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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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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轰动全国的小说《新星》中改革者“李向南”的原型之一。在沉寂10年后出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一系列挑战官场“潜规则”的举措引起极大争议。搜狐2002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本书是第一个在职高级干部出版回忆录，并在书中直言不讳自己的政治历程及政绩、心声的传记体自述。吕日周从出生到出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前的人生经历、政治经历，比他后来已广为人知的故事更为扣人心弦、更为引人入胜。从该书前半部分我们看到，吕日周之所以成为吕日周，原来是那么地曲折离奇、包含了那么多精心动魄的较量、那么多心酸和无奈、争斗和妥协……
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长治掀起的“变法”，不仅强有力冲击着长治人的生活和思想，改变着当地的政治生态，而且通过传媒的力量，被塑造成又一个“焦裕禄”、“孔繁森”，其事迹深深感动着中国的媒界。许多媒体不惜笔墨加以报道，使其影响力达到了大江南北。自上任伊始，吕日周就大搞勤政亲民，整顿吏治，使政风为之一变，并因此而赢得了“廉政亲民”、“鞠躬尽瘁”的官声政声。泱泱大国，若领导干部都是“吕日周”，自然是老百姓之福。但事实是，吕日周式的干部，在当今的中国毕竟是少之又少，一个吕日周对整个中国的现实有多大补益仍是疑问……
看看以下媒体标题：“山西长治到底发生了什么？记市委书记吕日周（《中国青年报》）”、“一周话题：吕日周面临的危险（《法治日报》）”、〃《南方周末》：揭开吕日周“为官生涯”的真相”、“吕日周，我拜您了！（金羊网…羊城晚报）”、“勇气过人 充满争议记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张居正与吕日周，以及海瑞与李昌平”（《经济观察报》）、“三问吕日周”、“潘多拉：“敏感人物”吕日周的命运”（搜狐视线）”。。。。。。
了解吕日周身平背景：吕日周，男，汉族，1945年1月生，山西大同人，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69年7月参加工作，1969年山西大学毕业；1983年任中共原平县县委书记；1989年任中共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0年后，先后任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2002年2月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到任长治后，吕日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引出了许多争议。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国内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吕日周“为官”的经历。长治故事之后：2003年1月底中共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山西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序言
…代序
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作者：李君如
中共山西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写了一本书，出版社的同志让我写一个序。书我没有能详细阅读，但吕日周同志我是比较熟悉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进行过一次对话。
在那次对话中，吕日周同志在肯定当前我们党的干部整体和主流是好的同时，也指出
还存在着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对待吃苦和享受的问题上，有些人是愿意享受，而不愿意吃苦；在吃亏和沾光的问题上，有些人是想沾光，而不能吃亏；在敢不敢同不良风气作斗争的问题上，有些人是一团和气，而不是旗帜鲜明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说，这三大问题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是存在的，也是广大党员和群众所不满的。
这些问题尽管早已有之，长期存在，但毕竟现在更显突出。究其原因，即在于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也就是说，党情变了，党的地位和所处的历史条件改变了，党的干部如何拒腐防变的问题突出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势必削弱和瓦解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广大干部的思想上确立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位，在广大干部的行动上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他们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为此，就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各项体制。但在体制完善与规范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吕日周同志之所以能在山西长治市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并进而在更大范围的新闻媒体上为大家津津乐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那种勇于改革、甘于吃苦、甘于吃亏、敢于斗争的品格。
当然，写了这篇序，并不是说我就完全了解吕日周同志在本书中所写的一切和吕日周同志在这一段时间来所做的一切。但是，吕日周同志该说的全说了，该做的也全做了。所以，如何评价吕日周同志，这不是我这篇序所能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日益多样化、日益开放的社会，吕日周同志和他所做的一切能存在并能长期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我愿意为此书作序，并希望一起来思考和破解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2002年12月22日夜于北京昆玉河畔
我看吕日周
作者：卢跃刚
“新星”吕日周重新出山，在太行山区刮起了一场风暴，也在新闻媒体刮起了一场风暴。这场围绕着一个人物的报道风暴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令，而是新闻媒体自己的主动选择，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卷进的新闻媒体之多，恐怕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新闻媒体会如此持久地倾注热情关注长治，关注吕日周？可能首先要问的是：我为什么要去长治采访吕日周？我眼里的吕日周是何许人？
媒体看重吕日周，对“吕日周新政”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恐怕第一条是他公开在长治倡导超大力度新闻舆论监督。他在长治执政三年，光是给《长治日报》的批示就有300多次；还闻过则喜，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全国通电三次，欢迎山西省外的新闻媒体对长治进行舆论监督。如此开明和自信的地方官，在中国官场是极其罕见的。
第二个“极其罕见”是“反浮夸”。我们知道，“官生数字，数字生官”，中国官场向来作假成风，各级官员数字造假竞赛，花样百出，花样翻新，到了大张旗鼓肆无忌惮的地步，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而且我做得，你说不得；下面人说了，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活不好；媒体说了，一些人结成统一战线，打上门去，不依不饶。湖北丹江口市数字浮夸、典型造假就是一例。吕日周则相反，2000年刚上任不久，就抓住市乡镇企业局和襄垣县的浮夸辫子不放，在长治市掀起“反浮夸运动”。
第三个“极其罕见”是士大夫式的民本思想。吕日周出身农民，与一些农民出身的“于连”（由于贫穷怕了，被歧视怕了，一旦获得权力便疯狂便贪婪，视父老乡亲为愚氓草芥，不择手段攫取更大的权力，不择手段榨取更多的财富）不同，他深知民间疾苦，同时反复跟我讲他“多年受党的教育和熏陶，对党很有感情”，对当下愈演愈烈的执政党内的腐败风气深深忧虑。他家会客室里挂着滕文生书写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表达他的执政心迹。
2000年初，党组织派吕日周前往长治。他敢于在短短的时间里放手大干，发动“舆论监督风暴”、“反浮夸风暴”、“勤政风暴”，毫无顾忌地整治官场作风，据我的观察，撇开他雷厉风行的个人风格不谈，第一，他握有“第一把手”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他已经55岁，只有三年时间让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三，他跟地方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第四，他严格自律，长期养成了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第五，对山西省情了如指掌。
