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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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耽搁你一分钟，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提前声明道，“我刚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通过电话。牧首和主教公会的成员都关心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的侦破情况。”

　　“你是想说，你已尽其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吗？”

　　“绝不是这样，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只告诉他们。这件案子由你本人亲自负责。他想同你谈谈，并请约定个时间。”

　　“可以今天晚上同他谈。”

　　“那么我，承蒙允许，就用电话通知他，好吗？”

　　“我不敢给你添麻烦，维塔利·奥列格维奇。我亲自同他通话，请你多多见谅！”

　　然而，摆脱杜博维茨基也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急促地说，“我看过了关于巴里事件的材料，我有一个想法，劫持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的影响。”

　　搏林警觉起来，望着我，看来他已明白，我打算用什么东西“缝制船帆”。

　　“你对此有何结论呢？”

　　他笑道，“怎么说呢？当然罗，不能让格雷兹洛夫同志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为什么呢？象是犯了教唆罪。”

　　“哎，要考虑到格雷兹洛夫同志是个老革命家……也许，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报告雷恰洛夫同志？”

　　“这件事也由我来亲自处理，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太谢谢你啦！”杜博维茨基如释重负地说道。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责任。他喜欢讨好，谁也不得罪，真是又要狼吃饱，又要羊儿不挨咬。

　　他走后不久，就响起了久盼的电话铃声。副监察员从尼古拉耶夫车站报告说，“货物”已抵达并顺利办好移交手续。

　　“苏霍夫在那儿吗？”

　　“他不在这儿，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刚到你那儿去了。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在我这儿坐着，要同他们谈话吗？”

　　“也请他们到我这儿来。我们感兴趣的那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在车站大楼的餐厅里吃早餐。”

　　“梅斯梅尔没有立即去见父亲，而是去车站餐厅就餐。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自认为是研究近卫军军官心理的专家，而且我对梅斯梅尔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也了解甚少。

　　“过去尼古拉耶夫车站的餐厅曾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之一。”博林回顾道，“杰博尔格在那儿当过厨师，做的馅饼好吃极了。他特别增长烹制牛肉……”

　　“大概梅斯梅尔象你一样很讲究饮食……”

　　“杰博尔格早就走了。”博林说。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凭老印象去光顾那家餐馆的。”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梅斯梅尔简单地用完早餐，叫了一辆马车离去。

　　门猛地被推开，激动的苏霍夫跑进了办公室。

　　“哎，怎么样啦？”

　　“首先，你好！”我说，“然后，请脱掉外衣，不反对吧？”

　　他站住了。

　　“请原谅，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好！”

　　苏霍夫从头上摘下皮帽，脱掉大衣，把书放在桌子上，看来，是在彼得格勒买到的。最上面的那本书名是《宝石》。这和侦破盗窃案是一致的。

　　“现在就请坐下谈谈吧。”

　　梅斯梅尔到莫斯科来好象同报上登出的有关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有直接关系。

　　苏霍夫说，在瓦西里·梅斯梅尔突然动身的那天，清扫女工舒克林娜象平时一样在早晨九点钟到他那儿去（他八点钟去上班），但这一次却碰上他在家。梅斯梅尔正同一个人通电话，桌上放着一张报纸，报上登载了关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这段消息用铅笔圈了起来。当时，梅斯梅尔很激动，他放下电话，把她撵走，让一个小时后再来。就在当天他去司令部请了假，说是探望病中的父亲，然后就动身前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苏霍夫不仅买了书，而且还搜集了有关梅斯梅尔的不少情况。

　　当电话铃又响起时，博林拿起了话筒：“怎么？是在阿尔巴特吗？”我听到了这几个字，听他的声音，我明白发生了新情况。开始我以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溜掉了，然而不是。

　　“把地址再重复一遍。”博林要求道，“是的，我明白……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继续监视，是的……那很好。”

　　他挂上了话筒，摇了回铃。

　　“原来，梅斯梅尔不是来看望父亲的。他现在正在珠宝匠克贝尔的家里……”

　　这个消息即使不令人震惊，也是出乎意料。

　　“梅斯梅尔动身的那天没有发电报吗？”博林问苏霍夫。

　　“发了。”苏霍夫肯定地回答，“在车站上发的。不过是在开车前，我没来得及搞清收报人是谁。”

　　“你认为，克贝尔是收报人吗？”我问。

　　“好象是，”博林点着头说，“完全有可能，他用电报约克贝尔在车站上碰头。于是下站后就在餐厅里等他，可是没有等着，就又去他家找。”

　　这么说，梅斯梅尔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很熟，而他的哥哥奥列格则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又相识。看来，瓦西里来莫斯科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很有关系。

