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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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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大约开始于1881年春天。莎乐美在母亲的陪同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疗养院（如冷水疗养院），但都没有成功。1882年1月，母亲带她去了南方。
⑤ 莎乐美后来把这首《临终请求》放入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为上帝而战》。这部小说于1885年由威廉·弗里德里希（Wilhelm Friedrich）在莱比锡（Leipzig）和柏林同时出版。这首诗被修改成好像是父亲对儿子说话的口吻。
⑥ 莎乐美把《生命的祈祷》也放入她的小说《为上帝而战》，她采用的是尼采赋予这首诗的形式——因为“诗行稍长一些可以使之变得更加庄严”；不过，它还是保留了初版时的更加有力的最后几行：“世世代代的生活，思索/请你再次拥我入怀/如果你不能赐予我更多的快乐/至少你还可以赐我痛苦。”1882年8月，在妥腾堡（Tautenburg），莎乐美把《生命的祈祷》拿给尼采看，尼采随后就在瑙姆堡（Naumburg）给它谱上了曲（根据尼采1887年写给他姐姐的信可知，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就有了写作这首曲子的灵感）。在加斯特（Gast）的帮助下，《生命的节奏》一曲完成于1887年，曲中有唱诗班及管弦乐队的伴奏。根据尼采那时写给他姐姐的信可知，1882年9月，德国音乐协会会长里德尔（Riedel）教授曾经为一个四声部唱诗班改编过这个曲子。1887年版的结尾是这样的：“世世代代的生活思索/赋予生命最美好的收获！/如果你不能赐予更多的快乐/你至少还可以把痛苦给我。”尼采没有在文章中提到这首诗的题目，但在他写于1888年的著作《瞧，这个人》（Ecce Home）中，在讨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一书的缘起时，他说：“我在这儿需要声明，关于这首诗有些误会，其实这首诗并非我所首创。这是我很熟悉的一位年轻的俄国女性——莎乐美的天才创造。任何人如能领会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的意义，将会知道我为何要选择它并如此推崇它：这首诗太伟大了，对生命来说，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能赐予我更多的快乐/你至少还可以把痛苦给我。’或许我给它谱的曲子也一样优秀。”莎乐美声称这首爆炸性的诗作的结尾表达了她想彻底拥抱生命的渴望——虽然这种渴望因为没有上帝的存在而被“剥夺”了。莎乐美还说诗的结尾其实是表达了尼采乐意接受命运挑战的决心。见弗洛伊德的评论。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1）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
我们俩产生了相同的感觉、
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
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我们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小，也是惟一的女孩。在我关于家庭的体
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一直影响着我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每当我认识一个男人，我总会感到在他身上隐藏着兄长的形象。不过，这也跟我那五个兄长的性格有关，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因为老大和老四年轻时就死掉了。尽管我的童年常常充满孤独的幻想，尽管我的所有思想和志向的发展都跟家族的传统发生冲突，而且惹出了层出不穷的麻烦，尽管我的后半生一直在国外度过，远离我爱的人们，但是我跟兄长们的亲情一直没变。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但随着时光流逝，我的判断力越来越成熟，这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事实上，在后来的年月里，每当我开始质问或批评我自己的性格，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跟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实际上，我碰到的每一个男人，如果他表现出正直的思想、男子汉的气概或心灵的温暖，他就会唤醒我内心中兄长们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活生生的。
在我90岁的老母亲去世时，兄长们分给了我双份的遗产，尽管两位已经结婚的哥哥有15个孩子要抚养，而我一个都没有。当我追问遗嘱的情况时，他们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决定的事。难道我不知道我一直是他们的“小妹妹”？他们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也叫萨夏①—— 一直像我们的继父似的。他精力充沛，心地善良。他跟父亲一样，在许多圈子里，都非常活跃，而且乐于助人。他有很棒的幽默感，在我所听到的笑声中，他的是最有感染力的。他的幽默感既来自一颗非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也来自一颗充满温暖的心灵；他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得极为自然。在我15岁的时候，当时我在柏林，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收到他的噩耗的电报。我在震惊之余，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现在谁来保护我？”我的二哥——罗伯特，也叫罗巴（在我们冬天的舞会上，他的马祖卡舞跳得比谁都优雅）——多才多艺，而且相当敏锐。他本想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军人，但父亲要他做工程师，于是他真的当了工程师。三哥叫尤金，也叫任尼亚。他本是天生的外交家，但父亲的独断专行也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了一名医生，不过他是个成功的医生。