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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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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虽小，但我为长治人找到的这份尊严自豪，也为国企职工翻身高兴。
长轴也变了，工人们说是讲党课、反腐败带来的变化！
健身器材厂崛起，这个从自行车公司分离出来的子公司兼并了母公司，还把另一个老大难长丰公司也带活了。
合成化学厂将优势产品分离，与上海一家大公司挂靠，结束了10年亏损的难堪局面。
家宴“老外”
2002年7月7日，我邀请德国贝克集团董事长贝克先生和总经理顾吉先生到我家吃饭。享受了这般款待的老外，备感长治人亲切。
像这样的家宴，我已经举办过多次，仅德国朋友这已是第三次光临了。其间，还有印
尼朋友、港澳客人。
“先交朋友，后谈项目。”我把诚意奉献给外国朋友。长治市出台了多条令老外吃惊的政策：凡到长治市投资，前十名外籍企业家，可享受30万元的赠送。
这个办法不是用钱作诱饵，外企投来的要几百、几千倍于这个数字。我们只是表示一种信任坦诚的态度，既然送钱给朋友，就不怕朋友拿钱走。
早在五六年以前，长治就是德国企业家关注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只是来走走，与我们并没有多少交往。但有一件事情却让他们难以忘怀。
德国马荷彩公司是家煤矿电器行业企业，经营者不熟悉制药业。因为来长治多，彼此成了朋友，又碍于市政府领导的情面，就向资金短缺的太行制药厂投了100万元人民币。
按合同规定，药厂产生的利润按比例分成；企业如果没有效益，每年须向德方支付20万元利息，作为回报。
三年过去，太行制药厂经营不好，没有按合同履约。这件事成了德国企业与长治合作的一个阴影，致使很多项目无法进行。
后来，太行制药厂逐步发展，成了长治的盈利大户。市政府领导和继任厂长觉得这件事情应有个了断，才对得起德国朋友。经磋商，1999年底，太行制药厂将100万元股金退还了马荷彩公司。尽管如此，德国朋友还是认为我们不讲信誉，虽没有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总是违约了。2001年9月份，我率团赴德谈项目，德国朋友还不时念起这件事。
自此，我就有了先交朋友，后谈项目的想法。
在德国北威州政府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面对众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我谈了市委、市政府对外商投资的诚意和优惠政策。对外资进入谈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投资量，二是合作的项目不能有污染，三是能多安排当地人就业。凡是符合这三条的，我们都欢迎。
我们给外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证其投资有丰厚的收益。这叫做：你们发财，我们发展。
北威州的官员和企业家见到我们如此真情实意，德方在长治的合作意向迅速多起来。
在德国，我被朋友们推荐，在不少地方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当然离不了长治，离不开中国，因为我们的发展太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更希望有新的市场观念涌入上党老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应该为社会主义效力！
德国人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把我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小册子，翻译成英文，在欧洲国家出版发行。
2002年5月9日至26日，我再次率团访德，签订经济合作项目9个，引进资金1。13亿元。德国是欧州经济的“火车头”，北威州又是德国经济的“火车头”，经过我们反复宣传介绍，德国十多位企业家与长治签订协议，到长治投资，有的甚至把高精技术也带来了。
友好往来是对等的。长治在高新技术开发区以零地价划出400亩土地，用于德式工业园区建设。如今，这个园区已破土动工，在长治已建和在建中的德资企业达到11个，总投资2。2亿元，其中德式工业园区已吸引德方六个企业进驻。
一个德国企业群体落户上党，还有不少外资企业蜂拥而来。
长治，一个封闭的地方终于向世界打开一扇门，这扇门期待已久，且格外艰难。但也应了一句老话：“迟饭是好饭。”
民营四强
作者：吕日周
长治有“三长（常）一玉”，挑起民营经济的帅旗。
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算一“长”。
潞宝集团2000年上缴税金1018万元，2001年上缴税金1680万元，2002年前9个月上缴税金1600万元。
说起韩长安。这个年轻人只有30多岁，干民营企业已有十几年历史，他的固定资产已超过两亿元。长安过去在国有企业当老总，他主动放弃“铁饭碗”，从发煤炼焦做起，一年一个新变化，一年一个新台阶。
