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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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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呢?
前两年,长治煤矿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安全生产抓得比较好。2002年,全国多起矿难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几起事件在社会上留下了恶劣影响,就是因为地方领导隐匿事实,阻挠记者采访所致。在此期间,长治也发生过一起矿难:这年4月19日晚,沁源县一乡镇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件,造成12人死亡。
这一起安全事故放在哪里,都会让主要领导难堪。但我和张兵生市长、马和平副市长坚持不仅要见报,而且要让全市人民对这起事件发表看法,毫不留情地层层追究责任。以下是《长治日报》4月21日头版上的一条消息:
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本报讯记者李玮伶报道:4月19日23时30分许,我市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当时井下作业人员24人。事故发生后,12人安全撤出。20日上午8时30分,已查明共有11人遇难,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有关单位正继续寻找。
凌晨3点,市委常委、秘书长郭正义对事故提出处理意见。副市长马和平连夜赶赴现场,会同沁源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事故情况并开始部署抢险。
省长刘振华,省委常委、秘书长申联彬,副省长王显政对事故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积极组织抢救,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力措施,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市委书记吕日周对事故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处理事故的同时,严追责任不手软。并指出,干部不负责任,什么问题都能发生。要从血的教训中唤起全民的安全意识,唤醒干部的责任意识。
20日上午,副市长秦来英率市医院抢救组赶赴现场,了解事故抢险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到医院看望了伤员。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矿办公室墙上挂着图示,标明井下事故发生巷道,旁边是事故处理指挥组、现场抢救组、后勤支援组人员名单;市县两级领导正在指挥搜救。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按照部署开展各自的工作;县矿山中队整装待命,事故抢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下午5点30分,省长助理李振喜、省煤矿安监局局长巩安库、省煤炭局总工程师李成先赶赴现场,对抢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事故善后和原因调查及今后整改提出指导意见。
据了解,七一煤矿是沁源二轻系统所属集体企业。70年代建矿,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矿长张清贤说,该矿去年12月通过整顿验收。由于放松警惕、疏于管理、矿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作业,终至酿成惨祸。
导致此次特大爆炸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追究这起事故的责任,市县提出的建议比上级提出的处罚更严厉,不仅有关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市委还撤了分管副县长的职,县长调到别的地方降职安排工作。
两年间,长治新闻媒体批评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在新闻媒体监督之下,全市先后有160余名干部丢掉了官职。
五大监督体系的萌动
2001年12月初,我和市委副书记夏振贵、卢晓中,秘书长郭正义,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研究,提出建立“五大监督”构想: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
2002年1月21日,《中共长治市委建立“五大监督”的实施意见(试行)》在长治市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在讨论这一意见的初稿时,我说:“新闻媒体监督的对象包括:上至四套班子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大至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的工作,小至各家各户的各种行为,只要法律许可,都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办法有:所有的新闻单位都要划分责任区,建立责任制;舆论监督要采取通报、排队、曝光、追踪报道等形式;各新闻单位都要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各媒体每月刊播批评报道不得少于20件;对全市的各项工作采取明查暗访;采取‘一事一报、一报一追、一追一果’的办法,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凡被新闻媒体批评的人和事,有关部门都要实行联动,严肃处理;新闻单位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应该说,长治的舆论监督在“五大监督”制度的保证下,出现了新的起色。《长治日报》、《上党晚报》成了长治人心目中的《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成了长治人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广为议论的话题。过去,老百姓对新闻漠不关心,现在,长治人看电视、看报纸的热情空前高涨。过去,登了批评报道,大家不习惯。现在,没了批评报道,大家反而不习惯了。
长治的舆论监督工作引起全国新闻媒体的关注,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2002年7月20日,中纪委两位同志专程到长治了解舆论监督情况,对此项工作给以充分肯定。刘振华省长在全省的大会上肯定了长治的舆论监督。
新闻要有“棱角”
我一直对新闻舆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我先后在村、乡、县、市从事党政领导工作12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方面通过传媒及时了解和掌握方针、政策,捕捉各种信息作为资政参考,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传媒去
指导工作,推进工作。新闻舆论是一种最有效、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其中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舆论监督。我在原平的新闻媒体办过《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专栏,在朔州办过《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专栏,到了省体改委还办了《让全委干部都知道》的监督黑板,都起到了支点前移的杠杆作用。对干部的监督,把权力标准转化为道德标准,把一双眼睛或几十双眼睛演变成为上千双眼睛,有力地推动了工作。
舆论监督是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三代领导核心都对此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党报要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研究,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
上述论断,表明了我们党勇于正视自己,敢于面对批评的胸襟。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一些干部头脑里,总觉得在媒体上曝了光就脸上无光,有人甚至认为一旦曝光,就会产生负作用,给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完全没必要的。
1989年,我在朔州工作期间,曾做了一个尝试。我们提出了“治市五策”,即改革治市、廉政治市、民主治市、文明治市、从严治市。为保证“五策”的贯彻,我提倡用监督的办法推进工作。在我的提议下,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办了《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专栏,对各单位、各部门排队亮相,揭露各种问题。这一栏目开办后,令朔州人民耳目一新,使全市工作出现了新的起色。
