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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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物”，总是有他的“局限”的。吕日周也当然有他的局限，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很多人看到的局限，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就拿舆论监督来讲，的确，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说白了就是“人治”。长治的大小媒体之所以“敢”那样猛暴头头脑脑的光，就是因为有吕日周他这个“一把手”在后边“撑腰”。可是要看到，“一把手”说了才算，大家就听“一把手”的，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只有长治才有。从这里，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没有错。但是，能说这种“水货”式的舆论监督是吕日周的局限吗？吕日周这样一级干部，这样一个“聪明”人，难道就看不出这种监督的重大缺陷？

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只能说，吕日周之所以这么干，是不得已。

近来不断有各地的“一把手”出面鼓励舆论监督的消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赞同，那还是等于说是支持“人治”；反对，那不等于连最后一点正义的力量也要抹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大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舆论监督是“水货”，可如果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能这样说吗？

我们反对“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这的确是“水货”；我们更期待有“制度”保障的舆论监督，因为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常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他的确给急于言说的我们救了急；我们还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给舆论监督撑腰的“一把手”，更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撑了腰。

认识到“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的重大缺陷并不能连其中的现实价值也要否定。对吕日周也应该这样认识。他的“水货”式的舆论监督、他的“做秀”般的骑自行车下乡，朝大里说是回归了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朝小里说就是一个当代“清官”，都是前人早已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正是从这里，我说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可是，一潭静得让人觉得有些沉闷的水，如果有个胆大的鱼忍不住浮上水面，还大胆地吹了一个泡泡，你会不会感到一丝生命的喜悦？你能不对这条鱼感到一丝敬意？即便是这条鱼又沉了下去，即便是这个泡泡终究破了，可如果因为这条鱼的游动，也因为这个泡泡的破碎，竟然因此引起了其他鱼儿游动的欲望，你能不充分肯定这条不安分的鱼？你能不充分肯定这个破碎的泡泡？

吕日周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他就是那条不安分的鱼；他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正在这里，即便他吹起的是一个易碎的泡泡。　
　
　
　　
　
　
　　　
乍到
楔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操《苦寒行》

　　这是曹操对太行山的描述。史料记载，曹公当年北征高干，在长治境内的壶关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苦寒行》。

　　长治古称上党，历史上也曾叫潞州。

　　龙年岁首的2000年2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任命我为长治中共市委书记。

　　从太原往长治的路上，距市区还有153公里处便是长治的边界。边界处有一个长长的隧道，乍一进去，一片黑暗，走着走着便出现了光亮。我想，到长治就恰似走隧道，只要一门心思往前走，亮点就会越走越多。

　　再往前走，进入长治市所辖的武乡县界。这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望着道路旁崇山峻岭上的奇峰怪石，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像一个天然战场，我对“兵家必争之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秦昭王以此“威天下”，汉高祖以此“得天下”，汉刘秀以此“复天下”，魏武帝以此“夺天下”，石勒以此“战天下”，唐太宗以此“并天下”……从慕容氏建“西燕国”，到唐玄宗任“潞州别驾”，先后有许多位帝王级人物活动于此。

　　巍巍太行山，千峰竞秀，万仞壁立。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太行山和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人物。刘邓和他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那勤劳朴实的人民。”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长治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驻扎并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心，武乡、沁县、黎城等地都留下了伟人们光辉的足迹。上党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太行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浴血奋战中培育形成的太行精神，更是成为老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脚盆”的上党盆地，“有鱼、有肉”成为了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老八路作风却永久地留在了老区人民的心里。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长治，贫穷而民众又有很高觉悟的地方。

　　上任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找我谈话，说：“你去长治，要通过转变干部作风，端正用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治遗留的突出问题，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

　　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一段话。　

　
“养干部顶个蛋”　



　　我到长治上任后，在市委机关会议厅召开了简单的见面会。不久，我到省里参加会议，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回太原。

