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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生豪小言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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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这当然使那一方面大不乐意。甚至于日本因运日德货遭英国截留而提出抗议，声称将以同样手段加诸在远东的英国商轮，以为报复，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一个不理会，难怪他们恼羞成怒，而有昨天日军发言人在北平的另一次反英谈话。
那位发言人在接见傀儡报纸的记者时，除申斥英国的“自私”与“可怕的阴谋”而外，还自夸曾在美国大学毕业，旅外多年，熟悉世界情势。我们所为他感到可惜的，是他不曾用同样长的时间在日军枪刺势力所不及的中国内地旅行，那么他也许会对中国情势也可以熟悉一些：他要是看到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一定会明白战事的结束不结束，决非任何外国政府所得“左右”。中国看破了日本灭华的野心，为求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奋起抗战，以求主权领土的完整。英国人之以相当程度支助中国国民政府，无论其为出于人类同情或仅系为自身着想，但因利害一致，中国当然将视之为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得清清楚楚的真理，只有日本军人现今还在执迷不悟之中。
傀儡戏的幕后
（1939年12月18日）
南北傀儡政府又在北平举行了一次阴阳怪气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汪精卫被摈门外，而所谓“新中央政府”者，也显然不是他们所热心讨论的题目。一般人以为汪某上台的如此不易，是南北两个既成傀儡政权作梗的结果，其实“事实并不如是简单”（梁鸿志答《北平新闻》记者语）。日人而果真有心扶植汪某，王梁之流即使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委委屈屈地退让“贤路”。如果说他们能阻挠“中央政权”的实现，未免把他们看得太重，忘了他们是无意志无实力的傀儡了。大家都知道在所谓“临时”与“维新”的背后，都各自有不同的牵线人，他们都想利用现存的局面，巩固自己的地盘，而以太上皇自居，正象关东军在“满洲国”的地位一样。因此即使成立一个在名义上统一的傀儡政府，也决非他们所愿。明乎此，然后可知汪某这次甘受全世界舆论的痛骂，而干这种叛国的行径，结果除了自己封了个“主席”，聊以慰情之外，连王梁之群里都挤不进去，可怜也算是可怜到着底了。
日本军人的跋扈，已非政府所能控制，日本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和平”，但在现时的局势下，非但和平杳不可即，自身崩溃的危机也只有日益加重。轻举妄动的结果，必然会走上毁灭的路。
乌拉圭海外的悲壮剧
（1939年12月19日）
德国袖珍舰斯比上将号，于十三日为英舰围攻，发生激烈海战后，避入乌拉圭港内。消息传来，该舰突于前日驶离港外，自行放火凿沉。毫无生气的欧洲战事，有了这一回壮烈惨剧后，自然使世人的耳目为之震动，而德国政府也无疑地获得了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按照国际公法，该舰不能在中立国港内久留（英国方面对于乌拉圭政府似乎也施过相当的压力），而港外英法军舰环伺，众寡之势悬殊，与其以舰资敌，还不如自行沉没之为愈。这种舍生取义的悲壮的心理，即使处于对敌地位的英法，也不能不对此感叹钦佩吧。
在中国的抗战历程中，表现出这种同样精神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不少。然而可为遗憾的是，尚有一批失败论者在发动抗战的时候，未尝不也是跟在别人后面高呼动听的口号，甚至比别人喊得更起劲激烈。可是因为认识不清，意志动摇，以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所以虽然光明的前途明明展开在眼前，却会丧心病狂地卖身投靠。在他们的心目中，看来也许斯比号上的人员都是其愚不可及的吧？
一句废话
（1939年12月20日）
“中日战事的延续，不但有害于中国，且亦有害于日本”，这是日本政友会领袖久原房之助说的话。像这一类话，我们已经从所谓“和平论者”的笔下领教过不少了。兵凶战危，当然谁愿意战争，然而战争有侵略与自卫之分，决不可相提并论。日本劳师动众，以图遂其独霸东亚的迷梦，在泥淖中转战了二年多，闹得民穷财尽，丝毫不能获到一点“战胜者”的利益，咎由自取，夫复何言？至于中国，虽然沦陷了一部分土地，牺牲了不少生命财产，然而这种牺牲是有光荣的代价的。一团散沙的中国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日本愈战愈衰，中国愈战愈强，虽然明知战下去将有更大的牺牲，然而这许多月来艰苦抗战的结果，最后胜利的实现已一日近似一日。当然中国人决不会到这时候，再重新不战而听任日本支配的。