尽管我的兄长们相互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杰出的特点：他们都能把自己彻底地奉献给他们各自的职业技术。我三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对小孩子的兴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私人空间，像个外交官似的，善于保密。我的另一个童年记忆是：他曾因为我公然抵制家规而指责我。有一回，我狂怒不已，真想把一杯滚烫的牛奶泼到他身上，但我却反过来泼了自己一身，烫坏了脖子和脊背。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冲动，三哥也不例外，他兴高采烈地说：“你瞧，这就是你想干坏事的下场。”他在40岁时死于肺痨，好多年以后，我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比如，尽管他又高又瘦，一点都谈不上英俊，但他总能唤起女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激情——虽然他一直没有选定一个女人作为他人生的伴侣。有时我想，他那洋溢的魅力具有某种让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有时，他也表现得非常幽默。比如，有一回，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他突然想跟我交换舞伴，于是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上有了一绺美丽的假发，他那瘦削的身上则穿着一件摩登至极的紧身胸衣。在沙龙舞舞会上，他收到的丝带比任何一个女孩都多，这些丝带都是那些年轻的军官赠送的，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这家有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孩，喜欢独来独往。我特别喜欢平底舞鞋，我一开始上舞蹈课就喜欢穿这种舞鞋，我喜欢在大厅的镶木地板上跳滑步，感觉就像是在冰上。我也会被带到其他宏大的厅堂里，它们的屋顶高得像教堂似的。我父亲的官邸坐落在将军办公楼的侧翼，有些房间很适合于跳滑步，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当我回想往事，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跳着滑步—— 一直是一个人。
我的哥哥们很早就结婚了，当我还在舞蹈班上课时，他们就选定了人生伴侣。他们都是可爱的丈夫和父亲，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和他们妻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每回她进屋时，他都要站起来，我们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站起来。不过，由于他脾气暴躁，有时也会发作。我们这些子女都继承了他的脾气。同时，在他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显示出了真正的无辜和开朗，对此，我们常常当笑话来讲。我们称母亲为默西卡。她警告父亲要警觉点，因为据说有人正在诽谤他。她同时也会指出另外一个人如何如何喜欢他。不幸的是，父亲很快就会把那两个人搞混，张冠李戴。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辉煌的旧京彼得堡，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他享受过人生所有的快乐。他属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一代人，作为一名军官，他还认识这两位诗人。不过，自从他娶了比他小19岁的母亲之后，由于受到一名叫爱肯的来自巴尔干的牧师的影响，他们俩都真正皈依了宗教。那位牧师给彼得堡的福音教派带来了一种热忱而虔诚的精神，那时的福音教派强调道德，枯燥乏味。改革后的福音教派——包括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信徒——跟路德教派一起，在非本地人，也就是非希腊正教教徒中间形成了一种一致的信仰——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都彻底俄罗斯化了。因此我跟教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社会对我的责难，也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另一方面，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不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的话，他会赞许我的行为——虽然他曾经因为我缺乏信仰而感到深深的烦恼，而且他自己也跟德国教会的改革派关系密切——因为正是通过他到皇帝那儿去代为求情，皇帝才恩准改革派教会的成立。父亲一般不发表宗教观点。只在他死后，我得到了他生前个人用的一本《圣经》，在许多段落下他都画了线。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我才得以知道他真正的宗教信仰。我被他那种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
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父亲和我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秘密的爱的表示。我依稀记得，当母亲默西卡进屋时，我们会中断那类表示，因为她不喜欢这种外露的感情表达方式。有了五个儿子之后，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女儿，而母亲宁愿要半打男孩。在他死后，我通读了父亲很早以前写给母亲的信，那都是他在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国外度假时写的。我发现一封信中有这样的附言：“替我吻一下我们的小姑娘。”他在另一处写道：“她是否一直想着她的老爸？”读到这样的话，记忆的暖流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长大一点后，有一小段时间，我曾经为我们所谓的“成长的痛苦”所苦恼——我在走路上有点麻烦。作为对我的一种安慰，父亲给了我一双柔软的红皮鞋，上面装饰着金缨。