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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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衡，我们是被评价的对象；人民是灯塔，我们是航船；人民是路标，我们是行进中的车；人民是主人，我们是公仆；人民是太阳，我们是树木；人民是春雨，我们是幼苗；人民是我们落实的对象，我们是人民监督的对象；人民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我们是司炉工。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应当为之吃苦、吃亏、惹人，为之流血流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漳源寻源　

　　漳源乡是浊漳河北源的源头，河水横穿全乡境内。早春天气乍寒乍暖，虽然河上还结有薄冰，而冰层下的河水却潺潺而动。河边杏树枝头上的蓓蕾已泛出浅红色。我想起了1986年在原平县写过的一副对联：红杏不怕冷风吹该放就放，绿水敢破坚冰锁当流即流。当时写这对联时是抒发自己顶住压力搞改革的志气。今天想起它已经是另一番含意了：加快步伐，　
欢迎这清泉的来临吧！

　　2000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九。早上6点来钟，我来到了漳源乡。

　　漳源乡是个穷地方，乡村无啥工副业，人们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卖玉米来维持。那段时间玉米不值钱，每斤3毛钱也没人要。大量的玉米卖不出去，农民们很是犯愁。

　　我到漳源乡政府大院外，偌大个大院显得冷冷清清，院中还有不少杂物，房屋的墙壁也很破旧，惟有几副对联新鲜。一把大锁锁住乡机关铁栏大门。叫门叫不开，我让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张红星从门上爬进去。

　　乡政府通讯员李海彦开了大门，秘书王跃国迎了上来回答我的问话。“乡政府咋只你们俩人？”“干部们没事就不来。来了也没事。”

　　我让通讯员打开每个办公室，察看了办公室桌上摆放的东西，看了看火炉和旁边堆放着的炭块，又看了会议室的各种催款条。他俩告诉我，乡里花销大，要招待客人，要订27种报纸、杂志；要取暖，要修房，要购置零用杂物，要送礼疏通关节。弄得连乡食堂也办不起了。强行摊派农民骂，借钱不还债主逼，没吃饭的地方干部怨，两个领导经常像贼一样躲债，所以大门常关着。今天倒是县里通知开会的。我看见他俩在火炉上煮的玉茭面糊糊，同情他们的艰苦。通讯员说：最苦的是书记，我还看见他被逼债逼得一人躲在办公室流眼泪。我更同情这个乡的干部的处境，决定要经常来这里看一看。

　　早晨7点，我在乡政府对门的一家小饭店吃早饭，米汤馒头，土豆丝和豆腐。饭店主人姓赵，见我坐着小卧车，说啥也不收钱。我说：“吃饭付款天经地义。若是每个干部下乡吃饭不付款，不用几天就把你这个小饭店吃塌了。你开这个饭店就图挣钱，不是让我来白吃的。”

　　付了10元钱后，离开乡政府。乡里的秘书、通讯员、饭店的赵师傅弄不清我是谁。

　　我又一次来到漳源乡，来时是早上6点10分。

　　天还未大亮，晨风中已有了融融春意。乡文化站的辅导员田四怀就早早地起来打扫院子，今天是他值日。

　　乡长王明秀还没起床，就被田四怀唤醒了。我这次是查岗回访，首先去办公室看了看签到册，又去上次吃过饭的小饭店，问赵师傅吃饭的人是多少？揭开蒸笼看看馒头的数量。走到院子里，看到墙壁已被粉刷一新，“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标语在墙上分外醒目。

　　我说：“你们这里有变化。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来为老百姓办事。假如你这个乡政府大院都不卫生，老百姓进来也要看扁乡政府，那样，你还有什么资格去管老百姓？”

　　乡干部要留吃饭，我说：“等你们把灶房搞好后我再吃饭，在人家小饭店我于心不忍。”

　　4月1日早上8点半，我第三次来到漳源乡。

　　乡政府大院似乎比以往热闹严肃了许多。有人说，新来的吕书记是真干哩，每次来都不打招呼。也有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烧完就松劲了。

　　乡党委书记申虎跃8点钟去县里开植树造林现场会，接到乡长的电话后马上赶了回来，同来的还有县委书记李建宇。

　　乡政府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我在人群中找了把椅子坐下，说：“我这次来漳源是第三次了，对漳源只能算粗浅的认识，真正了解漳源的是在座的各位。漳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该怎样走，我们眼前该干什么，你们哪一个都比我清楚。我不想听你们说大话、空话和一些有水分的数字，这一点我们吃过亏。是啥就说啥，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申虎跃说，全乡在3月13日召开了千人动员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创造环境，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当申虎跃说到漳源乡上年人均收入1500余元时，我问：“实打实说，能挤多少水分？”申虎跃说：“能挤374元。”