久原之流，虽然在日本政党中有相当地位，然而政党势力之在日本，已成强弩之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了这种表示，就认为日本真有诚意求和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又是一句废话而已。
日本的盛情
（1939年12月21日）
日本有一位众议员名叫笠井重治的，向美国作广播演说，称述美日合作的必要，请美国人“不要把日本驱进希特勒和斯丹林的怀抱里”。我们很怀疑这句话能否打动美国人的心。回想当初德日初缔防共协定的时候，日本那种捧着希特勒照片狂吻的情状，尚宛然若在目前，曾几何时，德国得新忘旧，弃之若遗，难道它还好意思钻进他的怀抱里去不成？至于苏日之间，本来只有利害上和主义上的冲突，虽因情势所迫，日本不能不向苏联大送秋波，可是苏联对于它却始终只有不即不离的冷漠态度。不但商约的签订至今尚只是一句空话，即小小的渔业问题谈判，也未有顺利进行的征兆，至于所谓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云者，则日本自己也知道决无可能。然则日本果具何自信而以为美国将以日苏接近为虑呢？反之从笠井这句话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日人向苏的卖弄风情，原非有爱于苏联，不过是借以为对美国要挟的地步。以苏联当道的巨眼，岂肯供其作为利用的工具？此次日方重行转移目标，竭力结欢美国，足证苏联路线又走不通了。
再就日人所大事宣传的所谓“开放长江”一事而言，尤其充分暴露了他们小气的岛国根性。所谓“准备”开放的既只有短短的一段，而外轮航行仍须受种种限制，且即此微薄得可怜的“好意”，也尚是口惠而实不至。豁达成性的美国人，如果说会因为受了这种“盛情”而感动，那只是日本人梦里才会做到的事。我们相信美国当局高视远瞩，决不会为了此类滑稽的表示而改变其一贯的方针。我们更相信在华美商熟悉自身利害所在，一定会明告他们的政府勿受日人之愚，而铸下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算盘打得太精了
（1939年12月24日）
英文《大美晚报》远东时事编辑伍德海氏，昨发表《日本与长江》一文，指明南京在长江航运方面的地位，远不如芜湖的重要，故日方所宣称的开放长江至南京为止，实际上于美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可说毫无利益。从战前贸易数字上来看，南京的进出口贸易数额不过抵芜湖的一半甚或不足一半；而自南京至上海，火车交通五小时可达，轮船则须三十六小时，准是而观，又何贵乎开放？日本如果企图以这点点无足轻重的代价，而希图博得美国的好感，算盘果然打得太精，无奈世上没有那样容易上当的人何？
美国对远东的基本政策，早经当局再三声明过，决无轻易更动的可能。日本如真欲改善两国间关系，就须根本放弃其在华的错误政策，像这类近似哄骗小儿的“好意”表示，未免太令人齿冷了。
阿部内阁的命运
（1939年12月30日）
日本阿部内阁从上台的时候起，似乎就已注定它的命运极为黯淡，但事实上它的寿命已较一般所预料者为长。平心而论，阿部内阁虽才力不足，但在一味蛮干的军部挟持之下，即令再换一个有十倍才力的内阁，也将无能为力。此次议会开幕，各方对现政府的无能大施抨击，且已有五政党二百五十议员提出不信任案，竭力发动倒阁运动。阿部果将不安于位而引咎去职吗？照他自己的表示看来，似乎非但没有这个意思，而且还准备向“处理中国事变”的一个目标上发挥一番身手，一面对美竭力诱惑，希图美国肯与日订新商约，一面竭力促成中国伪政权的实现，以便向国人有所交代。这两件事的能否达到目的，以及即使达到目的后是否就可解决“中国事变”，姑且不论，但阿部的痴心未死，却是极为显明的事实。我们认为日本军部的前途，虽已日薄崦嵫；但如果说民治派已经在开始抬头，政党政治行将复兴，也未免估计得太早。阿部如能得到军部的继续支持，则仍能苟延残喘，未始不有其很大的可能。反过来说在现政府倾其全力对美的今日，政党方面表示此种不满内阁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淆惑美国视听的一种烟幕，使美国人以为日本民意已有自由表示的余地，军部独裁的局面将告段落，因之而缓和其对日的空气，也未可知。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已经根本走错了路，除非彻底改变其政策，则无论阿部内阁也好，什么内阁也好，其为无办法一也。
无可奈何的解嘲
（1940年1月5日）