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路，我感到幸福极了。病痛很快就消除了，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表现出病愈的样子。所以我那温柔的父亲心事重重。不过，他的目标很坚定，他弄来了一根小白桦树枝条，让我拄着走路。我还能想起来，我们在清明的冬日里一起散步的情形。由于母亲不喜欢在散步时挽着父亲的胳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挽着他胳膊的方法。他的步子跨得很大、很稳，而我又是滑步，又是跳跃。在我们居住的地区，有许多乞丐；有一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我想递给他父亲给我的一个面值十戈比的银圆，以学习“施舍”钱的方法。尽管如此，父亲说，我不应该那么样施舍钱：那个乞丐有五个戈比就足够了，他会把另外五个戈比分给他的同伙。当然如果他独吞十个戈比的话，也并不就说明他品格低下。于是父亲严肃地用两枚五戈比的银圆换了我那枚十戈比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2）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现在看来——至少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儿女相比，往往缺乏热情，不管是在爱他们还是在反抗他们时都是如此。我对他们意见的同意和反对都有一定的限度，总是保留着一些自由的空间。在我上学时，这种“自由”情绪表达得更加过分。由于我们在家里习惯于只讲法语和德语，所以在我上了几节必修的俄语课之后，我抱怨说自己还是没有把俄语学好。父亲突然决定允许我只去旁听俄语课，他大笑着说：“对她来说教育不是必需的。”我不知道，他何以会欣赏我的偏见。
我想，我的哥哥们也享受到了这份来自父亲的自由，这使他们跟父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温馨而信任的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晚年都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我在那种温馨和信任的关系中，保持静默和自我。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忘掉了当时的年龄，我只知道自己已经上学了，在俄罗斯小孩子上学的年龄至少是8岁。我们的德国狗吉姆卡得了狂犬病。那时候，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在大街上，有许多野狗放纵地跑来跑去，狂犬病往往通过啃咬传染给家养的宠物狗。由于这事以前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我们没能马上意识到。有一天，我正要去上学，我们家那可爱的狗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腕，我并没有多想。当我放学回家时，吉姆卡已经杳无踪影：它疯掉了，有人来把它抓走了，被带到附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观察，就在当天晚上被打死了。不过，它在咬我的几乎同时还咬了在我们家管洗衣房的女仆。由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她才去看医生，所以医生宣称，她已无药可治（那时人们都认为狂犬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我也惊颤不已，可怕地想着：家人会觉得我随时可能发疯。每次我跟哥哥们打架时，他们都害怕我会咬他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偷偷感到害怕。我在了解其他事物的时候，了解到了恐水症的症状，从那以后，我会整夜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用水刷牙而忧虑。幸亏我不知道这种症状也表现出对茶和牛奶的恐惧。不过，我了解到了另一个情况，即疯狗首先会攻击它们自己家的主人。于是我心惊胆战地相信，我要面对的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会去咬爸爸。”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最爱的是父亲——尽管我没有意识到这同时意味着我不那么爱母亲。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我能回忆起我童年时期的一个情景。那是在夏天，母亲常常带着我乘着敞篷汽车去海边玩，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我能通过澡堂的一扇小窗，看见她在水池里戏水，我会冲着她喊：“默西卡，你能潜到水下去吗？”她会大笑着回喊道：“可是，亲爱的，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淹死的！”听到这话，我会用标准的俄语，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喊道：“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在我心里，我没有分别对待过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父亲一贯以最优雅的骑士风度对待母亲，我也总是像他那样崇敬母亲。可是，当我长大了点的时候，我对母亲的尊敬并不总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扇门锁着，钥匙找不见了，哥哥们跑来求我帮忙，我不用任何器具就成功地把门打开了。当我以胜利的口吻向母亲讲述这事时，她问道：“你用什么东西把门打开的？”我答道：“用手指啊！”我注意到她的脸几乎变成了石头。她只说：“我从来不敢那样回答我的母亲——我不认为你会用脚去开门！”我盯着那不可知的天空，浑身像冰冻了似的，我没能向她解释我真正的想法。
尽管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个性都比较倔强，而且有共同的信仰），但父亲和母亲相当默契。他们一直都忠于对方，互相信任和理解。他们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自己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整个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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