到长治后,我第一次看到《长治日报》,对它的印象是四平八稳,缺乏生气,没有一点“棱角”,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真正属于舆论监督的东西可以说就没有。这期间,我留意了长治电视台和电台的播出内容,除了大量文娱类节目外,其他的新闻和专题基本上是《长治日报》的翻版,根本没有舆论监督的影子。
对长治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后,我决定对长治的新闻媒体动一次“大手术”。
在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阐明了一个重要观点:长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到处都有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干群关系问题。我们要敢于承认落后,勇于亮家丑。家丑只有亮出来,才能增强我们改变它的勇气和决心。如果家丑不亮出来,长期包着、捂着、盖着,谁提出批评就和谁过不去,这不是有所作为的态度,更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我还指出,制约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而作风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监督不力,没有监督机制。只有调动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才能使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切实转变干部作风,才能使经济发展步入健康、快速的良性轨道,才能更好地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践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阳光政务
干部要接受群众监督
2000年4月1日,我找来督查室主任,要求他把干部下基层情况统计一下。因为市里刚开过经济工作会议,这个会提出长治七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战略目标,要求干部就这个目标到基层调查研究,制订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思路和办法。
两天过后,督查室拿来市直34名正处级“一把手”下基层统计情况,情况还算实在,干部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情,实事求是,一目了然。我看过后仍觉得差距很大,多数同志还是老样子、老调子、老步子、老速度。根治“涛声依旧”的老毛病,必须施以猛药方能奏效。
我在每个人统计情况的后面加了一两句话,大部分是批评的语言。我的批语连同统计情况一并在《长治日报》上发表。
比如:市经委主任“看不到深入困难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市交通局长“一般化”;市农办主任“下基层少”;市林业局长“一般化”;市土地局长“深入基层少”;市财政局长“到县区少”;市公安局长“深入基层要解决实际问题,有影响的重大案件侦破率太低”;市中级法院院长“深入基层太少”;市劳动局长“转变作风为什么无动于衷”;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太一般化了,没法交待”,等等。
在编者按语中,我还写了这样几句话:“希望各位领导同志都要带着问题,很好地想一想。长治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干了些什么,如果这种作风不转变,不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干部能过人民这一关吗?能经得起人民的考验吗?大家要从思想上查一查原因,挖一挖根子,尽快转变作风,要经得起群众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选择。”
第一次动刀见血,长治的干部就坐不住了。
我骑自行车下乡,每走到任何一地,都能听到群众对干部不公开的意见。村务、政务、财务,这些事关群众的事,干部不公开,群众就意见多。从基层党建入手,市纪委做出决定:“四级干部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有什么不能公开呢?我曾经想,对非保密问题的研究,市委常委会也可以让群众来旁听。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似乎很保密,但会议还未散,会上的内容已在社会上传开了。
2000年9月,我第一次把市委常委拉到西沟去开会,让大家带着问题,面对实际讨论,增加干部对基层、对群众的认识。会议开得很成功。以后,每年春节过后,我都把四套班子领导请到西沟村召开中心组理论学习会,去一次大家就加深一次对“三个代表”的理解,加深一次对群众的感情。
政务公开必须从市一级做起,常委会可以开到农村,比常委会更重要的书记办公会,我们也把会议纪要全文公开出去,让全市人民了解最高决策层的运作过程。下面是一份公布于《长治日报》的书记办公会纪要的摘录: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抓好落实。第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落实的重担挑起来,书记带常委,常委带四套班子,四套班子带市直机关和各县市区机关,机关带基层17。9万共产党员,全民总动员,层层抓落实。第二,抓落实必须带出硬作风。现在从机关到基层各级干部的作风还远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我们必须早起迟睡、废寝忘食、食不甘味地来指挥这场商战——第二次上党战役;各级领导同志要以指挥战斗的姿态,刻不容缓地进入指挥部,深入前沿阵地。第三,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不能照猫画猫和照猫画鼠,更不能用市里的思路代替各县市区和各系统、各部门的思路,各家都要拿出真正是自己的思路。第四,举行新闻发布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定期向全市发布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主要工作进展、大要案件查处等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让人民群众知道我们想干什么、在干什么,干成了什么、哪些没有干成,让人民群众监督,让新闻舆论监督,让全社会监督。
2000年12月28日,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各位常委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市委要求全市干部都要勇于开展批评。我说:打枪会有后坐力,加压会有反弹力,不敢进行批评就怕反抗力,完全是私心杂念的表现。我通知报社再次发表,尤其要把我近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告之全市人民。下面是摘自《长治日报》上的一段我在生活会上自我批评的内容: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深深感到自己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对此我在这里作深刻的反思和严肃的自我批评。
关于急躁问题。省委领导对长治市的厚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这种落后的不能再落后的状况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声音在我耳边经常响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作为班长,自然要身体力行。“笨鸟先飞”的做法,受到了多数班子成员,多数县处级干部的支持,我愿意带动他们,他们乐意跟从我,长治市很快形成了一种数万新老干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急而又急、快而又快的大好局面。关于批评问题。紧迫感在造成急躁的同时,也造成了过多过重的一系列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可惜的是,这几年,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不少人那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被表扬与自我表扬,吹捧与自我吹捧所取代。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一团和气。我痛恨上述庸俗作风,想在长治很快扭转这种风气。所以,常常运用那种疾风暴雨、疾言厉色的批评,以图达到下猛药、治沉疴,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目的。
10个月中,我以批示和口头形式,批评过100多个单位或个人,对有的单位和个人,甚至连续批评多次。有时批评得很不客气,很不讲方式,甚至苛刻无情。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少时候,挫伤了同志们的感情,使大家心理上增添了压力和疼痛。在这里,我首先向同志们道歉,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
其次,我此时更想表达的,是对同志们的感谢之情。多数同志默默承受了批评,深刻反省自身的工作,努力奋勇争先,工作出现重大转机。
比如,对沁县批评得很多也很严厉,沁县县委、县政府领导虚心接受批评,制定整改措施,在发展园场经济方面迈出较大步伐,积极完成了今年的财政收入任务;对乡镇局和统计局提出严肃批评后,他们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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