十五分钟，最后，还是陆雯提醒他，到后半夜了，尽管时值初夏，夜半的风还是很凉的，小心受凉。她断定，他的衣服十分单薄，另外，陆雯还担心他回去过晚，罗虹又找他怄气。她常听栗致炟讲老婆无理取闹的那类破事，她也希望尽量避免能避免的“闲气”。栗致炟将出现在手机上的陆雯的电话号码删掉，依然在绿地广场走来走去，他并没有马上回家。站在阳台的罗虹眺望着马路另一侧的草坪广场，她看着老公披着月光的朦朦胧胧的走动着的身子，蓦然萌生出想与丈夫拉手比肩一道漫步的愿望，可是，夫妻间如此轻而易举的事，对罗虹来说却不可能。她的心很悲凉，就像洒在阳台上的透明月光，清冷清冷的。她看到丈夫在用手机通话，心里犹如刺进了尖刀，她知道他在与谁说话，也只有与她说话，他才下这种工夫。　

　　栗致炟终于散步回来了，他走至小区门口，门口的警卫恭敬地向他问好，罗虹悄然退回卧室，躺下身子蒙上毛巾被。栗致炟披一身月光，轻轻地向屋子走来，他的心正像遥远的月亮，缺少温存，只有寂寞。　







四十




　　十七。最后防线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市长及同僚们的住宅小区大门口已静坐着十多个身穿白色孝衣的男女老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家族的人。其中有人举着写有大字的牌子，牌子上写的是“请黎明院长为百姓伸冤！”。还有三四个人扯着一条布横幅，黑色的大字是“杀人偿命！自古公理！”。跪在大门正中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穿的白色孝服上书写着这桩杀人案的前因后果，可算是上诉书，上诉书的结尾是：“枪毙杀人凶手，慰藉冤魂之灵！”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不时对着大门里边高声呼叫道：

　　“黎明——你管不管！冤啊！”她直呼汴阳市法院院长的姓名，引来了许多在绿地广场晨练的男男女女，有的人在议论，说她不该这样大喊大叫，有的人是看热闹。人越挤越多，不大一会儿，已远远超过这班堵门上访的家族。眼看上班时间到了，里边的一个个政府要员出不去，怎么办？小区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都在耐心地做着堵门人的工作，让他们相信政府、相信司法部门，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不能用这种堵门的办法。还有人讲，这样做是违犯新刑法的，要犯扰乱社会治安罪的……那班穿白色孝服的人说，俺们的人都叫捅死啦，竟没人抵命，俺们犯啥子罪，要是不把凶手枪毙，俺们都豁出去啦，就是弄到北京，倾家荡产也得打这官司……

　　电话已打到黎明家，告诉他这会儿别出来，上访的人正要找他，他一出来，会被围攻的。对这种围堵大门的行为，工作人员有的是办法，他们经的这种事多了，他们相信，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把大门口整治得风平浪静了。

　　电话来之前，黎明已经知道大门口的景象，而且他知道这班人上访的原由，他们已经不是初次尝试这种围堵大门的行动了。之前，他们曾经到过汴阳市中级法院、汴阳市委大门口围堵过，叫屈喊冤。这是一起误伤人命案，由于罪犯认罪态度好，又有自首行为，且不是故意杀人，根据有关刑法，对罪犯判的是死缓。黎明懂得，从依法办案的角度看，这种判决已经够重的了。而且，办案的程序也很规范，也是因为受害人家族的反复上访，他亲自过问过这起案件。从感情上说，他很同情受害人一家的不幸遭遇；从法律上说，他不能让部下的法官对已经判决的结果改判，因为法官们是在依法办案。他已经部署过，要做好受害人家属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学点法律、懂点法律、理解点法律。这么多年，他不仅为不出错案、冤案在全身心地努力着，同时，也在为全民的普法工作费尽心思，想改变这种厚重又顽固的观念谈何容易。是的，就眼下的现状，法制治国还有很漫长的路程，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是，必须朝那个目的地走。尽管步履出奇的艰难，节奏出奇的缓慢。仅看这起案件，又是中国传统的“杀人抵命”的观念在引导着受害人。他们不懂，即使人命案的凶手，也有多种判决的结果，法律是理智的、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它决不像当今大多不懂法的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理解。可是，你能去指手画脚地指责不计其数的人吗？执法环境的困惑乃至恶劣，只是怨他们吗？几千年的积弊滋生的疑难顽症，只能慢慢医治吧。

　　黎明没有照着工作人员为他设计的办法，去回避这班来访的人，反而，他轻松从容地走来了，走到围堵大门的人们面前，很诚恳地说，我也早想找你们谈谈了，为这事你们已经够辛苦了，今天来到家门，咱们好好聊聊，不过，你们得听我安排。来访的人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今天真的能见到黎明院长。汴阳市一年受理的案件就有数万起之多，法院只有一名院长，倘若他每案必办或必问的话，那只能是天方夜谭。

