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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间谍组织大写真:谍海泛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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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本值呐癈IA的机制改革，后来的情报沟通和合作对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的军事行动获得外交支持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国际情报合作已经急剧扩大，并已成为美国牵头的“反恐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恐怖战争之初，美国便加强了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交流活动。后来，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新伙伴也加入情报联合行动之中。经过美国等国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373号决议，首次支持反恐怖情报工作，尽管它采取的措词只是“信息交流”。
美国和盟国情报部门共同创建了代码为“千瓦”的反恐怖主义斗争情报网络。该网络拥有十分先进的用于窃听和搜集情报的卫星，其中一些就是为配合反恐行动最新部署的。由于在技术情报方面领先，美国继续在多国情报支持工作中居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国家也能提供独特的人工情报源，例如电话窃听以及本国移民和其他记录等，因此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外国的情报。2002年3月28日，美国和巴基斯坦联合抓捕的阿布？祖贝戴，是本？拉登领导的奥萨马组织中的高级策划官，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溃散后，即担当起逃后的重组任务，并计划向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第二次恐怖袭击。美巴特工在其藏匿处搜查到的重要文件、计算机及名单等资料至关重要。美国将这位巴勒斯坦籍恐怖组织头目送往秘密地点进行审讯，同时将相关资料与电话转交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实现情报共享。
美国在情报机构改组工程中，强调人力情报和电子情报相结合、提高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的呼声很高。电子情报快捷、准确，而人力情报具有内幕性、超前性，各有优势，只有优势互补，相互印证，才能为国家指挥当局提供量多质优的情报。为此，美国各情报部门十分重视不同来源的情报进行相互印证，并向不同的情报用户提供不同的情报。例如美军新建成的内部互联网——“美军情报在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内部互联网，分不同层次传递信息，大大提高了情报的传递速度，也提高了各类情报的利用率。
加强“第三梯队”
在CIA等情报侦察部门地位开始下降时，一些很有能力的工作人员的收入不如高科技和金融系统的人员，加之内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使得一些人献身国家精神不如过去，形成了追逐名利的风气，许多优秀人才纷纷外流到高收入行业。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地图几经变化，官方语言越来越多，情报部门更需要大量的小语种人才。比如前苏联是以俄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现在原苏联地区已分裂成为一个由15种官方语言组成的语言拼图。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却漠视了这一变化，不仅没有扩大自己的语言人才储备，反而认为堂堂大国只需要一种语言人才。前几年，小语种人才纷纷移民美国，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却以这些人英语差为借口，拒绝雇佣他们。直到“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情报界的负责人才意识到精通阿拉伯语、阿富汗语、波斯语以及中亚地区方言人才短缺的后果。在技术侦察领域中，由于外语人才及情报分析人才不足，FBI大量的情报素材沉睡在档案库中，无法从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情报资源。“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军队中没有一名军官或士兵能说塔利班的主要语言普什图语，特种部队要在阿富汗境内与塔利班斗争谈何容易。
面对这一现实，在此次的情报机构改革中，CIA加强了后备人才的储备。鉴于全美各大学在校的阿拉伯语学生为数太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情报部门成立外语培训中心，加快外语人才的培训，对在职的优秀外语人才实行额外奖励。设在蒙特雷半岛的国防外语中心加快了对2700名外语学生的突击培训，其中的409名阿拉伯学生和120名波斯语学生，军方要求他们速成毕业，加入到反恐战争的第一线中去。
与此同时，CIA不断到各著名大学招募具有国际背景的人才，尤其要招募那些对中东、中非地区有研究，并精通当地语言的人。CIA的招聘广告已进入了一些大学的就业数据库。而且对许多美国学生来说，“9。11”事件也唤起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使他们认为为CIA工作更有吸引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位25岁的学生说：“现在一些同胞死于无辜，你应该去为国分忧。如果你能研究一些东西并送到总统手中，帮助他作出关键的决策，那将是非常开心的事。”在CIA局长特尼特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招聘第一天就有50多位学生前往报名。在霍普金斯学院国际事务高级研究所的招聘会上，CIA的招聘吸引了80名学生，是2001年的两倍。
CIA所招聘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间谍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间谍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美国情报部门要求受雇者忠诚于国家，但必须具有真知灼见，敢讲真话。从政治上说，CIA并不要求受雇者一定要同意美国的政策，甚至包括宪法。情报分析人员有对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说不的自由。情报分析人员不会因为撰写了对美国政策进行挑剔的文章而影响前程，因为CIA希望你对政策制定者说真话、讲真理。
曾经是“国家的栋梁”：克格勃
苏俄间谍组织概况
在间谍世界的隐蔽战线上，相对于活跃在谍海的超级恐龙美国的间谍组织，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都可以与其一较短长。
英国情报专家威廉·维·肯尼迪在《现代情报战的内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才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方的严峻对峙，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角逐，都是以各自的间谍组织组织和策划的间谍情报活动拉开序幕、并充当重要角色的。与其他国家的间谍组织有很大不同的是，苏联的间谍组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风光一时，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誉为“国家的栋梁”。
苏联有两个主要的间谍情报系统，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krB），简称“克格勃”；另一个是军事情报部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缩写rpy），简称“格鲁乌”（也有人写作“格别乌”）。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大部分遗产，当然也包括其庞大的间谍组织，但是，由于苏联间谍组织过去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过度参与，使其在人民中的形象太差，间谍机关已经丧失了它曾经拥有的政治资源，甚至还不得不承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带来的打击，以及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力大大下降，再也不能维持庞大的间谍组织，而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与改组，在这个巨大的政治变化中生存的俄罗斯间谍组织就不可能还那么风光了，它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力都已经大大下降，也很难说它还有同美国间谍组织进行同等较量的实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克格勃成立于1954年，是苏联最大的间谍组织。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苦心经营下迅速发展，直至1991年被解散前，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克格勃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把它吐出的蛛丝编织在世界各地；又像一只多爪的章鱼，把它布满吸盘的触须伸向世界各国的重要部门。它掌握着秘密警察，进行特务活动，管辖边防军，向国外派遣间谍，从事搜集情报、招募间谍特务和进行心战、渗透、暗杀与颠覆活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对克格勃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工具。”总之，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它还是一个进行颠覆、幕后操纵恐怖活动的工具，秘密干涉外国内政的工具。它也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
克格勃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与苏联在冷战中的国际地位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更与苏联间谍组织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清楚克格勃，就必须从它的为世界所公认的源头——“契卡”开始。
克格勃的萌芽：“契卡”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面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2/3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层，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
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
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利剑出鞘：一张影响苏俄历史的便笺（1）
1917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的企图与行动；
2、将所有的怠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并制定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时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1918年初到1921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国外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纠集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年3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干涉军，4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在俄罗斯二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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