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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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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80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1977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harai Dist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1979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年她13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饥饿仍紧紧追随着她。她开始乞讨。她在海亚查拉（Khaiachara）与米塔查拉（Mithachara）富裕的邻村乞讨。一整天才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的。（在生了儿子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她还照顾着一个外甥，是个孤儿。）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问穆菲亚，想不想从她那儿借15塔卡，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同意了，她赚到了10塔卡，并偿还了借款。她用这10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过了一阵之后，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年的饥荒中，穆菲亚差点饿死，她寄居栖身的地方也在1978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毁掉了。但是在1979年，她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500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营生。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1980年12月25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1500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赶上来。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十八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330塔卡的衣服，还有值105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十五年来从没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更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的，她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穆菲亚是成千上万原先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们之一，由于他们能从格莱珉银行中获得贷款，现在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了。为了帮助穆菲亚这样没有经验的贷款者，我们一直在努力简化我们的借贷程序。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偿付机制提炼成了如下公式：
贷款期一年；
每周分期付款；
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
利息是10％；
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
利息为：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至于说偿付机制，我决定必须使它尽可能地保持简化。我觉得这一交易应该在当地进行，于是拜访了乔布拉村中心的那个卖槟榔叶（ pan）的小摊贩。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刮脸，总是咧嘴露齿笑着，他的铺子日夜都开着，村里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认识，每一个人也都认识他。我提议他作为乔布拉村的收款点时，他热情地应承，也不要任何手续费。我们告诉那些贷款人，他们每天从那条路经过，或是去做日常活计的路上，就把他们每日的分期付款交给那个卖槟榔叶的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试验很短命。贷款者声称他们付了每日的分期付款了，但那个卖槟榔叶的说他们没付。
“你不记得了吗？”一个贷款者会说；“我中午来的，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槟榔叶。我给了你5塔卡，你找我钱时，我让你留下，做为我的分期付款。你不记得了吗？”
“不，你没给我5塔卡。”
“不对，我给了。我记得很清楚。”
“不，你给了我一张钞票，我把该找的零钱都给你了。”
争吵没完没了。我知道，我们必须得简化程序。于是我买来一个笔记本，把每一个贷款者的名字写在左边，在中间做了三栏，显示每笔分期付款的数额与日期：
贷款者姓名分期偿付数额日期
我把这个表格做得很简单，这样，每次贷款人付钱给那个卖槟榔叶的人时，他只需要打个对钩就行。但是几天以后，连这个体系也崩溃了。那些贷款人声称，那个卖槟榔叶的忘记给他们打钩了。必须对我的会计制度再做改进。但怎么做呢？作为试验，我放弃了每日偿还制度，转向仅次于它的每周偿还制度。至今，过了大约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贷款仍在以同样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偿还，不过，现在是由我们前线的银行工作者们每周到村里贷款者那里收款了。
我们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很高。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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