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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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獯问俏叶雷猿鲂小Ｒ豢迹┒拢˙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150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1964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Wesley Hall）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Wesley Hell）。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对一些简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答案。
当我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学习时，我肯定全无打算会找一个美国妻子。我设想，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对于女性我毫无经验，在她们身边我极为腼腆。总的说来，孟加拉相当中规中矩，相当保守的，而在我长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此风尤甚。在我的家庭中，从来不会开放地讨论这样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尔特的图书馆里，当一个梳着齐肩红发、蓝眼睛的美丽姑娘向我走来时，我全无准备。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我很紧张地回答说。
这个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对我和我的背景特别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薇拉出生在苏联，但是她和她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我们相识两年以后，1969年，薇拉离开了田纳西，回到了新泽西。当时我已经在计划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儿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说。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说。我极为固执：“那是个热带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儿得到的待遇和这儿可不一样。”
“但我一定会适应的。”她坚持说。
她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每次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这样一个举动为什么行不通时，她就会找到一种反驳的理由。
终于，我改变了主意。
我们1970年结婚，搬到纳什维尔以南50英里一个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镇，在那儿，我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书。生活平静平和。1971年3月25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饭，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达卡的新闻，一条简短的报道说，为了封锁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已经进驻，独立运动领袖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当时我正在换衣服。我停下来，冲过去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纳什维尔的齐勒·拉赫曼·阿塔尔（Zillur Rahman Athar）博士。我要他打开收音机，并马上去联络他所认识的本地区所有孟加拉人。不到一小时我就赶到了齐勒的家。这时，那儿已经有纳什维尔地区的六个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了。我们开始从各种来源搜集新闻，关于那一局势还缺乏共识性的判断，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巴基斯坦军队想要一劳永逸地镇压孟加拉。我们中有一个人支持保守的拥护伊斯兰的雅迈特党（Jamaat party），他不断地说：“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再等等更多的详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我们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详情。”我说；“孟加拉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把自己看作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我宣布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孟加拉。我宣布我忠于孟加拉，如果还有谁愿意加入我这一方，他有自由这样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会将他们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一片沉默。我那种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提议，我们组成孟加拉公民委员会，并马上拟了一份新闻稿，以供在纳什维尔的纸媒与无线、电视等媒体的传播。
我们决定了三件事：
1我们要争取会见当地所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当地日报的编辑们，将我们的决定阐述清楚，并寻求对孟加拉事业的支持。
2我们每人马上捐1000美元，建立一笔斗争基金。
3我们每月将工资的10％捐给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独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捐献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来，或是从别人那里暂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笔钱。
第二天，3月27日，我们和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都约上了。我被选为孟加拉公民委员会的书记和发言人。当地的电视台都兴奋不已，它们很少有机会抢先报道国际性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我们代表着一个带有当地视角的爆炸性热门国际新闻。我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另外五个人是市立医院的医生，在此，我们宣布自己是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家的公民。
那天下午我们再次聚集在齐勒家，观看当地的晚间新闻，电视完整地转播了对我的采访。那个采访者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向田纳西人说吗？”
“有。”我回答说；“请给你们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写信，要求立即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你们的武器弹药正被用来杀死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孟加拉公民。请你们要求你们的总统，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们六个人政治倾向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也不同，但马上协调一致地采取了行动，这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在美国的其他孟加拉人正在做什么。我们决定与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孟加拉官员埃纳耶特·卡里姆（Enayet Karim）取得联系。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消息：3月29日，将会在华盛顿地区的国会山举行一次示威，抗议巴基斯坦军队镇压平民。美国最大的孟加拉人团体会从纽约赶来。他敦促我们参加。
虽然我的医生朋友们由于他们在医院里的工作不能前往，但我宣布第二天就动身。我决定自费前往。如果在华盛顿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动用我们已经募集的六千美元。
可我在华盛顿住在哪里呢？我谁也不认识。虽然我与埃纳耶特·卡里姆从未谋面，但他听上去很友好。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又给他打了电话，问他是否介意我第二天去拜访他，他要我马上过去。他的好客令我感到惊喜。我想，是这场危机使所有的孟加拉人团结起来了。
我们用齐勒的大块头短波收音机监听着每一个电台，直到午夜。在新闻的间隙，我们吃着齐勒的美国妻子乔安妮（Joanne）提供的美食，推测着谢赫·穆吉布（Sheikh Mujib）1970年，巴基斯坦在军事政权下举行了一次大选，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谢赫·穆吉布”）领导的以东巴基斯坦为基地的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在国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票。但是，几乎完全是由西巴基斯坦的军官与士兵组成的军队，拒绝让阿瓦米联盟组成政府。1971年3月25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军事镇压。东巴基斯坦人民做出的反应是：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并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场为一个名为“孟加拉”的新国家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境况。最后，消息传来，他逃离军队时在吉大港火车站被捕了（实际上他是在达卡的家中被捕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落泪了。盼望由谢赫·穆吉布领导全国取得胜利的所有幻想都被粉碎了。巴基斯坦军队会对他怎么样？把他带回达卡，对他施火刑？绞刑？用酷刑将他折磨致死？
3月28日清晨，我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傍晚时分到达了埃纳耶特·卡里姆美丽的宅子。卡里姆太太也是土生土长的吉大港人，她热情地欢迎了我。那一天很忙碌，电话响个不停，有从当地打来的，有的是从一些遥远的巴基斯坦驻外使馆打来，或是一些孟加拉官员打来寻求政策方针的。置身在这兴奋激动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是已经独立了的孟加拉国的一员。在卡里姆家的那些人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巴基斯坦的痕迹。
陶醉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忙碌书写的表情严肃的男人，他是巴基斯坦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S。A。卡里姆（S。A。Karim）先生，他那天早晨刚从纽约赶来。随后，他想要大声朗读他所写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围到他身旁。他刚刚起草了给各国政府首脑的呼吁书，敦请他们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可不希望示威活动沦为一种蹩脚的表演，我不断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将负责第二天在国会山的活动，到底正在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有没有谁在准备一些标语牌，以便在摄像机前举起呢？看上去，在埃纳耶特·卡里姆的宅子里没人知道这些事。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行动。我去商店买来一摞摞的彩纸、颜料和刷子，马上开始做花彩饰物，我在吉大港大学上学时早就学会干这活儿了。
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赶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Mohiuddin Alam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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