　　从长治北上，一个小时路程到达沁县境内。刘家庄村是位于公路旁的一个小山村，我　
见一位老农拉着耕牛路过那里，正在村边和一群农民说话，便让司机停车并向人群走去。老乡见我上前，递过一盒火柴，他以为我要借火抽烟。我向他摆了摆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老汉聊起了天。

　　我问老汉收成怎样，“凑合，能糊住嘴。”问他家里儿女怎样，“凑合，还能顾住自己！”问他村民负担怎样，他摇摇头不想多说。问他县里乡里干部怎样，老汉来气了：“如今最懒的要数干部！只知道收税，摊派，不帮农民办事。”“村里的事找干部不管，邻里闹矛盾干部怕事，家庭不和干部藏着躲着。”

　　老汉见我仍没有要走的意思，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养鸡能下蛋，养牛能耕田，养干部顶个蛋。”

　　“顶个蛋？”我向周围人讨教，才知道这是老百姓常用来骂人的一句话，意思是百无一用。

　　我把这句话在常委会上学给大家听，常委们说，这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刀刀见血。

　　我在全市大会上学给上千名干部听，有良知的干部告诉我，听了群众的这等评价，就像刀子捅进肉里，心在流血呀！

　　老区的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干部作风、政治体制等发展前进路上的诸多问题。长治，真让我感觉不轻松，以致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抓住干部转变作风死死不放，这是最初感触。

　　一句话缠绕了我三年，就像警钟长鸣，提醒着我和长治市的全体干部。


“闹革命为个啥”　



　　2000年岁末的一天，农历腊月廿八，我来到了沁县新店村与当地的老同志座谈。

　　在此之前，我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王家峪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老红军、老八路、老军人、老教师、老干部、老农民、老模范等十二位老人请到一起，吃了一顿饭。我要　
求全市各级干部过节不要跑上层，要到下层；不要请上级，可以请群众；不要跑自己的“帽子”，要多跑跑群众的“肚子”。随后我又到太岳军区所在地的沁源阎寨村和老同志们进行了交流。

　　选择新店是因为沁县太穷，我想看看老百姓还缺什么，需要政府帮什么。

　　到新店座谈，市委办公厅事先通知了县委，县、镇主要领导都来了，而且安排在这个村庄里生活条件好的一户人家。

　　我和村上的老同志围着火炉子拉话，我问谁家有困难过不了年，都说没有。然后我把在沁县松村看到群众卖不出玉米，等钱过年的事讲给了大伙听，启发他们是不是也有卖不了粮的现象，结果还是说没啥问题。既然没有困难，那就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盘盘碗碗的还是准备了十几个菜，够得上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吃饭间，我努力找话同群众说，试图能听到大家的心里话。尽管我用了很多启发的办法，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是桌面上的客套话。

　　坐在我旁边的杨元庭老人，似乎想有所表示，他用自己的筷子往我碗里夹肉，颤抖的手却把肉块掉在了地上。老汉当时的神态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在场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像是责怪老汉多事。

　　停顿片刻，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群众是尊重我的。于是我弯腰将肉块捡起来，放在嘴里，咀嚼咽下。

　　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不仅背得熟，捡吃地上的饭菜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沁县北河村讲党课时，也曾在吃早饭时捡起掉在讲桌上的豆角，引起农民的惊讶。

　　不过，那一天，我这个极平常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老汉眼眶里涌出了热泪，失声痛哭起来。

　　后来有人把这一捡说成是抹平干部与群众的鸿沟。当时使我在意的不是我那一捡，而是老汉讲的那番话：

　　“吕书记，你是好人（当地老百姓的最高奖赏语）！冲你我把藏在心里的话说说。过去闹革命为个啥？我参军入伍，领导说打天下，为的是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如今，谁翻了身？吃皇粮的干部。谁翻不了身？过去扛枪打仗，杀敌受伤的军人。原先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我们闹革命，打天下为个啥？扛枪给谁打仗？怎就一辈子也讨不到个说法呢！”

　　杨老汉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让在场的人没有不心酸、不动情的。

　　我擦擦眼角的泪，继续追问：“你找过县里和乡镇领导没有？”

