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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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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璋从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只酱色的俄式烟斗。炳璋从不吸烟的，这只烟斗在他的手上也就分外醒目了，像多出来的一只指头。他坐到沙发中，抚弄着这只烟斗，脸上是追忆往事的样子。耿东亮知道这只烟斗，甚至知道它的名字。这只烟斗是炳璋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娜佳送给他的。娜佳给这只木质烟斗起过一个很好的名字，卡鲁索之吻。最伟大的男高音，意大利人卡鲁索有吸烟这个毛病，天才巨匠们的毛病往往都是古典绘画中的霉斑，临摹者时常会把这些霉斑小心逼真地临摹下来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能得到娜佳的烟斗标志了一种认可。在一定的范畴里头，它代表了出众与优秀。
炳璋得到了这只烟斗。然而，这一份光荣对炳璋来说只是一种疼痛。炳璋回国之后没有成为“远东最出色的男高音”。他放鸭去了。他用美声吆喝了十五年。这只烟斗伴随了炳璋十五年。空烟斗里头没有烟霭，没有火苗，可是有一处燃烧，闪烁在炳璋的疼处，烤出一股致命糊味。越疼越让人心有不甘。
炳璋把烟斗捂在掌心里头，盯着耿东亮。他的目光使耿东亮联想起点燃的烟窝，在夏天的黑夜里放出猩红色的光芒，又固执又脆弱，又汹涌又无力，挣扎了几下就暗下去了。炳璋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说话了。炳璋说：“孩子，艺术家的生命是最脆弱的，许多偶然集中到一块儿才能成就一个好的艺术家。有一个偶然出了问题就算完了。请原谅我的自私，孩子，让我来完成你，让我来享受这份喜悦。你能完成我不能完成的事。跟着我，一心一意往前走。你是我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你不可以厌倦，我的孩子。我这一生一定要把这只烟斗送出去。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让我活着的全部内容。”
“住到我家里来，孩子。”虞积藻说。
耿东亮想说“不”，然而没有勇气。耿东亮的脑子一阵空，目光里头贮满风。他望着炳璋，失神了，没头没脑地说：“你越来越像我母亲了。”炳璋没有听懂耿东亮的话，他大声说：“我正在塑造你，我是你父亲！”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三章（1）
“厌倦”在初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心情，时间久了，“厌倦”就会变成一种生理状态、一种疾病，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后的面团，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软绵绵地坍塌下来。耿东亮坐到老虎机的面前，心不在焉地玩弄手上的角子，一遍又一遍地追忆炳璋。“十五年，最多二十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歌唱家。”耿东亮把这句话都想了一千遍了。二十年，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最要命的事情就在两年之后，两年之后，他必须做中学里的音乐教师，这是命运，不可以更改，不可以动摇的。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给孩子们上上课，讲一些音乐常识，运气好的话，给某个大款的儿子或女儿做做家庭教师，在大款心情好的时候赏给他十五贯。
耿东亮等不了二十年。耿东亮甚至都不想再等两年。
耿东亮只有端坐在老虎机面前，他决定再一次验证自己的命，自己的手气。
他迎来了一生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午后。
这一天耿东亮的手气糟透了，都七千九百多分了，阿里巴巴最终还是中了一枝冷箭。游戏实在就是现世人生，它设置了那么多的“偶然”，游戏的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更像生活，永远没有什么必然。耿东亮凝视彩屏，他十分机灵而且十分有效地避开了电子陷阱，谨慎地投下每一枚角子。耿东亮当然明了在命运面前人类智慧的可笑之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的钱送到它的嘴里，就是它的钱装进我的口袋。所谓有本能，就是你目睹了自己身不由己，同时还情不自禁。