他赚钱很辛苦，花钱也特别“抠”，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村、乡、市修桥筑路他出钱，修建学校他出钱，拥军优属他送钱，国企脱困他出钱，村里的“五保老人”每年能按时领到他的救济，就连县城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也是由他捐建的。
2001年潞宝集团创税超千万元，潞城市政府奖给他100万元，韩长安只留下一分钱作纪念，将其余的全部捐给了社会福利事业。
2000年，我提出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多次到潞宝集团指导改制，帮助引进项目，解决遇到的困难。韩长安对应我们，也提出一个口号：政府给我一碗水，我还社会一桶油。这位全国九届人大代表，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为长治民营企业发展带了个好头。
长信工业集团公司的“长”算二“长”。
董事长是潘兰亭，总经理是其子潘路标。
二潘，一老一少，一直在思考着做强做大的出路。我在省体改委工作时，曾来搞过调研，帮他们出过一些主意。到长治任职后，我去看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就是“长信”。我鼓励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进行企业改制。此后，企业发展加快，规模增大，对地方的贡献也越来越大。2000年上缴税金1000万元，2001年上缴税金1600万元，2002年前9个月上缴税金2000万元。
常平工业集团的“常”，算三“常”。
集团董事长是陈忠孝。如今这个集团资产已过4亿多元，农村人过着城里人的生活，宽敞的水泥路从村里一直修到与干线公路的对接处。
常平集团现已建成了一个工业生态园区，周围的几个穷村划了进来。
该集团2000年上缴税金1000万元，2001年上缴税金2300万元，2002年前9个月上缴税金2300多万元，相当于壶关县财政收入的一半。
“三长（常）”均有特色。屯玉种业集团也堪称长治民营的典范。
1999年7月，我还在省体改委主任位上时，就被屯玉公司请去作指导。我经调查，向该公司提出了迅速改制，搞内部职工控股，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建议。
我这个主张被采纳，两年多时间该企业迅速扩张，成了中国北方的玉米制种大王。
2000年3月，我到长治工作，再与屯玉种业集团董事长侯爱民多次研究企业创新问题。这个集团先后建成了玉花油脂有限公司、屯玉塑编公司和玉康中药材等若干个子公司。
2001年，“屯玉”开发了8000多亩中药材基地。同时，在全国设立了12个科研机构、5个分公司和15个子公司。
三年间，屯玉种子公司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从2。5％上升到5％。销售收入从9000万元增加到2001年的2。1亿元。
2001年5月该企业已进入上市辅导期，2003年5月份将正式申报在主板上市，一次融资5亿元。屯玉，目前已见实力，未来它极有能力打造成中国种业的航空母舰。
好路村村通
在壶关县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深处，有一块唐代竖立的石碑，上面写着六个大字：路乃文明之本。石碑不算太大，但字锋苍劲有力，饱经岁月沧桑。路，成了山里人祖祖辈辈的期盼和通向富裕生活的最高理想。
然而，路在何方？
襄垣县一位退休在家的老矿工给我讲了他的一段关于路的往事：
有一年，他轮休在家，快要返回岗位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半晌的雨天，冲断了过路小桥，他坐在岸边看河水，整整两天时间，他心急火燎，几次试着过河，都被齐腰深的洪水挡住。到第三天，河水下落，他趟着河，踏着泥泞的山路赶回矿上，结果背了个开除留用的处分，他诅咒：“这条路害苦我了。”
我到平顺下乡，当地干部又给我讲了另一段关于路的辛酸：
丕兰岩乡的一个山庄小村里，2001年有位老人突患急症，村里缺医少药，村里人找来两个木杆，捆了一副担架，抬着病人往乡卫生院赶路，七八个青壮后生，翻山越岭二十多里路，两人一班，一趟路轮换了几十次，当他们急匆匆赶到乡卫生院时，病人已成了死人。他们把这条路说成是“三跳路”：人在路上跳，担架在肩上跳，人心在肚里跳。累得浑身汗水的青年人，发誓再也不走回头路，什么时候村里有了路，他们什么时候返回去。
在沁县蹲点，我看见光景稍好些的农民家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问他们买车干什么？老乡苦苦一笑：“当摆设。”我说，搞运输不行吗？群众答道：“行！只是要看老天脸色，一有阴天下雨就出不了门”。“为啥？”我又问。村里没路，给人家拉东西回不来，常常违约赔款，还不如停在院里看样子。
张兵生市长在壶关要求群众多种菜，乡亲们说，我们肯定种好，市长能不能保证运出去？过去村民种菜，因为无路通车，看着好端端的菜烂在田里，老百姓着急没辙！
在太行山深处关于路的辛酸还有很多，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有几件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故事。
2001年，长治市创造发展环境，黎城县干出了一番大事业，这个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87％的地方，一年时间就修了220公里的水泥路，全县217个行政村通了水泥路，占到全县总数的86。1％。
