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间谍组织大写真:谍海泛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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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无形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并非完全是夸张不实之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邻国均比较弱小，不存在直接的外来威胁力量，也就不关心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间谍组织体系，除了专管国内情报的联邦调查局以外，甚至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国外情报工作的间谍机关。当时情报主要来自国务院驻外代表和各驻外使馆的一些陆海空三军武官。但是，各个情报机构的任务重叠，各自为政，搜集的情报七零八落，缺乏整体的协调性和系统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总统认识到情报工作的主要性，于同年12月派著名律师、“美国现代情报之父”威廉·杰·杜诺万到英国、地中海、巴尔干等国家和地区考察情报工作经验。在考察过程中，杜诺万了解并认识到了现代情报工作的发展，并深刻地感受到了情报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尤其实在全面战争的环境建立强大的情报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初步形成了他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系的基本思路。回国后，杜诺万立即相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的建议；同时，有了“珍珠港事件”的血的教训，改革美国情报工作体制，提高情报工作效率，也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内部的共识。杜诺万的建议恰逢其时，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并授命他组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级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协调局，出任首任局长。他把当时美国十几个七零八散、各自为政的情报单位集中到一起，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较为完善的情报机关。这个机关——中央情报协调局就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雏形。
　　中央情报协调局主要从事敌对国家的战略情报研究工作，搜集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中央情报协调局还需配合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方针的实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战事日趋紧张，对情报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罗斯福总统接收杜诺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决定将中央情报协调局于军事情报系统合并，改组为“战略情报局”，主要从事战争时期国外情报分析和敌后战略情报研究、心理作战、准军事行动等特殊活动，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任命杜诺万担任局长。杜诺万接收了任命，但提出了三个条件：只向总统汇报工作；由总统指令政府所有部门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虽然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其经费由总统的秘密经费开支。
　　战略情报局成立之后，队伍迅速扩大。在其顶峰时期，其编制内的和临时的工作人员达到25000人，并陆续在世界各地建立其情报网点。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战略情报局卓有成效的工作进展，战略情报局在军方的地位也明显提高，赢得了军方的尊重和支持，为战略情报局的进一步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辉煌业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杜诺万没有辜负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作为对总统的回报，他以过人的才能、智慧和精力迅速地让战略情报局这一庞大的机构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了。他还大量招纳贤士，选拔了一大批年龄悬殊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为美国间谍情报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批人才中，有4人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们是：杜勒斯，他当时在瑞士指挥对德国的情报网；赫尔姆斯，当时协助杜诺万领导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科尔比，当时他作为杰德堡突击队员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就；凯西，他建立勒潜入德国的谍报小组。还有许多人成为了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骨干力量，占据了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职位，比较著名的有：威斯那、安格尔顿、克莱茵等。此外，杜诺万还重用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如破译密码的专家威廉夫妇等。在杜诺万的领导下，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为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战后维护其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为冷战时期美国间谍组织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争时期组建的情报机构在名义上已经不能继续存在；同时，由于开支庞大和其它部门的反对，战略情报局也很难继续开展活动。杜诺万曾经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过建议，建立一个独立于军方的中央情报处，承担和平时期的美国情报工作任务。但是，天不假年，未等罗斯福总统决策，这位在美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总统就去世了。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既使中央情报局的发展历史平添波折，也使杜诺万失去了继续主导美国情报工作发展的机会，尽管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厅里高悬着他的照片，许多人也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但是，毕竟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和组建没有他的亲自参与，他也未能出任中央情报局的首任局长。
　　1945年9月20日，杜鲁门总统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把他的情报搜集部门并入陆军情报系统，情报分析部门并入国务院研究司。1946年1月22日，为了统一和平时期的情报体系，杜鲁门总统又宣布成立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并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中央情报组为行动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中央情报组的职能不是搜集情报，而主要是鉴定情报，它还负责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它不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也不具有警察、执法、国内治安及国内警察的职能。
　　为了适应美国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947年7月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9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替国家情报委员会，并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名下建立中央情报局来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任命原中央情报组组长希伦柯特为第一任局长。成立之初的中央情报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情报工作提出建议，协调各情报机关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并承担了同国家安全有关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指派的其他职能。后来，中央情报局又获得授权从事国外政治、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的权限就越来越大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为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大搞情报、渗透、颠覆、破坏、和平演变等间谍活动，深得美国统治集团得青睐。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在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态势由攻转守，加之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战争中出现了大量的情报失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恶劣，中央情报局一时间成为美国公众指责得对象，处境甚为不妙，进入了其发展历史上的衰退期：新闻界的揭露和攻击使它在公众面前声名扫地，形象狼狈；来自国会的打击尤为致命，它专门给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规定了许多限制，裁减中央情报局的机构与人员组成，削减中央情报局的财务开支。从此，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大大被减弱，人员大幅度减少，活动大为收敛，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