汪精卫自从前年年底公然叛离中国国民政府之后，高喊和平，已历一年，成绩如何，有目共睹，无劳我们再为他表扬。日本方面虽然明知此人不足与为，无奈所谓“中国事件”牵延至今，解决希望，杳无端倪，于毫无办法之中，不能不想出一个不成其为办法的办法，一方面欺骗自己，一方面敷衍国人。尤其当阿部内阁不理众口，政党群起指摘的时候，不能不拼命设法把汪氏“拥戴”起来，以为挽救自身没落命运的一服续命汤。因此这两天来“汪政权”行将实现的传说，又颇为热闹起来。在我们看来，汪氏上台也好，不上台也好，左右是一个受日人播弄的木偶，不但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连自身的意志也已经丧失；这样的人，除了替中国人丢脸之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日人所谓以建立“新中央政权”来中止中日战事，并不是他们在做梦，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嘲。对于他们处境的困难，我们实不胜其同情，然而所以竟至于此者，却不能不归咎于他们政策的错误。
费利浦遇刺案的幕后
（1940年1月11日）
图谋加害工部局总裁费利浦氏的凶手，经伪市长傅某明白承认已由所谓“特别市政府”警察捕获后，日方却不允把他们交出，且否认有捕获凶犯之事，这除了表明日方有心庇护暴徒之外，实无其他理由可以解释。据昨天沪西方面消息，此次事件真相，实系汪派与伪市政府方面的一幕争权丑剧。在行凶者方面，以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给租界当局来一次“下马威”；二则可以阻止租界与伪市府间谈判的进行，使傅某不安于位；三则还可以把犯罪的责任，嫁祸于他们所称的“重庆方面“。一举而三得，用心之狡，可谓无以复加。可惜不争气的“反共救国军”偏偏把自己人扣住。日方知道此事真相一经宣布，于他们的面子颇不好看，因此不惜自处于助恶的地位，而不愿将他们交出，殊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加深了他人的疑窦。现在此时既已逐渐明了，我们一方面除庆贺费利浦先生脱险，使暴徒不能售其奸计之外，更希望租界当局经此教训后，明白在日人卵翼下的此种败类匪徒，根本都是一丘之貉，不识法律秩序为何物。与此等人而言秩序治安，不啻与虎谋皮。我们始终以为除了将沪西罪恶渊薮作根本的清除之外，实未见有何改善现状的办法，一切谈判妥协之类，适足以自堕租界当局的身份而已。
汪精卫不堪回首
（1940年1月12日）
人可以为圣贤，亦可以为禽兽，相去之间，往往不过一念之差，而流芳遗臭，遂成定评。看到这两天日本阿部内阁无法维持的窘状，再想到汪精卫今后何以自处的问题，实在觉得有点代他难过。汪氏在少年时灵明未昧，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未尝不是一个热血磅礴的有为志士；自孙中山先生死后，历身显要，利禄之私，渐蔽良知，然国人震其位高望重，始终尊之为革命先进，行动虽有错误，也不忍过事诋诃，爱护不可谓不至。抗战初起，汪氏激昂奋发，曾不后人，而贰心之萌，已在囊时。自近卫声明一出，而狐狸尾巴，毕露无余；以堂堂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不惜降身以供日人利用。失足之后，江河日下，凡其所言所行，无不令人齿冷，这且不要去说他。如其果然日本人看他得起，想借重他的“大力”来结束目前战事，那倒也罢了。无奈他的主子根本不曾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怎样自吹自捧，而有日本军人在那里撑腰的南北两伪政权，始终对他抱敌视的态度，不但做不成头号傀儡，简直无法在傀儡群中插下一足去。此次阿部因鉴于各方对他的不满，无计可施，想竭力把汪氏捧起来，借图蒙蔽国人的耳目。汪氏受捧之下，得意忘形，居然签订卖身投靠契约，准备登场。谁知霹雳一声，日本军部却不以阿部这种敷衍办法为然，于是阿部不能不挂冠求去，而汪氏的上台，又成问题了。我们综观汪氏自抗战以来，由政府大员而成为国家叛徒，所依赖的不过是一个毫无实力的日本内阁，尚不能与梁王辈之有军人作靠山者可比，其自贬身价，一至于此，清夜自思，当亦有不堪回首之感乎？
浅间丸事件
（1940年1月24日）
日本对于英国一向认为是可欺的，不观乎美国对日态度，无论怎样强硬，日本始终只有逆来顺受，不敢开罪，但英国捉去了日轮上几个德国人，便惹起了日本的愤激，举国汹汹，大兴问罪之师，抗议之不足，且积极推动反英运动。我们不象日本外务省当局那样熟悉国际公法，不敢判定此事谁曲谁直，但如果以历来日方对英的侮辱事件比起来，这哪里又算得甚么！
尤其可笑的，他们的报纸上居然还说此事是英美对日本的一种试探行动，我们实不知这与美国有何关涉，更何所用其“试探”？说一句诛心的话，日方无非因为拉拢美国失败，一肚子恼恨没处发泄，乃借此机会，小题大做，拣他们心目中认为可欺的英国出一口气罢了。
无后者的心理
（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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