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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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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评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佰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还有比北朝鲜富裕上百倍的南韩，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北朝鲜友好得多。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国虽然在历史上给中国制造了深重的创伤，但今天的富国比先前明显地进步了，不再扮演历史上赤裸裸的强盗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其广大的殖民地都没有通过战争方式赢得了独立，连被誉为“英王皇冠上一个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主动放弃了对她的殖民统治。对于已经进步了的富国，中国人就不应该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不要拒绝和他们作朋友，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和富国作朋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恶噩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憎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 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的海空军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海空军可攻击全球的任何一个目标，其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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