　　上访的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解决问题，想让官方依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工作、去办事，这样的结果才会被他们认可，认为是解决了问题。当这班穿着孝服的人看到全市最大的法官走过来了，要亲自接见他们了，他们一时有点受宠若惊。尽管他们来这个特殊的地方围堵大门，目的就是想见到黎明院长，但是他们压根就没想到真的能见到院长，这也是众多的上访者们共同的“遭遇”。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原则上讲，大官们是不会接待他们的，而且这种行动往往适得其反，它会引起官员的反感，认为他们行动过激，不明事理，他们的行为仅仅建立在自己偏见的基础上，那想法和愿望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黎明院长叫他们当家的人过来，其他的人立即撤离，该回家的回家，该上班的上班。他们果然听话，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向家人发话了，叫大家听黎院长的，他照着黎明定的人数，最多三人，随黎明走进大门口值班室，另外的人只是一瞬间就散伙了。

　　黎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时候方才七点半，一般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诸位领导就先后乘上自己的专车奔往工作的场所了。他把堵塞大门的火力引进值班室，先是很家常地与三个上访者寒暄几句，就书归正题了。黎明是策略的，几十年的法官生涯，早把他磨炼成一个经验丰富且善于审理疑难案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行家里手。今天的事，他的调调是不就事论事，而是与对方交流一下思想认识，说明判案的方法，最后指明，就这个案子该去找谁，找人时只需一两个人就行，不可全家皆去，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劳民伤财”。黎明知道这些受害者与法官的差距是什么，上访的受害者以为，他们的案子是法官判决的，法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判决过的案子，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大权在法官手中。黎明告诉上访人，法官的权力是正确运用法律的权力，案子发生了，法官只能是依照有关法律条文的旨意和指向去判决，如果是判错了，那就是其中有违背法律的行为，这就要具体指出，判决违背了哪方面哪一条有关法律条文，无论是判决还是改判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任何一个法官都不能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判案的。黎明还告诉他们，你们若不服判决，可以找你们信任的律师，让他们看看判决有没有违背法律的地方，如果没有，你们再上访也没有用的，如果有，它违背的是哪条哪款，你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诉。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是法院院长，我想咋改判就能咋改判，我怎么能有那种权力？我也只能听法律的，不能叫法律听我的。好了，我还有急事马上得去办理，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去询问我刚才介绍的那位法官，还是那句话，别再倾家出动了，这事不是打架，人多势众就成。






四十一




　　黎明的话尽管中肯，三个上访人还是不想叫他走，好像还有许多心事没倒出来，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许，黎明把分歧的焦点阐述明白了，他们就没什么可说了。他们本以为，找到了全市最大的法官，只要得到他的理解，已判成死缓的就能改判成立即执行的死刑。黎明虽然没有正面在案件上与他们交锋，但是言外之意已很明白，这案子判得是有法律依据的，倘若改判，必须找出它违背了哪条有关的法律，若找不出这种谬误，谁也无权改判。没有办法，三个上访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黎院长走进等候他多时的汽车。接待这起上访人，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确实是破例了。今天黎明的工作安排得很满，要参加两个会议，其中有一起死刑审委会。工作无论多忙多累，他从无怨言，而且早已养成乐在忙中、乐在累中的心态了。当他把工作作为一种事业，将法律视为一种“圣经”的时候，他的工作已成为履行神圣责任和义务的天职。使他感到有压力和郁闷的是他的忠诚于天职的行为常不被人理解，甚至引起某种指责。前不久，他终于力排众议，将汴阳2·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案，在这起大案定性的关键时刻，他很感谢市委书记赵宏新的理解与支持，尽管站在他的观点一方的是少数人。由于大火案没有照着诸多权威人士希冀的那样，定成故意纵火的刑事案，这样一来，汴阳市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头头脑脑就要被追究责任，受到惩处，特别是新城区的区长，将因为这起重大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这种辞职实质与免职没啥区别，只不过听起来像是自己主动不干了，辞掉了职务，实际并不是那回事。这个区长在位时人缘挺好，又很能干，所以许多同仁都想保住他的官位，这也是他们要把案子定性为故意纵火的真实目的。这样定性牺牲的是小卒，保住的是将帅。从全局观点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黎明认为，这样的定性是有悖法律的，而且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那个操作电焊的工人不是故意放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要放火，在刑事法律的量刑规定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判决为故意犯罪的。尽管这个电焊工是个无名之辈，若将他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对坐在审判席的法官来讲，是不难的事。他们可以运用先辈们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技法，因为不少人已将事在人为理解偏了，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到证据，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把它弄确凿，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他们甚至会执法犯法，用伪证替代事实，拿指令当作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