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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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貌地表示祝愿。

　　“谢谢，”阿尔秋欣也颇有礼貌地回敬道，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很文明地　了一下鼻子。他从前线回来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皇宫里站了三个月的岗，并“透彻地研究了宫廷礼节”，他很看重那些“细小而含蓄”的礼仪。

　　“嗜血成性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和他的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也是注重礼节的。”他婉转地说，然后用军大衣的釉头擦了擦鼻子。

　　“你想去珠宝加工厂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杜博维茨基问道。

　　“一定要去，还要同你手下的人谈一谈。可能，除了锯痕这条线索外，他们还发现了什么……”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皱起了眉头，没有吭声。麻脸修道士领我们去加工厂。

　　正在桌旁切牛油的沃尔任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不想吃点什么吗？”他嘴里的金牙闪着光。看来，他为自己的金牙自豪，绝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不想吃东西，我们正在办案子，”阿尔秋欣郑重其事地说，“你用贵重的黄金镶牙，你，翘鼻子的水兵，得省些钱取老婆。我们不需要镶金牙，那是旧制度的残余，解放的人们要把它连根铲除。”

　　沃尔任宁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的抨击。

　　“你这个蠢货，扛枪的大兵，去你的吧！”他骂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镶金牙是为革命立了功而得到的奖赏，用它代替在血腥的激战中被敌人打落的牙齿。这是用征收来的黄金做的，不是为了摆阔气，是为了吃饭！”

　　正在忙于做记录的苏霍夫笑了，证实道：“他没撒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这样对我讲过。”

　　加工厂只占用了一间房，并不宽敞，尽管杂乱，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枝形吊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软椅子。墙上装着壁灯，在壁灯的前面是装满蓝矾和硝酸溶液的空心玻璃球。这里还放着一张木工台，正前方开着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加工珠宝首饰的工具和设备：轧制金钱的拉丝板、金属尺、小铲子、钵子、卡尺和凿冲花纹用的钢棒。在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沃尔任宁占用的那张桌子，放着一台象车床似的小机器，上面带有一个圆刷子，还有流体静力天平和液体比重计，对面墙下摆着一排低矮的橡木柜子。

　　那些矮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装满了土。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宝石准备的，”有人贴着我的耳边悄声说道。我转过身子——是克贝尔站在我的背后。不知他从哪儿又钻了出来：也许是同开水壶里的蒸汽一起冒出来的；或许是从阿尔秋欣正在仔细打量的那个橱子里爬出来的。珠宝匠那个又重又大的脑袋在细脖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脖子实在难以承受它的重量，看上去他是付出了很大劲儿，才使得脑袋保持垂直。

　　“你在杂技团干过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在杂技团干过。我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玉器琢磨加工厂里干活，后来在俄国的珠宝作坊里干活。而我一直当珠宝匠，没有在杂技团干过。”

　　“那么这些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克贝尔取出一块泥，用指头把它碾碎。

　　“您和我都是要死的，住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钻石却是永有的，”他说道，不是对着我说，而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交谈者对话。“我有幸见到过‘萨恩西’，用它装饰过大胆的查理①头盔。查理死后，一名士兵把‘萨恩西’从头盔上抠下来，一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它卖给了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不识货，他又以半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宝石卖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后来这颗宝石落到了葡萄牙国王安东的宝库里。享利四世和玛利亚·麦的奇②都占有过它……在沙皇弄到它之前，曾被收藏在贝尔利斯基公爵夫人的首饰匣里，批发商让·弗里德林的铁柜子里和工厂主杰米多夫的手中……这颗宝石经历过了上百个主人。这些主人的骨头早已烂掉，而‘萨恩西’至少有四百五十年了，它却仍然象刚诞生时一样，那么诱人、光彩夺目……”

　　【　①大胆的查理：（1433——1477年）１４６７－１４７７年勃艮第爵．他曾企图把勃民第变成一个王国，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争雄，在南锡附近与瑞士人作战时阵亡。大胆的查理死后，勃艮第国家即告瓦解。——译者注。】

　　【　②玛利亚：（1573一1042年）法国女王，享利四世的妻子，享利四世死后（１６１０年），因路易十三年幼她便出而摄政。玛利亚·麦的奇的执政时代是中央政权衰落的时期。——译者注。】