　　我说：“你们刚才说的办法不错，关键在落实。乡统筹要砍掉一半，村提留每人核减5元，还要核减机关人员、村官，以上这4项加起来就可减轻群众负担20余万元，还要反对大吃大喝等。这样，群众高兴，我们有些干部就要为难。我们就是让当官不容易，不容易就叫‘自逼’，逼着干部给老百姓多办事。逼着政府转变职能，干部转变作风。乡机关要一半人出去挣钱，一半人留下作官。留下的一人顶两人用，还要把事情办好。分流出去的人要放下从前的官架子，去市场中闯一闯，认识认识市场经济。不能光空喊不实干，说起市场经济来头头是道，一旦实干起来，就啥办法也没有了。”

　　我接着说：“对于分流出去的人员，我们千万不要踢出去不管，而是要想尽办法多扶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必须加强党的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同落后的人和事及不良风气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三敢’精神，实施‘五步曲工作法’：发现一个问题就等于深入了一分，就等于敲了一次警钟；解决一个问题就等于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就增加了和人民的一份感情；别人为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你工作中的一个弱点，自己发现了一个自己应该发现的问题，就体现了自己的一份功劳；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堵住了一个漏洞，举一反三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取得了一个大成绩；追究造成问题的责任人，就找到了改造‘三观’的要害，开了个治病的处方；处理了一个干部就警醒了一批干部，教育了一批干部；追究了一个干部造成问题的责任，就落实了一次从严治党的使命。”

　　这时，全乡干部鼓掌。我表示说：“漳源乡是我的动态联系点，今后还要来，一有空就来，来和大家多说说话，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我问：“申书记，你今年能给大家提多少工资？”

　　申虎跃说：“乡里决定搞特种养殖和多种经营，算下来今年年底，每人每月能拿到1000元工资，若是拿不到，我这个乡党委书记就不当了！”

　　漳源是我联系较多的一个地方，去了多少次我也说不清楚。2002年10月，县里有心的同志给我送来一份统计表，一共27次。

　
四进松村乡　

　　沁县特别让我放心不下。不仅因为这里是长治最穷的县，还因为这里的事情特别离奇，松村乡就是一例。

　　一进松村。

　　2001年的一天，我在去松村的公路边，从车窗里看见一群人指指点点，高声议论。我停下车，询问原因。村民领我看一大片树林被砍伐后的树桩子。村民们有的说是干部私分了，有的说是干部给承包出去被承包人砍了。其他人跟着乱砍，总之，一大片森林没有了树，只有桩。也有人说，可能是穷的原因吧——穷急了，有啥就弄啥，要不当干部图个啥嘛？

　　我说，不行。这事必须要问个清楚，追究责任！不能谁想砍就砍！

　　我找到乡里问党委书记，他说不知道；问乡长，他说没听说。我说，你们回家当农民吧！

　　见我动了真格的，两位乡干部急忙向我讨主意。我说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就办了你们！

　　我的这两句话，让他们着了急。晚上返回长治时，县委书记急匆匆来找我。我问他事情办了没有？县委书记告诉我正在办。我问怎么个办法？他说，县里开了个紧急会议，马上给乡党委书记、乡长记过，村党支部书记撤职，我们还在那个地方竖了一块砍林悔过石碑，说着他把碑文交给我看，上面这样写着：

　　公元1999年，松村干部借拓路修桥、教育“普九”为名，多次砍伐集体林木资源，因此民怨沸腾。当地干部虽过问批评，然终制止不力。2001年3月20日，长治市市委领导轻车简从，来到松村，闻听百姓申诉，亲勘毁林现场，查明真相，即嘱有司溯源追根，严明责实。

　　松村乡干群，亡羊补牢，知错即改，一则主动配合，查处灾情；二则将功补过，见诸行动。全体乡干筹资购苗，亲植白杨，昔时毁林之地，异月必将绿地葱茏。

　　为警示后人，特将此林地辟为谢罪补过林，勒石铭记。

　　2001年4月15日

　　二进松村。

　　我径直到乡中学学生食堂看，饭都是干的。我说你们得吃菜啊，不吃菜怎么长身体？又问有汤没有？学生们都不言语。

　　我到老师食堂一看，还是有汤的。我问校长怎么不给学生弄点汤？校长说有啊！我揭开一看，一锅水，怎么是汤？他说，我们把水就叫作汤。可能我把校长说得不高兴了，我离开时他也没有送我。

　　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觉得这个学校学生的学习条件不行，生活条件更不行。这件事我必须管。

　　我见到县委书记，给他讲了重视教育的意义。他说，沁县人历来耕读传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不相信，就学校这样子，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后来，有人给我反馈，学生的伙食有了改进。