　　“真奇怪！”博林沉思道，我们的想法不约而同。”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克贝尔的家里呆了只有十分钟，他没有遇见主人（这时珠宝匠正在宝石琢磨匠米采哈诺维奇那儿），就又叫了一辆马车去父亲家。

　　博林坚持自己惯用的战术——等待时机。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同意；要把结在一起的绳子砍断。我用电话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约好了会面时间。然后叫来了一辆汽车。

　　二

　　如果你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主人，据你判断，握有武器而且粗暴；那么，在按电铃或者叩门之前，就应当站在门的一侧，将身体紧紧贴在墙上。这一手是一九○六年我在土拉城学到的。当时警察局企图逮捕三名来自莫斯科的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员，其中一人就是我。我用白朗宁手枪朝门打了一梭子子弹，做为对警察叩门的回答，然后就撵上同伴们从后门逃走。我开枪，显然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阻拦这些夜间来访的“客人”。然而，第二天却叫我大吃一惊：原来一个密探被打死，两个警察受了伤，其中一个伤势很重。土拉城的警察倒是尽职，并想很快向彼得堡报功，但缺乏经验，于是一窝蜂似地挤在门前，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有武器，一定会搏斗。我至今记得这件使我受到教益的事。虽然已过去十—二了，但当我们登上台阶时，我首先把过于心急的阿尔秋欣拉到一边，他一个人就能挡住门。然后，我用手势命令行动小组的战士们站到该站的位置上。安排就序后，我才侧着身体去按电铃。我等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又按了一下……还是一片寂静。正当我琢磨怎样撞开

　　这扇厚门时，从门后传来了鞋后跟敲镶木地板的声音。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问：“谁呀？”

　　“刑事侦察局的。”

　　“警察局吗？你们有什么事？”从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惊恐。

　　锁头响了一下，可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你们有什么事？”侍女又问了一声，不过，这一次是直接问我的。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屋谈。”

　　她摘掉锁链子，我们走进了宽敞的前厅，有好几扇门通向这里。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家吗？”

　　“等一下……我就去通报。”

　　“不必打扰你了。他住在哪儿？”

　　她用目光朝门的那边指了指。我握住门把手，轻轻往下按，猛地推开了门。屋子里空无一人。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她惊异道，“我刚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送过茶，就送到这儿的……”

　　这是实话，在铺着毛毯的沙发床旁有个小圆桌，上面摆着糖罐、瓷茶壶、茶碗和小碟，茶碗里还冒着热气。

　　“我想，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也许在他爸爸那儿……”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在家。”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你，韦罗奇卡，回到自己房里去，我自己来招待客人。如果有必要，我再叫你。去吧，韦罗奇卡。”

　　在前厅的另一头站着一个留着唇须和颊须的老头子，只有上个世纪末期的人们才留这种颊须。他穿着佩有退伍将军横肩章的短上衣和裤缝上镶着红条的军裤。如果不是那双家用无跟毡鞋，而这与他那副威武的样子很不相称，那么，他与《田野》杂志刊登的那幅指挥官之父的画像丝毫不差。

　　不难猜出，这就是房子的主人，少将梅斯梅尔男爵。

　　男爵的身上散发出樟脑的味道，看样子，将军服从箱子里取出不久，还没来得及拿出去晾一晾。他迈着小步朝我走过来。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我把证件递给他看。他戴上眼镜，认真地看着，然后微微点了点头，把证件还给我。

　　“有幸相识，”他客气地说。“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同志，这象是四等文宫，相当军事部门的少将，而在海军——是海军少将。”他对我说，“高级官员，我很荣幸。”

　　“您的儿子在哪儿？”

　　老头子好象还挺高兴。

　　“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不过，如果您要找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话，我无可奉告。我只能肯定地说，他不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儿还有留给您的一张便条。就是这张。如果……”

　　便条上只有寥寥数语：

　　“契卡的先生们：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同你们认真地谈一谈，请原谅。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对于我和我国都更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瓦·梅斯梅尔男爵”

　　“尽管他是我的儿子，可我不赞成他的做法。”老头子斥责道，“我们干嘛站在前厅说话呢？请原谅，人老了……请到房里来。韦罗奇卡会在厨房里款待当兵的，有菜汤和稀粥——我们的饭食……这差事怎么样啊，弟兄们？”他问站在一旁的行动小组的赤卫队员们。

　　“当差就不能哭鼻子，阁下大人！”一名战士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说什么？当差就不能哭鼻子？太好了！瞧，这就是人民的智慧。”老头子喜笑颜开，甚至用毡鞋敲打着地板。”当差……不能哭鼻子……说得太对了，这象军人说的话。军人本来就是——餐风宿露，爬冰卧雪，大丈夫志在四方……”

