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 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作者: 吴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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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部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
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侠意识”，其行动“除暴安良”；而《水浒》
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除良安暴”
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
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
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统治
者，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百年，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却是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却
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
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
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
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
话本，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
分严酷，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但是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
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
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是“唤起民族英雄们”，
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
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
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因
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我来教你杀人。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
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
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
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
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
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
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
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
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
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

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
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的一个小标题。

　　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
场。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
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
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
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
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
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
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
“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
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
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
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
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
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
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是极小的。
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
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
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怜。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
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
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
贪官，拥护清官。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
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属于革命
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
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
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
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
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
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
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
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
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
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
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
会意义。

　　（二）《水浒》作者是否鼓动农民起义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
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
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
的不满，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
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个人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
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奴隶主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可
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
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
所提高，使社会发展到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依旧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
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
“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
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
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
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
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
能是改朝换代。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
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地主阶级本身
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改变了生
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证
券夺到手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像日本和英国，至今仍有皇帝，但是由于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凡封建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
动。因为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进行的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了。尽管洪秀全已经开始接触西欧的文化和民主思想，但是他只是借“天主”之名，推行
的却是封建迷信那一套。
　　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
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
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
　　我们回顾历史，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件事情
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是使人民生活倒退。这就是历
史唯物主义。
　　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们所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历史上农民起义
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张献忠、李自成发动起义后，全国只剩下了五千万
人口，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还谈什么“生产力的飞跃”？
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
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士大夫
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
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有战争，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
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
官污吏、土匪恶霸，那么，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就不是他的世界
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
中心思想的外壳。
　　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
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

六、今天我们从《水浒传》中学什么？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
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过不下去，是“官
逼民反”。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
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
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的成功，在于它不是某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个
民间文艺家集体创作的结果。如果《水浒传》的确是施耐庵根据前人的成果整理成书的话，
施耐庵的最大功劳，就是没有阶级偏见，没有遵从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对这些素材进行
歪曲和篡改。
　　当然，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
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
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
“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
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实际
上这是一种“强盗逻辑”。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