　　克贝尔咧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了。看来使克贝尔异常满意的是，宝石的寿命大大长于人类的寿命。

　　“我们是在谈这只箱子，”我提醒了一句。

　　“对啦，我们是在谈箱子。”他同意道。“而我却在对您说宝石是永生的，这是真理、然而，某些宝石会老化和得病。不过，这不是指钻石而言。红宝石、绿玉、蛋白石、蓝宝石会失去本身的光泽。为了使绿松石恢复青春，就把它放进热肥皂水里或者让鹅把它吞下去。而巴西黄玉则要裹在面包里烤一下才行。不过，大多数宝石要用潮湿的泥土来治病。”这时，我象是弄懂了点什么。“泥土，”克贝尔继续说，“可以使宝石返老还童。呶，请看！”他把一块扁豆那么大的深红色椭圆形宝石举到我的面前，“请欣赏一下它的光泽和色彩。这是巴来红宝石，法国珠宝匠对这种宝石评价很高，它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占据荣耀的位置。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仅有三块这样的宝石。这块是用来装饰阿德里安主教的手杖的。三个月前宝石得了‘老年虚弱症’。我把它埋在土里，你瞧，就在这儿，埋在这一层里。我在土里还掺上了粉末，这种粉末是父亲留给我的，于是它又变年青了……”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中溶化了。

　　阿尔秋欣伏在工作台上喝茶。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张开毛烘烘的粗大手指，大声地嚼着糖块。

　　“请问，你先要研究全部记录吗？”博林讥讽地问我。

　　“不，不用，首先我要同你谈谈。”

　　“悉听尊便。”博林冷笑了一声，斑白的小胡子向前噘着。他和杜博维茨基一样注意修饰自己的小胡子、他们同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到此为止。博林是没落贵族的后裔，看来，吃过不少的苦头和屈辱。与杜博维茨基不同的是，这位易动肝火的先生懂得发火的代价。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暂时还没有值得夸口的发现。”他说，“记录搞了一大堆，却用处不大。”

　　“罪犯没有留下痕迹吗？”

　　“不，我不敢断言。留下的痕迹足够十个强盗的。比如，我发现了手印。沃尔任宁先生关于栅栏上的绳结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那种绳结是水兵们专用的，被称为‘帆绳眼’。因此，可以断定．在盗贼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航海的。仅就上述这些情况，你能下达什么命令呢？我们缺少一套刑事犯登记卡片。原来的卡片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被群众销毁了。我们的耳目也取消了。杜博维茨基认为，使用耳目对俄国的民主来说是耻辱……最后，请注意到临时政府宣布特赦后的莫斯科局势。我们不仅来不及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甚至无法登记他们的罪行。我们无能为力。在革命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扒手，那么，他准不会参与抢劫活动；那一个是溜门撬锁犯，是专去住宅盗窃的专家。可是现在，扒手成了强盗，溜门撬锁犯干起了海盗……”

　　我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

　　“现在该听听我的了。你，尊敬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一共说了十五分钟，”我用指甲敲着表蒙子，“整整十五分钟，几乎没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请听我说……”博林刚一张嘴，就被我打断了：“不，你先别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深感遗憾，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要向自己的上级，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汇报情况。再有，请你注意，从现在起你将在我领导下工作，因为侦破工作已由我来负责。而我珍惜时间，不听你那些与侦破工作毫无关系的想法。”

　　一阵沉默。阿尔秋欣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博林的面色苍白，然后又泛起一阵红晕。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抽烟，”我允许道，“听说，烟可以安神。”

　　我感觉到，这位旧警察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克制住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住了，这是多年磨练的结果。旧制度善于培养自己的官吏，甚至克伦斯基政府也未能使他们解体……

　　“是吗？”

　　博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用美洲绿木板制成的小匣子，里面衬着灰色压花锦缎，外面镶着象牙。在淡绿色的匣子盖上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裸体女郎，一个又白又胖，象战前的小白面包似的爱情之神，正拉弓向她瞄准。女人的大腿修长而匀称，她的一只手屈于风俗遮盖着胸部，而另一只手在突起的岩石上支撑着。

　　“我希望这会给你，柯萨切夫斯基先生，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小匣子，确切地说，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发现的碎片，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

　　“你有何高见呢？”

　　“首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我看了看表。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吉洪主教想见我。让俄国东正教的首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

　　然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

　　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