　　精心严密组织的这次行动看来就要落空了。

　　我为把“货物”从彼得格勒运到莫斯科担惊受怕，曾怕瓦西里·梅斯梅尔在京兰切夫卡广场或是途中溜掉。然而，他却从我的鼻子底下溜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事。他已经离开了，并没有绞尽脑汁搞金蝉脱壳之计，而是很轻易地溜了。在我们到来前不久，他不慌不忙地随着楼梯上了阁楼，从天窗爬上了房顶，再从那儿跳到与寡妇家紧挨着的邻家房顶上。他从房顶爬下来也是轻而易举的：通过阁楼或者沿着消防梯爬下来，不必具有杂技演员的技艺。男爵真有两手！

　　阁楼上一片漆黑，老鼠把纸咬得沙沙作响，木头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靴子的印迹看得一清二楚，只剩下一片合页的天窗来回晃荡，时而吱扭作声。

　　“跑掉了，”阿尔秋欣断定道，“从房顶上跑掉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在搜查阁楼和屋顶后，我浑身上下弄得很脏，回到房间时，侍女为我刷大衣，而将军则过分谨慎地请我们去洗手。他亲自为我们引路，然而不知为什么不去洗澡间，而是到他的卧室去，这里一个紫檀木柜式洗脸盆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刷子也都是紫檀木的，看来都各有其用：有将军梳头的，梳刷短须和梳鬓须的。这里还有花露水瓶和发腊盒。将军很注重自己的仪表。

　　紫檀木散发着独特的象针叶紫罗兰的淡淡清香，这种香味令人想起春天。对着铺床罩的大床（床头上方挂着几幅圣像）的墙上挂着一对雕花镜框，框里镶着两张相片：普希金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老头子在递给我毛巾时，扮着笑脸说；“自然界的奥妙，”他说，“宫中低级待从和大公——差距太大了，不是这样吗？然而，我不在意。我可以使您相信，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他们俩人同时乘上飞马［飞马是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马，被勇士帕修斯斩首的女怪神梅杜萨的血所变成。据以后的传说，由于飞马蹄子的一踏而产生了一个诗的灵感之泉（希波克林泉），诗人可以因这个泉的水而得到灵感。在文学中飞马的形象成了诗人灵感的象征。所以有“乘上飞马”（开始作诗）这句话。——译者注。］并取得同样的成就，都是缪斯［希腊神话的司诗之神］的宠儿！诚然，大公殿下不仅仅以诗歌而享有盛名——他是御前禁卫军波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司令，第十五梯弗里斯掷弹兵团［帝俄时代的一种精锐部队］名誉长官，又是将军，科学院院长。至于他的出身我就不说了。不过，我不赞成对人抱有成见和偏见，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依我看，低级侍从官写的诗并不比大公写的差，在诗坛上可不讲文武宫员的等级。不过，应当承认，我更喜欢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诗，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大公，而在普希金先生的身上有黑人的血统。而是因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不描写爱的欢乐和女人的腿，而是描写每一个东正教徒追求的目标和必由之路。我认为，大公殿下的诗章更高尚和文明。肯定您会记得，”老头子挥动了一下右手朗诵道：“‘即使我不出身于贵族，也没有皇家的血统，但我乃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太动人了，是吗？您再听：‘让我的诗句充溢人们的心田，驱赶不幸者的烦恼，把幸福撒满人间！”这太打动人心啦！”他吸了一口气又把那句诗重复了一遍：“……‘我们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看来，不应怀疑他在讽刺人，他也没有打算讥讽我。这仅仅说明将军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把智慧的成熟与脑子的退化分隔开来，他以其独具的果断精神，迈着有节奏的正步跨过了它。曾几何时，他就是迈着这种步伐率领自己的部队走过红村的街道。

　　显而易见，儿子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

　　“还要进行搜查吗？”老头子郑重其事地问道。

　　“只得如此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公务！”

　　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景仰心情对待诸如公务、纪律、官衔和统治权力之类的事。在把我送到前厅时，他讲了一件团里的趣事：以一个士宫正在涅瓦大街上行走，忽然皇帝陛下，故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愿他早升天堂，突然出现了……这位士官，很自然罗，立正，站得笔直，气也不敢出，活象一尊塑像，只有胡子梢在颤动和马刺微微晃动，发出响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了他——一切都合乎要求：这个和善的小伙子很懂得队列条令，就象浇铸似的站着不动，连蜜蜂钻进他的鼻孔，他都不敢打喷嚏。这才象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