乍看起来，他的政治行为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质，做事情很生猛，不留情面，不按官场规则行事，其实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他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他大胆进行机构改革，用公开民主的办法，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调整政治结构，改变政治生态，由一个人的战争变成一群人的战争。他不总是强硬，遇到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也会权衡利弊，也会选择妥协。有人给他送钱送物，他不会当面给别人难堪，或具名交到纪委，而是精心挑选第三者还给当事人，极其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志。
有人说，吕日周是“官迷”。
有人说，吕日周在“作秀”。
吕日周在官场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比如“官迷”。吕日周的官运一直不佳。当了六年原平县委书记，好不容易提拔为朔州市市长，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到一年就免了，调到省体改委任正厅级副主任，半年后任主任，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他没闲着，一直在努力工作，同时大量著书立说。据我观察，他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对于他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官迷”问题，只不过胸怀经邦济世大志却屡屡受挫罢了。
我的问题是，谁进入了官场不想进步？谁不是“官迷”？“官迷”是个贬义词。我想，问题
不在于是不是“官迷”，而是为什么要当官，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手段当官，怎么当官。他知道官场隐忍和韬讳的重要，但是他时间不够，而且他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隐忍和韬讳”不是他的风格。
关于“作秀”，不仅山西有这样的看法，京城一些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搞“广场对话”，“变上访为下访”，每年下访农村农家、工厂企业一二百天，甚至为了绕开“接待”骑自行车下访，凌晨六点讲党课，等等，三年坚持不懈，撵得长治官场鸡飞狗跳，纷纷效仿。据我了解，其实这是他任原平县委书记以来一贯的做法。这些如果算是“作秀”的话，时间也太长了，成本也太高了。起码跟我们经验里的“作秀”不一样。比如，他完全可以像一些人那样，逢年过节带着点钱和电视台记者给贫困农民和下岗职工“送去党的温暖”。
对新闻媒体开放也是他“作秀”的证据。我去长治考察，特别关注了“舆论监督”问题。这也是新闻媒体第一关心的问题，“公开”是社会公正的前提，是执政党改善执政方式、建立合法性的前提，当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不过我注意到，新闻媒体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不少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心中憋了口气，借钟馗打鬼。我换了一个角度认识。
我认为，吕日周对新闻媒体开放长治一举两得，对内可以改善政治生态，勤政廉政，简洁明快地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对外可以建立长治开明、进取的政治形象，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吸引投资。这种做法比那种花大把的钱请记者和名人办活动，写吹捧文章，树立城市形象要高明得多；比有些地方一有批评就恼羞成怒，围追堵截记者，甚至把记者投进监狱好了不啻几千万倍。
吕日周也有不足之处，一些报道也谈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吕日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及目前刚性的制度约束下能建立一个制度理想国出来，他不过是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第一把手”，利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三年进行最后的拼搏，虽然也不是没有失误，经常“有失分寸”。我的结论是：吕日周能够在山西勉强生存真是奇迹；长治老百姓摊上个吕日周真是运气。
最近听说吕日周要被“提拔”了，我不禁轻轻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能像吕日周这样全身而退者几稀？
吕日周的价值是什么？
作者：徐冰
匆匆翻完了《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一书，心中有些须不平静。对于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言与行，此前也有所闻，按照常理，重读这些已有所耳闻的言与事，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波动，但我还是忍不住波动了。
这是为何？
平心而论，《长治，长治》一书所包含的东西，并不新鲜，但是，平实的文字中却蕴涵着一股悲愤的力量，不时的拍案而起也无时无刻让人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
厚厚的一本书，３０多万字，也许我应该从中更多地悟到点什么。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力不能及。我所从中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
可假如退一步讲，有感动、有震动，不也就足够了吗？作为一本书，其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
我们无法对一本书要求更高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对吕日周一样。
近一个时期以来，媒体对吕日周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使如我这样的平头百姓知道了吕日周这个名字，也使吕日周的所做所为，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在一篇旧作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些百姓来说，吕日周让我们看到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经济改革实验，也不在于什么政务改革，实际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而我们老百姓之所以记住他吕日周这么个人，也实在是因为他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上述看法。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吕日周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来了。比如，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是以“人治”搞监督；比如，说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等做法是“做秀”，是新的“形式主义”。
对于这些看法，我也认为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我要说的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吕日周不这么干，你又能要求他怎么干？舆论监督，如果吕日周不批示，长治的报纸敢点名批评副市长？如果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是“做秀”，那么，他坐小轿车下乡又是什么？
不错，吕日周的高“见报率”，的确使他暴得大名。可以想象，对于许多做官者来说，受到媒体如此追捧，那是多么“难得”的大“馅饼”呀。可是，如此令人眼红的大“馅饼”，为何偏偏砸在了他吕日周的头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吕日周的这本书中。在《长治，长治》中，俯拾皆是的是吕日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就一本书来讲，遍地是这样的内容难免给人重复的感觉。而对那些“不服气”的人来说，在“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写这些，也难免授人以“做秀”的把柄。可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狭隘”的“常人”思维，难道我们不承认，这些，就应该是一个市委书记做的、就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吗？
一个“人物”，总是有他的“局限”的。吕日周也当然有他的局限，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很多人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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