一只手搭在了耿东亮的肩上。耿东亮回过头，一个穿着考究的陌生男人正站在他的身后，冲着耿东亮微笑，像是老朋友了。他把耿东亮的角子接过来，一颗又一颗往老虎机里投。他一边投一边说：“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从你的学校到这儿，我跟踪你差不多一个月了。”耿东亮盯住他，想不起来这些日子里头自己的身边发生了什么事。陌生男人望着彩屏，却把手伸进了口袋，取出一张名片，放在机板上。灰色片面上竖印了两个很大的宋体字，一凡。右下角是一行小宋字，季候风唱片公司音乐人。这张名片很独特，没有名片上最常见的与必不可少的电话号码，只有一排地址和办公室的门牌号。一凡向名片努努嘴说：“也许你哪一天有兴趣了，会到这里来坐坐。”一凡盯着彩屏说：“我们换个玩法，来大的。”耿东亮说：“我的钱准让你输光了。”一凡的手上只留下最后一只角，说：“我们出钱，你来玩，你只要肯玩就可以了。”耿东亮明白他的话，一明白心里头就有些紧张了。耿东亮说：“凭什么让我玩？”“我们希望拥有出色的歌唱家，这是艺术的要求，也是商业的要求，这个要求正是我们公司的使命。”一凡说。一凡说完话，把手上的那只角子拍在机板上，“扑”的一声。他抱起了胳膊，望着耿东亮，微笑里头有一种致命的召唤，一凡说：“该你玩了。”耿东亮拿起角子，角子已经渗透了一凡的体温。耿东亮把玩着角子，目光却盯着彩屏，一凡的注意力也移到彩屏上来了，他指了指屏幕，说：“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已经不错了。”彩屏里头突然出现了机会的迹象，耿东亮却犹豫了一下，随后把角子丢了进去。老虎机没有拒绝，它吞下角子看来也没有往外吐的意思。耿东亮空了手，在等。一凡说：“你要是早投一秒钟也许就能发一笔小财了。”
一凡说：“也许你不该犹豫的。”
一凡丢下了这句话，他在临走之前又拍了拍耿东亮的肩。一下，再一下。
李建国总经理每天上午八时准点上班，来到1708号办公室。准时上班是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养成的古板习惯。季候风唱片公司坐落在民主南路71号、银都大厦的第17层。他的大班桌放在一扇朝东的百叶窗下面，天晴的时候李建国一推开门就看见太阳了，白色百叶窗把太阳分成一格格的，像一张现代拼贴画。这样的时刻李总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与挑战感。李建国总经理每天的上午都伴随了这种优秀的感觉，开始一天的忙碌。
李建国接手之前季候风唱片公司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前任总经理热衷于低成本贸易，公司的生产差不多只是盗版生意。他们的产品最终堆在了广场上，迎来了一辆黄色压路机。目击者说，真心疼呵，压路机刚轧上去，地上的唱盘就咯嘣咯嘣的，满满一地，缺胳膊断腿，全是碎片呢。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市播放了这个画面。季候风唱片公司的形象从那一刻起就成了电视里的卡通猫，被压路机压成了一张二维平面，死透了。
市师范学校的音乐讲师李建国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机遇。李建国讲话文质彬彬的，架了一副眼镜，一副为人师表的温和样子。然而，李建国讲师在唱片公司的招聘现场战胜了各路商人，十分成功地成了唱片公司新一代领导人。招聘现场设在允况集团的会议大厅。招聘尚未开始，几个决策人物坐在前排闲聊，他们聊起了唱片公司的更名事宜。李建国走上去，轻声问：“换名字做什么？”一位女人操了本地方言说：“它臭名昭著，败坏了集团公司的声誉。”李建国的回答像话剧里的对白，他用纯正的方言说：“它臭名昭著，有什么不好？昭著，就是知名度，就是市场。”招聘尚未开始，人们对李建国已经另眼相看了。然而，招聘答辩一结束人们对李建国又失望了，这位音乐讲师对公司的技术运作实在是太外行。李建国坐在主考席的对面，并没有对自己的成绩太沮丧，他扶了一下眼镜，居然兀自傲笑起来了。李建国说：“这些都是常识，你们问这些又有什么意思？看一个人游泳如何，下了水才能知道。一般常识不重要，人人都能学会，我又不笨。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利用常识的那种能力，也就是一个人的本能。”允况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罗绮女士一直坐在一边。她发话了，轻声轻气地问：“你说的本能指的是什么？”李建国又微笑了，说：“打个比喻，就像野兽吃人。”李建国用自己的手指抚摸自己的喉头，同样轻声轻气地说：“看它能否咬住最要命的部位，然后连肉带骨头一起咬碎了咽下去。”李建国说这话的时候平静地盯着罗绮。根据他的判断，这个坐在一边的默不作声的女人才是这里的最关键的人物。他的目光从眼镜的背后直射过去，冷静、沉着、集中、有力，在文质彬彬的底下透出一股不吐骨头的贪劲与狠劲。李建国说：“我从事音乐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坚信不会有谁比我更胜任这个位置。我了解音乐家的长处，也就是说，我了解音乐家的短处。”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三章（2）
五天之后的公司例会正式讨论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人选。罗绮女士慧眼识英，力排众议。她用一支圆珠笔敲打着自己的大拇指，平静地说：“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不吐骨头的那股气势。”她同样用野兽吃人打了个比喻，罗绮说：“老虎是因为吃肉才学会了咬脖子，而不是咬了脖子才想起来吃肉！”会议产生了最后决定，李建国试用三个月，另外两名候选人作为备用。
音乐讲师走马上任。他一口就咬紧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脖子。他叼了季候风唱片公司的尸体十分从容地对着夕阳款款而行。