　　在冷战形势依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到卡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重振中央情报局的措施：将800多名被解职的特工人员重新聘用；恢复了“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又恢复了活力。里根上台后，更是倚重中央情报局。他下令取消了卡特政府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限制，并在活动经费上大力支持中央情报局。1983年，中央情报局预算接近20亿美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比1982年增长25％，增长率比国防预算的增长率高两倍多。在里根执政期间，直接动用中央情报局从事对外斗争的活动达60次之多。如入侵格林纳达，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支持毛里求斯左派政府的反对派，袭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里根还第一次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享有反间谍的侦察权，从而使中央情报局再度成为白宫决策者的宠儿。
　　引起美国舆论的“伊朗门”事件使一度恢复活力的中央情报局再次遭到国会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再度面临冲击，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每天受到几十封要求凯西辞职的来信。在一片谴责声中，凯西不得不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美国国内反中央情报局的愤激情绪才稍得平息。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面临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的局面，过去的老对手克格勃也已经在1991年底撤销，因此，它也不得不对自己的结构进行改革，将自己的工作重点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其调整主要表现在：
　　第一，改变任务：此前，中央情报局是为美国与苏联在全球争霸的战略需要服务的，对苏联、东欧的情报工作居于其整个工作的主体和重点，中央情报局长期以巨大人力、物力用于对这些国家进行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1993年、新上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对中央情报局在“后冷战”时代的任务进行了说明，明确提出了冷战后中央情报局的三大使命：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核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重要的国家是朝鲜伊朗；二是密切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三是努力协助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上进行公平交易，但不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第二，机构和职能调整：中央情报局将一些职责交叉的部门进行合并或是直接撤销，在小范围内加强“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同时，在情报分析和研究上加大投入，使得情报在“量”上有所减少，但在“质”上有了长足的提高；将原来主要的情报搜集部门仅做适当的规模调节，保持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大国地位；将原来用于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人力和物力转向控制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加强对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加强中央情报局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
　　经过调整，中央情报局本身及其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出现了变化。首先表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情报工作的地位下降了。1994年埃姆斯间谍案的破获和1993年未能预测初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在议会上的大胜，使中央情报局遭受多方面的批评和责难。中央情报局以前趾高气扬的气焰大为收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大为降低。克林顿总统一般很少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联系，对该局的工作和报告明显不感兴趣；其次使中央情报局的规模缩小：首先是机构裁减，有三分之一的情报间谍人员失业；紧接着的是经费大幅削减，使它的活动范围也不得不大大缩小。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民众对美国间谍情报组织的责难达到顶峰，中央情报局首当其冲，得到的非议最多。中央情报局一方面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情报工作的忽视及其对中央情报局开展活动的限制为自身辩护，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获得经费支持和行动便利，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下东山再起。但是，小布什总统建立国土安全部的计划不仅使其恢复往日地位的美梦成空，而且还可能使其规模进一步缩小，地位进一步降低。
　　也许，中央情报局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并随着冷战的深入而发展壮大，冷战结束了，中央情报局的存在理由也就不是很充分了，真的该到了由新的间谍组织来取代它的时候了。或者，国土安全部成立之日，就是中央情报局寿终正寝之时？当然，这种猜测或许有些离谱，但是，中央情报局风光难再却是确定无疑的，美国的间谍组织再新形势下也必定由新的变化和发展。

　　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1）

　　威廉？杰？杜诺万
　　威廉？杰？杜诺万建立了美国的现代情报体系，直接促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诞生，并对中央情报局的发展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他不是一个政客、一个行政官、一个官僚或一个耍政治手腕的能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战争有预见的观察家、一个预言家、一个想方设法要把思想变成现实的人；他是美国现代情报事业发展的奠基者，也是罗斯福总统手中最有价值的王牌间谍。他的亲密朋友和同事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祖父是爱尔兰人，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早年移居美国。他在纽约是共和党的一名忠实党员，而且是坚定的亲英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很严格，十分注意个人的生活作风和身心健康。他容易发胖，喜欢吃大排骨。我在大战期间听说他是个酒徒，但我认为他从不碰杯中酒，至少在我与他多年相处的时期如此。他既不喝开胃酒、啤酒，也不喝烈性酒。他像许多人一样，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哪怕远离故土。他的社会意识极强。这倒不是说他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而是说他喜欢接触门路多、有钱有影响的人。他本人就向往成为这样的人，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他有爬到财富和权力顶峰的野心。他对成功之路有着浪漫式的幻想，对上层阶级的魅力没有足够的预防。他也是一个倔强的人，甘愿为自己的所得付出代价。”
　　杜诺万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纽约义勇骑兵团的战友、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同学。两人不仅有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在性格、政见上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生性乐观，坚信美国无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都受西奥多？罗斯福所拥护和描绘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影响，都是亲英派；两人都精力旺盛、崇尚自由，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成年后，两人经常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政界相遇，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杜诺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爱尔兰裔美国人“善战的六十九团”的上校团长，并因勇敢、果断和大胆无忌而声名鹊起。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又是一个能广交朋友，并让下属忠心耿耿的人。由于他热衷于旅行和做生意，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基于他的性格、声望、经验和关系，他也成为了别人着力结交的对象，如英国保安协调处就极力同他联络，其处长威廉？斯蒂文森还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四人关系。这一切为杜诺万进入情报界，开创美国情报事业新纪元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杜诺万已经具备了把现代情报事业引入美国的所有条件：他对反间谍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对轴心国有仇恨心理，他对英国抱有同情心，他有足够的接近高层人物的关系，他也愿意到正处于战争中的英国去考察。在罗斯福总统的授意下，杜诺万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到欧洲、北非、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对情报间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他对现代情报事业的深刻认识以及整合美国情报系统、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制的基本思路。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杜诺万直接插手美国情报系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