　　三进松村。

　　那是个冬天的上午，我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看看学校。

　　一个破厕所吸引了我。进去看看，男生与女生厕所的墙只有半人高，幸好孩子们不大，如果都是成人，就没办法遮掩了。

　　再往茅坑里看，粪便从下向上竖了好高，快要与地面平了。

　　因为我来过一次，学校领导认出了我，他们也追到厕所来。我们就在厕所讲厕所的问题，校长不断点头称是：“吕书记批评得对，我们马上就办。”教师们都在背后偷着笑。

　　四进松村。

　　还是学校，看厕所是否清除了粪便。

　　那时，快过年了，我从武乡慰问结束后，与班子成员分手，专门来到松村学校。

　　学校放了寒假，学生都不在学校。我叫开大门后，直奔厕所。只见茅坑里的粪便又垒起好高，又坚又硬地露出地面。

　　当时，我特别费解：这么高的粪便，学生怎么还能上厕所？

　　我离开学校，找到乡政府，只有一位干部在值班。进门后，我二话不说，让他找工具。我说去学校。他跟着我就到了乡中学。

　　进了校门，我一直往厕所方向走。他见我要到茅坑里掏粪，这下急了，说：“茅粪我们弄，保证一两天完成任务。”

　　我批评了乡干部，说：“再相信你们一次。”我走出来，跟他们一起到乡政府吃午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就掏粪问题，《长治日报》还发了一条新闻，倡议全市茅厕都要清理干净，让群众过个清洁愉快的年。按照我的要求，各级干部都去义务劳动——清理厕所。从此，长治市区、农村的厕所比从前清洁了许多。

　
沁县冻夜　

　　2000年的10月29日，坐车走了好一阵子，我来到一个叫“庄立”的山村，在没有院墙，坐在屋里就能领略到大山威严的一户人家住下。

　　与主人张和平拉家常的工夫，女主人端上饭来：一碗稀米汤，一盘厚厚的饼子，当地　
人管这饼子叫“锅盔”。司机见没有菜，从车上拿了些我从太原带回长治吃的咸菜。吃咸菜，啃锅盔，喝米汤，我是一个十几年的糖尿病患者，主食限量，吃饭主要靠吃菜充饥，百姓生活又一次难为住了我。

　　于是我向房东要了一壶开水，往稀米汤里加水，半小碗米汤配半暖瓶开水，以求能填饱肚子，耐住饥饿。

　　晚上在张家住下。沁县是长治市惟一不产煤的县，老乡做饭靠柴火，根本不要奢望暖屋热炕。我想，要知道群众有多苦，必须自己多吃苦。市里来的一位同志，看过我休息的房间后，再三叮嘱，晚上睡觉多盖点衣被。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冬天已经早早来临。

　　过去冬天下乡，我睡觉一般不脱毛衣毛裤。这天晚上，我索性脱光衣服上床睡觉。那个冷哟，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世界。我把床上多余的被子全部压在身上，只感觉到身上沉重，却体味不到一丝的暖意，伸手摸摸被子，里面的棉花已经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旧絮。

　　屋冷、床冷、被冷，这一夜只觉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连打了几个寒颤后，身体开始发抖，这预示着我可能要感冒了。

　　明亮的月光透过一扇窗户洒进屋内，狭小的玻璃上落下了一层薄薄的轻霜。我触景生情，想起了两句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学前，我一直和家里人住在落阵营的土炕上，寒夜也脱光衣服睡觉，不脱光衣服反倒睡不着。现在怎么就受不了这份冷了？是我官大了，身体娇惯了？还是脱离群众的时间太久了？五点钟，我下决心起床，去外面走一走，想借运动发热，或许能抵御感冒的侵袭。

　　一个人在山村里散步。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汽车在我身边停下，车上下来的是沁县县长俞长生。见我裹着棉大衣，说话的声音沙哑，又连打几个喷嚏，他对我说：“吕书记，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你五点钟起床，想睡到七八点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我说：“干部就是要靠带，靠带头、带领、带动。市委书记每天睡到七点，其他干部就敢睡到八九点？”长生同志哽咽着说：“你这样拼命干，还有人向省委反映，你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昨天夜里又有人在市区散发诬蔑你的传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你看，这是有人寄给我骂你的诽谤信。”我委屈得眼眶湿润，想当个好官咋就比当个坏官还难呢？！我同群众在一起究竟错在哪里？怎么就得不到他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呢？我感觉到了一种正义的孤独。我不是可怜自己没有好结果，而是可怜我们的人民没有结好果；不是可怜自己受风寒，而是可怜农民不温暖；更可怜那些想为人民做事情，又怕官僚主义者压力大的官员。

　　这天下午，市里召开老干部形势通报会，我把那封以老干部名义告状的信读给大家听，还讲了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讲了民心和官心的关系，讲了举报和诬告的区别。会议结束时，我请老干部们对我进行公开测评，并将结果公布在《长治日报》上。既然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无大错，我就要坚持继续走自己的路。晚上我又在当天的《长治日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各级干部都要带。带不动也要带，哪怕拉车的绳子勒到肉里，也要拼命地往前带。

　　那个冷夜的寒气，使我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嗓子沙哑，讲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