　　杨老汉说，你问问镇干部，我找过他们没有？镇干部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又说，你问问县领导，我找过他们没有？县领导也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说，他们不认识我。我1947年参军，在部队五次立大功，五次受重伤，现在身上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一只眼睛也被打瞎了。我过去能吃苦，现在老了，已经吃不了苦，可他们——杨老汉指着镇干部和县领导——还让我吃苦。

　　“你听听今年我们家怎过年。”老汉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给我听：“前几天，老伴看我过年没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个遍，从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发了黄的钱，放在手里数了几遍，只有一块两毛钱。这就是我们闹革命得到的报酬呀！”

　　“老伴把钱拿到供销社，反复问人家能买个啥？经过再三盘算也就只能买一双袜子。就一双袜子，老汉我有了过年的新穿戴！”

　　听杨老汉讲困难，我心如刀绞，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尖刻的话：“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过年！”

　　杨老汉的话有些刺耳，但这些曾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过汗，流过血，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如今确实还在流泪。

　　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钱给残疾转业军人按时、足额发补助，致使老人生活艰难。

　　临走前，我和市委办公厅主任张红星等同志在现场办公，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补助杨老汉2000元钱。

　　老汉好像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中。我当即要求市民政局连夜统计，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残疾军人家庭等钱过年，还在市电视台、报纸上发公告，只要还有一户，我们就要帮助解决。干部必须到现场帮助困难户过年。

　　我想着，光号召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这第三个“深入”：深入人心。见了群众不等于深入群众，到了基层不等于深入基层，和群众坐在一起吃顿饭，群众也不一定和你交心。要让你的行动使群众真正认识到你是自己人，才算深入了人心！

　　这件事情让我牵挂很久。我问自己，这个320万人口的家该怎么当。

　　老区脱贫等待破解。然而，长治又是怎样一个现状呢？

　　全市召开经济工作会，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个大会。如果不作分析，长治市的经济在全省11个地市中属中上游。在会上，我作了一组数字对比，以1999年为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和增幅在全省六个省辖市中虽然均排名第二，但人均却是倒数第一，分别比太原市低6042元，比大同市低1462元，比阳泉市低2682元，比朔州市低1172元，比晋城市低254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六个省辖市中，倒数第二，增幅倒数第一。绝对值分别比太原市低1449元，比朔州市低479元，比晋城市低205元，比大同市低128元；比周边相邻的新乡市低1110元，比邢台市低1153元，比邯郸市低827元；比沿海发达的温州市低6160元。

　　这些差距的形成，不是我们的人民不干，而是环境太差。

　　这次会议提出用七年时间实现和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省经济状况在建国初期就处于全国的中上等水平，到“文革”时落后到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别人大踏步前进了，山西则倒退了。新一届省委在调产上下大功夫，力争十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长治要几年赶上？大家说十年也行，我们经过科学测算，提出七年翻一番的蓝图。

　　目标宏伟，任务艰巨。我用改革经验佐证，推出一个公式：脱贫必须发展，发展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而调整产业结构有赖于环境。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并且把2000年定为长治的创造环境年。各县讨论之后，又增加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的提法。

　　我在会上讲：环境不宽松是制约长治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不宽松是腐败现象、飘浮作风、浮夸行为、官僚主义、民负过重诸种问题重叠的后果；是长期以来农业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慢动作和懒汉行为交叉的后果；是过去投资不足和不尽合理，没有重视交通、治污、绿化、城建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欠账的后果；是传达会议精神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解决问题的目标不够明确、赏罚不够分明，可做可不做也可瞎做的散开放羊式管理沉淀的后果。环境不宽松还是因为有的领导以计划经济观点看一个地方，思维有框框；以传统农业的观点看一个地方，优势难发现；以自然经济的观点看一个地方，劣势难克服。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长治不仅是有环境问题，背后还有许多更迫切、更要紧、更艰苦的任务等着我。
　

　　　
　　　
信访解围
信中读长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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