李建国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妻子正趴在十二岁的女儿身边，辅导女儿关于几何梯形上底、下底和高的关系。李建国脱了鞋走进屋子，坐在了餐桌边上。李建国说：“晚饭呢？”李建国的妻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电脑秘书，她的回话像显示屏里的字码一样的横平竖直：“自己做。”李建国很轻地敲了敲桌面，四两拨千斤：“我现在已经不是讲师了，我是季候风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电脑秘书高庆霞丢开了几何梯形，望着丈夫。高庆霞说：“骗我？”李建国很镇定，说：“下面条去。”高庆霞的口气越发怀疑了：“骗我？”李建国说：“打两个鸡蛋。”李建国的女儿走到李建国的面前，说：“爸爸，我也是总经理的女儿啦？”高庆霞一把就把女儿拉到作业簿面前去了，用指头点点桌面，大声说：“不许影响爸爸思考问题！”但女儿侧过头来偷看爸爸。她在微笑，她好看的脸上折射出总经理的时代光芒。
高庆霞到厨房下面条去了，手和脚一起变得分外地麻利。高庆霞在家排行第三，大姐夫和二姐夫都是成功的生意人，高庆霞却嫁了一位教师，从此气就短了。不肯和他们来往。这也是红颜薄命的一种现代性。高庆霞在结婚之后时常这样板了面孔对李建国说：“你看看好了，××家已经买空调了！”“×××家的洗衣机已经换成滚筒的了！”但是这样的警告不见效果。高庆霞就决定离婚。就在他们的婚姻进入千钧一发之际，师范学校的琴房楼却建好了，李建国分到了一架珠江牌立式钢琴与一间小琴房。李建国立即在所教班级成立了两个兴趣小组：一、钢琴伴奏；二、声乐。每人一学期一百元。第一年下来家庭的经济状况就“翻了身”。第二年李老师决定开始在兴趣小组里头裁人。通过考试他裁去了三分之一，留下来的学生每人自愿地把学费由一百提到了两百。第三年高庆霞心疼丈夫的身体了，要求丈夫再裁。丈夫只留下了“厂长”与“总经理”的子女。这一来，李建国老师的生活提前达到了小康，为迎接下一个五年计划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可是好景总是不能长久的，音乐老师提前进入了小康，并没有使老师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凭什么？学校里头的政治教师、语文教师和以数学为代表的“纯学科”教师联合了起来，向音体美发动了总攻击。他们“对事不对人”，要求校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建国老师第一个表了态，除了教学，学校里的财产他“一个螺丝都不碰”。他回到师范大学买了一架即将淘汰的旧钢琴，把学生带到了家里。李建国老师向同学们表示，他一分钱都不会再要的，同学们在“过年过节”的日子里用“茅台”表示一下心情，那他“可以考虑”。但是高庆霞秘书很不高兴，有一笔账是显而易见的，茅台进门的时候是市场价，转手卖给商店，出门的时候却成了批发价了。亏的只能是自己。这就很不合理了。还是李建国老师沉得住气，李老师说：“目光要远，不要贪。”
高庆霞与李建国的状况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爱情也有了愈合，不仅愈合了，焊接口不鼓了出来，越发硬朗了。高庆霞总结说：“骨头的断口才是最结实的。”但是高庆霞忽视了一个细节，水涨了，船却又高了。她带了丈夫和孩子开始往姐姐家串门，身上的衣服有了牌子，而手上的两枚黄金戒指也是十足的24K。二姐给她削了一个苹果，高庆霞伸出左手，跷着婀娜的指头接了过来。二姐一眼就看出了妹妹的心思，这个自以为漂亮的小妹妹不杀杀她的傲气可是不行的。二姐转到卧室去，却戴上了一枚白金戒指。二姐指着高庆霞的手说：“你怎么还戴这个？现在都时兴白金钻戒了呢。”高庆霞的气焰就又下去了。心气高的女人不让她释放气焰可是很伤人的。高庆霞堵了好半天，到底找了女儿的一个错，呵斥说：“你看你，新衣服又弄脏了！也不看看你长的那个死样子！”
更要命的是高庆霞的国有大企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工资的百分比越来越低。而家里的钢琴声也就更吵闹人了，靠一架破钢琴小漏小补到底是不行了。她扯了嗓子对李建国吼道：“我一听见钢琴放屁就来气！”
李建国真正动心思改变生活正是在这种时候开始的。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婚姻倒是无所谓的，到了这个岁数，男人比女人更不怕离，这是明摆着的。问题是他的同学一个个都有了人样儿了，他混到现在也不过混了一个中级职称，这就有了“人比人，气死人”。一个人拉出去干，他没有这个本钱，也只是高瞻远瞩的计划罢了。然而他在准备。他的目光透过了镜片，整天盯在了晚报的招聘广告上。招聘广告永远是部分人生存的希望。他像一条蛇，盘在剑麻的下面，仿佛一根压到底的弹簧，一有机会他的整个身体就会伴随着信子一同叉出去的。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三章（3）
机会就来了。相对于等待来说，机会不可能永远不来的。
高庆霞端上来一碗鸡蛋面，小心地问：“到底是不是真的？”李建国接过筷子，点着头说：
“当然是真的。大革命来到了。”
李建国刚一上任就去北京了。这位音乐教师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教学的思维方式，先备好课，制定出顺理成章而又符合逻辑的课堂讲稿，然后，依照这个讲稿小心地操作就可以了。他在飞机上俯视脚下的浮云，有了悬浮和梦幻的动人感受。李总闭上眼，心情不错。李总给自己的心情打了九十四分，被扣除的六分是他对北京之行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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