黎城的这个壮举，坚定了我们修路的信心。这个冬天，全市在黎城召开现场会，我大胆地喊了一声：“2002年长治市要基本实现村村通水泥路或者柏油路。”
我这一喊让很多人吃了一惊，有人怀疑要落空，有人相信办不成，更有人产生疑虑怕加重农民负担。
实践是检验对错的标准。
像大山一样敦厚的老区人，谁也没有提起过“负担”两字，倒是他们的精神让我们的干部感到身上担子不轻。
沁县故县镇由民兵、团员组成青年突击队，哪里任务艰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小青年王永红驾驶三轮车拉石料时，由于雪后路滑，连人带车掉进了沟里，肋骨断了4根，肺叶被刺穿多处，可他人躺在医院，还牵挂着工地，市领导去看他时，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回去修路。”
黎城县杏林滩村李海基、胡爱芳、栗满英三位农家女，为了村里及早修好路，一个漆黑的夜晚，三人悄悄卸了57吨水泥，事后记者问她们累不累，三人对视一笑：“想起宽敞的路，身上就不觉得困。”
沁源县赵寨村的修路工地上，由15名老人组成的老年修路队，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82岁，他们放下手中的铁锹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走不了几天路，能给子孙后代造福，再累也值！”
襄垣县狐燕窝村83岁的薛光明老人，女儿出嫁的当天他仍然不离开工地。东济村党支部书记郭保卫，在修路的紧要关头，老母亲突然病故，但他带领全村人奋战在修路一线，有人劝他回去看看，他说：“老娘一辈子梦路、盼路、想路，早一天修好路，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
武乡县东坡村100多名光棍汉自发组成突击队，我问大家累不累？他们齐声告诉我：“修好路，娶媳妇！”
蛇末马首的那个冬天，长治每天有50万人奋战在村村通工地。我当然也不例外，置身其中，我被深深地感染了。
2001年12月25日，我得到一笔稿费2000元。在襄垣县东岭村修路工地现场，我捐了1000元。在沁县乔村工地现场，我和群众一块打石头铺路，见老乡们没有一个人带手套干活，我又把身上的另外1000元捐给了群众。
在平顺龙镇山里修路，我和交通局长抬一块石头，劳动中，有群众说：“吕书记和我们照个像吧。”我和群众站在一起，让记者留下这个瞬间。群众又说：“我们自己出钱，一定要把照片寄来。”我再三交待记者，按人头每人免费洗一张，给群众寄回来。我知道，满足群众这个愿望，比什么都重要。
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每天和群众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大伙修路的劲头更足了。为了修路，那个冬天，群众把锅灶支在工地，干粮带在身上，大家说，苦点、累点不算个啥。
“村村通”代表了上党老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省交通厅长王晓林说，抓住了民心，顺应了民意。我从来没有看到如此高昂的群众激情。
82岁的离休干部李一民，将600元的离休工资送到了县交通局。
沁县萝卜港村76岁的阎水生老人卖掉棺材板，将500元钱捐给村里。老人说：“就算我老汉草席裹身，也算给子孙后代造福出力了。”
漳源镇几百名乡亲，为了修路，每人自愿卖了自家50斤玉米。
长治公路分局的牛书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2万元捐给修路工程。
一个年仅8岁的沁县姚家岭小学学生，看到村里大人们忙着修路，也和小伙伴们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在工地上搬石头，不料一块石头掉下，将他压在了下面。父亲忍着丧子的悲痛，继续在工地劳动。
在平顺县赵店村工地，年已七旬的老劳模申纪兰对我说，修路把千家万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连在外工作的人也主动请假回来修路。这就是落实了“三个代表”啊！
在修路工地，群众编出激昂的劳动号子：
磨盘前想啊
山崖上盼
几辈子的梦想今日才圆
汗水水落呦
血花花溅
几十年的苦斗才冲出了这个圈
哎嘿嘿呦
几十年的苦斗才冲出了这个圈
才冲出了这个圈
路连咱的心啊
路壮咱的胆
走出这大山好见世面
误了多少年呦
紧着追赶
大山里的日月要换一个新的天
大山里的日月要换一个呦
要换一个新的天
据统计，到2002年10月，市直单位和个人自愿为修路捐款446。5万元，捐水泥1990吨，捐粮31。8万斤。全市开工里程4635公里，已成型路基4072公里，铺装水泥路、油路、石头路、钢砖路面3120公里，全市80％的行政村实现了通水泥路或柏油路。
我们只用了省市修路奖励补贴6000万元，完成了国家标准投资6亿元的工程。
2002年5月11日，国家交通部长黄镇东实地考察后，问我用的啥办法？我说，我们有三个补：水泥不足石头补、机器不足力气补、资金不足精神补。
后来，我们细算这笔账，群众投工、投料3亿元，省、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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